治理态理论视域下的风险社会治理#br# #br#

风险社会治理研究需要从基础理论上加以把握。可借鉴福柯治理态理论，分析基于现代性的风险社会特征，以新的角度对国家治理作宏观与动态理解，从而寻求达成风险社会治理的一般性理论。治理态理论主张现代国家治理是基于国家理性且根本目标在于规避不确定性的专业化管理领域，而作为“第二现代性”典型体现的风险社会的最根本特征是其系统性、不确定性以及实践与知识的专门化。因此，治理态理论为风险社会治理的一般理论提供了根本性概念架构。同时我们特别需要警惕，制度僵化和过度治理由于制度、文化及技术原因正成为当代社会治理的潜在陷阱。     

现代性视角下的乡村治理研究:向度与缺失——以信息技术为例

在现代性视角下,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通过注入和培育现代性因素以推进农村现代化。现代性因素总体由感性层面、理性层面和反思-超越层面构成。目前,乡村治理研究基本关注到了既存于农村的各层面的现代性因素,但缺乏对理性层面中技术理性因素的研究。技术理性因素是影响现代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力量之一,如今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理性因素在农业、农村和农民生活中迅速增长,需要乡村治理研究者揭示其蕴含的政治与社会逻辑。     

能源治理研究述评

近年来全球能源治理成为国际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热点.能源治理起源于全球治理对能源方面的关注,旨在促进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安全、经济发展,多边应对能源贫困、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全球性危机.从国内外能源治理相关文献入手,结合G20峰会的最新成果,围绕全球能源治理的研究现状、概念内涵及研究热点问题对能源治理研究开展综述.结合我国发展现状,理清我国参与能源治理的态度.     

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内在联系

宏观的全球治理与微观的地方治理，在治理过程中，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全球治理和地方治理，还是从现实的发展角度考察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两者都处于动态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关系之中。     

全球市民社会的内在困境分析

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问题已经超出了民族国家治理能力的范围.从长远来看,以全球市民社会的培育为重要依托的全球治理将会成为传统国家中心治理结构最有力的挑战者.然而,当前"全球市民社会"的培育处于重重困境.首先,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价值观与社会治理传统的明显差异;其次,超国家、国家和次国家层面的问题相互联动,极其复杂;再次,国家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使得人们对全球市民社会能否真正发挥其作用心存疑虑.     

"多中心"视野中的现代大学治理

在"多中心"理论视野中审视现代大学治理,不难发现,大学治理的现代性与多中心理论的思想基础非常契合;根据多中心理论,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协商应该成为现代大学治理的主要形式,而现代大学的治理变革也必须体现这种多中心的特点:防止政府权力的越位、建立开放的治理结构和灵活的协调机制.     

智库全球治理能力：理论建构与实践分析

本文提出一个“智库全球治理能力”分析框架,并对中、美、英三国智库的全球治理实践进行比较分析。在全球治理进程中,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智库与国家各自作为施动者与国际体系中的其他智库以及其他国家行为体进行互动,从而形成全球治理的结构。这一全球治理结构即行为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形成共有观念,建构了全球治理中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并影响其行为,进而推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智库一方面生产观念,另一方面通过全方位的舆论传播和跨国网络的建构,推动了各个国家之间的互动和共有观念的形成。“智库全球治理能力”具体分为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供给、舆论影响力传播、跨国智库网络建构三个维度。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伴随着市场因素的渗入,现代性的社会图景突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乡村地域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均发生了巨大转型,解构了原本传统的乡土文化,亦间接地削弱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认同感,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凸显。在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村民个体与村落社区的社会关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村民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萎缩,私人生活领域扩展,社会成员对村落公共事件的关注大大削减。正确把握乡土文化对村落地域变迁的意义,重新整合乡土公共精神,对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研究极富重大意蕴。     

论全球治理与国际法

无论是在全球治理的理论分析上还是国际法学的研究中,准确理解全球治理与国际法的关系,都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全球治理必须在国际法的原则与强行法的约束下进行,而具体的国际法律制度则成为特定领域的全球治理的主要工具.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是推动全球治理走向“善治”,并维护治理过程中的“公正”或“正义”.全球治理不仅引发国际法规模的扩张,也促使其向“良法”转型.国际法与全球治理之间将有着一个漫长的互动过程,表现为一种相互依赖的正相关关系.     

管治的起源、概念及其在全球层次的延伸

“管治”原意指控制、指导或操纵 ,但近十年来 ,其内涵脱离“统治”的概念 ,得到了新的发展 ,更着重于政府、私营机构和市民之间的横向协调作用 ;总结各种定义 ,“管治”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自组织调节方式、多样化的行为者、互动过程、国家的“元治”角色等基本方面 ;此外 ,“管治”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属于全球化和跨国组织的领域 ,即“全球管治” ,其作用的发挥首先在于如何实现全球自组织模式的问题     

环境治理模式研究综述

我国的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综合性要求环境治理模式的不断优化,合作式的环境治理成为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共识。为促进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的进一步研究与实践,通过整理与归纳国内外相关文献,分别阐述网络治理、协同治理、多中心治理和整体性治理4种主要的环境治理模式以及这些治理模式在我国环境治理研究中的应用。我国环境治理模式应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区域的环境状况,并促进治理模式的融合集成,以实现环境包容性治理。     

我国公司治理模式之构建

由于各国公司所处环境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也有所不同。运用代理理论剖析西方发达国家公司治理模式的异同,分析其有效性、不足及发展趋势。结合我国目前的国情,构建适合我国公司治理模式——二元共同治理模式,提出分类实施的思路。     

论文明的发展趋势——生态文明

从属于地球共同体的人类文明走过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又演绎出今天的现代全球文明。现代文明的缺陷引起地球共同体终结的危机。因此人类文明需要进入新的发展过程，而走向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和地球共同体的未来，这需要克服实证科学语言所具有的单一性，以东方占优势的类比思维来弥补西方实证科学逻辑思维的不足。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有着相互的关联。西方的逻辑、东方的关联和类比，都是走向生态文明的必须。     

回应性治理视野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我国国家治理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陕西省石泉县社会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表明:推动形成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科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更离不开政府组织对社会的积极回应和有效治理;与单向度治理、科层化治理相比较,回应性治理以执政党和政府的使命驱动为根本前提,重视人民合理诉求的便捷式传达,治理过程注重治理主体的积极回应,把增强基层善治能力作为回应结果;通过治理主体协同化、治理理念积极化、治理方式精细化、治理目标人本化的实现机制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在党政部门与社会群众的双向积极互动中达成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公共事务预期治理效果,以此助推基层治理迈向现代化。     

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反贫困治理体系的创新维度

反贫困治理体系创新既是帮助穷人的民生工程,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中国的反贫困正在从临时的、项目制的治理转向制度性治理。为了提高反贫困治理绩效,中国政府在反贫困治理体系方面做了大量创新,其中4个维度的创新对国家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反贫困治理重心的下移,包括扶贫理念贴近群众、帮扶措施要精准和工作人员下移;二是反贫困协作治理框架的形成,包括跨部门领导小组及多部门参与反贫困措施和贫困县涉农资金县级整合;三是反贫困中不同利益主体参与的扩大,包括目标人群、社区居民、合作社、第三方机构、商业主体的参与;四是反贫困治理工具措施载体的多样化,针对多样性的致贫原因实施多样化治理的工具,并探索治理工具的时空组合。当然反贫困治理体系机制改革在这4个维度仍有许多亟待探索研究之处,如基层单位自治能力的提高、长效机制的建立、内生动力的强化、商业盈利与扶贫效果的平衡以及政策实施过程的完善。     

村庄治理中的制度和资源——基于G村土地事件的分析

本文以一则农村土地事件作为分析个案,发现治理制度的变异运行是土地事件的起因,在村委会变性的情况下,村民只能自行组织抗争以维护利益。自然村的治理资源在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些治理资源没有运用到日常治理中。治理制度和治理资源的分离导致冲突产生,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治理制度和治理资源的进一步融合。     

基层治理精准化:意义、内容与路径——以重庆市沙坪坝区联芳街道为例

精准化是在复杂性时代背景下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也是检验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基层治理精准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基层治理精准化十分必要也极有可能.就其内容而言,在横向上涵盖基层治理的各个方面,如党的建设精细化、经济发展精明化、社会治理精巧化、公共服务精心化、志愿服务精品化、信息系统精密化;在纵向上包括以人为本、法治、科学的价值体系、"一核多元"的组织体系以及各项支撑性制度体系.就其实现路径而言,主要包括7个方面,即以群众满意为目标、以需求导向为前提、以协商民主为抓手、以组织联动为关键、以队伍建设为重点、以考核监督为保障、以"互联网+"为载体.     

公司内部治理及其外部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以及中国各经济领域逐步对外开放 ,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弊端日显突出 ,文章首先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主体谈起 ,继而谈到公司内部治理 ,最后论述公司内部治理可以通过公司外部治理顺利完成而得到解决。     

从“内生治理”到“事件治理”：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

以一个传统农业型村庄为个案,从治理的视角,讨论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20世纪80—90年代的土地调整主要通过具有村社理性的土地共识和组织基础实现村庄土地的动态流动,是村庄内生性的治理。税费改革后,以个体化、市场化为取向的三农政策的落地使得村庄内部土地利益分化,村庄治理失效,因而形成难以克服的调整困境。由于村庄难以实现土地利益平衡,村民通过事件化的策略行动向基层政府施压,基层政府不得不以事件治理的方式实现土地调整。事件治理型土地调整是基层政府治理资源和治理原则双重缺乏的权宜结果。土地调整的变迁显示了当下农村政策的推行中,如果只注重国家力量,而不充分考虑村庄内生的治理逻辑,将会导致层出不穷的基层治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