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楚竹书《诗论》之说"好色"谈《毛诗序》的旧争议

<毛诗序>之作者与大、小序的关系始终是<诗经>研究史上的热点,却由于<诗经>的传授系统在汉代以前缺乏可以论说的可靠材料,争论多停留于推测,聚讼纷纭而无进展.楚竹书<诗论>的问世,提供了先秦儒家的传诗及诗论的可靠材料,可以推动旧问题的新探讨.楚竹书<诗论>以"好色"说<关雎>,反映了孔、孟以人之情性本然为礼乐教化的基础这一重要命题.荀子坚持了这一论点.<毛诗大序>中也有这一思想的表现.但是,<毛诗小序>则完全否定情性而以史说诗,强调政治讽谏之用.因此,据说是传于荀子的<毛诗>,其中应有后人学说的掺入.而考察先秦儒家<诗>学与今传<毛诗>的关系,楚竹书<诗论>是一个重要的参照.     

《诗》在先秦的文化功能与意义变迁

<诗经>是中华民族祖先探讨世界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最初结晶,是中民族最古老的生命之诗.<诗经>的编订成集不单纯是一种文学作品在民间流传与筛选的自然结果,促成<诗经>结集的"采风"与"献诗"属于政府行为,它是王朝天子了解臣意民风的重要途径.<诗>是周王朝礼乐教化的主要载体,担负着整合社会的价值导向的功能.<诗>在春秋时期被广泛应用并走向形式化,其原有意义诉求与礼乐教化功能日渐丧失.     

"思无邪"与儒家伦理教育

"思无邪"不仅是孔子对<诗经>的总体评价,也是孔子"诗教"的目的和要求.以"礼乐教化"形式出现的先秦儒家伦理教育,包括了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审美教育等多种教育."思无邪"并非简单的强制人的思想行为必须符合一定的社会规范,而是注重引导人的内在精神境界的升华,超越物质欲望的束缚,以个体审美人格的完成契合于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汉宋诸儒拘于其社会的政治伦理要求,未能对此作出正确理解,致使社会道德建设方面出现诸多弊端.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在道德建设中如何引导人们正确对待物质享受,正确处理物质欲望与精神需求的关系,促使人的全面发展,是可以借鉴传统文化的儒家礼乐教化的.     

从"斯密问题"看人性

古典经济学把人都假定为是自利的经济人.但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人性是利己的,而在<道德情操论>中又强调人性是利他的,这就是"斯密问题".对"斯密问题"的诠释推动了人性理论的发展.而持自利经济人观点的经济学家不断退让,说明人性是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自利经济人不过是"物的依赖性社会"即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人性的表现而已.     

司马迁对“六经“”与史学关系的认识

在对"六经"的认识中,司马迁具体阐述了"六经源于史"的观点.他对"六经"性质的认识接近儒家弟子的观念,而不同于道家的说法.但"六经"并不是他心目中的史书,他明确提出<史记>与<春秋>的区别,<春秋>是借"史"而"言道"的经书,<史记>是载道之"史",从而在中国古代最早提出了"经史有别"的观念.     

《茗柯词》变相《风》、《骚》创作意格--论清代常州词派代表张惠言的创作实践

张惠言是清代常州词派的开创者,他以传统儒家之"忠爱悱恻、不淫不伤之旨"为其词学理论基础;以<风>、<骚>的文学精神为其创作典范"感士不遇"而又"主文谲谏",寻春惜春,以立意为本,咏物抒情,重比兴寄托.主张崇比兴,区正变,知尊体.张惠言的<茗柯词>基本上体现了他这一词论要旨.     

《墨子》"非命"与儒家的"命"

<墨子>对儒家的"命"观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并没有全面把握儒家复杂的"命"观,没有看到儒家的"命正论"因素;同时对儒家"命定论"提出的背景及其积极意义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儒家的"命定论"核心观点是,富贵穷通是由"时"、"命"决定的,面对选择人不应患得患失,而应"行其义"、"知其不可而为之",实现"仁者"、"贤者"、"圣者"的高贵价值,<墨子>指责的俟命殆事并非儒家"命定论"的应有之义.<墨子>的偏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儒家的"命定论"具有负面效应,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中;儒家后学也有将"命定论"引向消极的弊端;同时墨家自身理论目的是社会实践,而非理论探讨,使之无暇对儒家命观进行细致的整理分析.     

《礼运》篇出于荀子后学考辩--兼谈《礼运》与《易传》的关系

儒家名篇<礼运>由于种种原因,古今学者多认为是孔子或其门人真言.本文通过<礼运>与荀子学派观点多方排比考订,发现<礼运>的内容与荀学主要体系大致相同,两者有直接的关系.<礼运>在传承过程中,受到荀子学派之<易传>的明显影响,可见<礼运>出自于荀子及其后学.     

论庄子内圣外王之道

从<庄子>的<齐物论>到<天下>,再到<天道>的主要段落中,可以看出庄子内圣外王之道思想的逻辑发展过程.庄子内圣外王之道的主要特征是以道家的因顺自然为出发点,并汲取儒家的仁义说与人伦观,以及法家、阴阳家等学派的部分思想,最后又以道家的因顺自然为归宿.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庄子有关道术之全体大用思想的完整体现,因而可以看做是他晚年的思想定论.     

婚俗与伦理之错位——从“刺宣姜文姜淫乱”说起

在历代治诗、论诗者当中,有不少人对<君子偕老>、<鹑之奔奔>、<墙有茨>、<南山>、<敝笱>、<载驱>六诗的诗义执直接或间接刺宣姜或文姜"淫乱"之说.其实,宣姜、文姜的所谓"淫乱"是事出有因,如果我们从春秋齐国的特殊文化背景去考察,最后得知,宣姜、文姜的行为不属个人淫乱,而是一种大众化的社会行为.之所以<诗经>六诗的诗义探究者们冠以"宣姜文姜淫乱"的恶名,是历代治诗方法的错位和儒家伦理思想影响所致.     

儒家礼乐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中华民族精神

“礼”与“乐”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创设了旨在让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在“礼乐”的约束下和谐共处的社会理想,并使古老的“礼乐”观念逐步升华为全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和认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儒家礼乐文化的本质是等级秩序与和谐的对立统一。“贵和”是礼乐文化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和”既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主张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实现大同理想社会。这种观念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直至今日,儒家礼乐文化这种“贵和”的价值取向对我国现代和谐社会的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     

“礼乐之和”与儒家艺术精神的建构

“礼乐之和”是儒家对关和艺术本质及价值的思考，是儒家美学思想和艺术精神的理论抽象。“礼乐之和”体现了美和善、情和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多方面展现儒家实用功利主义美学思想。     

儒家诗教与“礼乐”传统

从典籍中关于"礼乐"传统的记叙和<左传>中的引<诗>赋<诗>例看,早在孔子诗论之前,作为儒家诗教基石的功利诗学观和"中和"艺术现已具雏形,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以孔子诗论为源头的儒家诗教,只是对"礼乐"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并不具备原创性.儒家诗教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量,其根本原因在于它脱胎于有着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礼乐"传统.     

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

隋前乐府习称古乐府,隋唐以来古乐府地位日高,甚至成为与《诗经》相提并论的经典。从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可以清晰揭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隋代王通《续诗》开启了古乐府经学化历程;唐代李白古乐府学从学理化、经学化、楷式化三个方面推进了古乐府经典化;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和郑樵《通志二十略·乐略》使古乐府经典地位获得了学理支撑;元代左克明《古乐府》为文人创作古乐府提供了简明读本,对古乐府的楷式化有所助益,杨维桢大量拟作古乐府彰显了古乐府的楷式地位;明代复古思潮兴盛,对古乐府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均有推进,在揭示古乐府艺术成就、推尊古乐府体式方面均达到顶峰;清代朱嘉征《乐府广序》将古乐府经学化推向极致,朱乾《乐府正义》在义理阐发的同时兼顾史实考证,对朱嘉征的极端经学化又有所纠正。     

“认识论障碍”与儒家礼乐

为研究儒家礼乐的认识论障碍,从认识论障碍的概念着手进行研究,认为从认识障碍与认识论障碍两个概念出发,可以较好理解儒家伦理特别是礼乐教化与修养的意义,了解礼乐对于克服人们之间限制性的重要意义。认识论障碍是因有认识障碍,不过前者强调认识中的个性因素导致人际之间对同一对象或概念解释上的差异,后者突出包括这些因素在内的那些影响人们把握真象的要素。为了克服与超越认识与认识论障碍,达到主体间的交往与沟通,力求在不同的解释和认知中找到可以沟通的根据或普遍性条件,所以它们都可以看作广义的克服认识论障碍的活动。人们如果不是在相互之间比谁更阴暗和残忍的话,那就需要以礼乐来安排和规范本能,然而礼乐都可能被其外在形式所遮蔽,还是没从根本上超越人类交往和认识的所有障碍,所以它们不能取代个体自觉的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     

对墨子批评孔子儒家的几点看法

儒墨对立,这是春秋之际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墨子对孔子儒家的批评,主要表现在对"天"、"鬼"、"厚葬久丧"及"礼乐"方面。这些批判的中心内容,则是墨子的"兼爱"与孔子儒家有差等的"亲亲"之爱的矛盾,是维护以血缘宗法制度为目的的"礼乐",与舍弃这个"礼乐"的矛盾。其矛盾则是春秋时期礼坏乐崩,新旧思想冲突的必然结果。     

"移风易俗":中国古代的审美意识形态命题

"移风易俗"是中国古代的审美意识形态命题,它在古代美学史上的发展可分为四期:先秦,荀子基于性恶论,主张以音乐和谐情感的作用,弥补礼义强扭人性的刻意、划一之偏,首次提出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性的移风易俗命题;秦汉之际,<乐记>从理论上进一步突出了命题的意识形态性,而<吕氏春秋>、<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修正并重新解释了该命题;到汉代,由于谶纬迷信的泛滥,命题的意识形态性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被相应地神学化,后经<白虎通>的阐释,该命题被正式颁布为官方意识形态;魏晋时期,嵇康从道家自然人性论出发,否定了音乐移风易俗的道德性、神学性及政教性,弱化了命题的意识形态性.     

先秦儒家论和谐社会的构建——兼论其对当代中国和谐社会法制建构的精神意义

先秦儒家在创造性地阐释礼乐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针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困境,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方案。他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是一种与人性培育紧相关联的礼制秩序和礼乐文明,它兼具等级划分和仁爱互助的两种功能,其实现的关键在于作为政治中人的“君子”必须“克己复礼”。这与当代中国所追求的法治文明与和谐社会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但它仍能给予当代人们以重要的思想启迪。     

论周济对词学兴寄论的新阐释

比兴寄托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相当古老的理论 ,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张惠言注重政教 ,却又受经学的影响 ,限制了作者兴会与才情的发挥 ;董士锡偏重于艺术表现 ;周济则融会二家而包容之 ,既承认其上攀《风》《骚》 ,注重意格的一面 ,又强调了审美之特征 ,将寄兴的理论充分运用到其创作论中 ,提出了“从有寄托入 ,以无寄托出”的著名理论 ,从创作过程入手 ,对比兴寄托的实际运用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中国古代音乐的表达要素与社会价值

音乐是人类伟大的发明之一。而中国古代音乐更有其自身的特色,中国人对音乐有自己的认识。中华民族从音乐中获得了无穷的智慧,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并感受到了音乐重要的教育作用和启示。世界各地了解中国的人们都认为“中国是礼义之邦”,其实中国也是礼乐之邦。因为中国古人非常注重以礼约束人们的外部行为的同时。也很注重以乐陶冶人们的性情,引导人们去恶从善,所以中国古代音乐在教育方面也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和教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