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校《仪礼》不从误字、衍字、倒文、坏字考

《仪礼》在汉代有今古文两种本子。两种本子在长期传抄过程中都难免产生误字、衍字、倒文、坏字。郑玄在给《仪礼》作注时,凡遇误、衍、倒、坏之字则皆不从,而必择无误之字从之,而不论其为今文、古文,从而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校勘精审、错误较少的《仪礼》,并流传至今。本文尽索《仪礼》中郑玄所不从之误、衍、倒、坏之字例而一一考辨之,以明郑玄之所以不从之由。     

林大椿校勘明代吴讷《百家词》得失平议

林大椿《百家词》校勘本为当今吴讷《百家词》之通行排印本。林氏对《百家词》的主要贡献是他在历史上第一次对《百家词》的编者、编辑及抄录时代、体例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考述,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其校勘本身也使错漏百出的原抄本变成一个可以"披卷诵读"的版本。其缺失在于林本并未遵偱传统的词籍校勘法附列校记,在《百家词》校勘中,面对不同版本的异文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改定,并且存在大量的随意变改完全没有其他版本依据的文字,这既违背林氏自己初定的《校勘标准七例》,更大大失却吴讷《百家词》原貌,如用之校勘他本词集,则"殊不足据"。     

论吴汝纶的校勘学思想

吴汝纶是近代著名的桐城派文学家，他在校勘学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所校书籍巨富，于经史子集均有所涉猎。他在长期的校勘实践中既重视版本的考订，又主张保持或恢复古书的原貌。同时，坚持训诂、义理、文章三者兼顾的校勘理念，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校勘思想。     

郑文焯批校《梦窗词》研究

1899至1911年间,郑文焯数次批校《梦窗词》,以词话的形式评鉴艺术风格、审定声律、疏证典故与词意、校勘词作异文,显示出他重声律、以宋校宋、把批评的艺术灵感和校勘的实证方法相结合的校勘特色。他注重总结词籍校勘理论,其校勘成果和方法得到朱祖谋的借鉴,促进了《梦窗词》定本的形成和清末词籍校勘学的兴盛。他对梦窗词深于寄托、严于声律、空灵在骨的重新评价,也推动了清未词坛的学吴风气。     

略述郑玄校勘《三礼》所遵循的原则

《三礼》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异文。东汉末年的郑玄在为《三礼》作注的同时,也对这些异文作了校勘和取舍。其取舍异文主要遵循以下几项原则,即：字义贴切的原则,习用易晓的原则,合理的原则,符合规范的原则,不轻改字的原则（在《仪礼》中则为存古字的原则）。郑玄校注《三礼》的目的,是为使经义得到准确表述,而又明白易晓,且于每一字之取舍,既考虑其用之于此是否合理,又考虑其字是否符合规范,同时竭力保存古字古义,以期尽量恢复礼书初本之面貌。因此经过郑玄校注的《三礼》能够成为当时最好的本子,且一直流传至今,而其校勘《三礼》所遵循原则,也可为今人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辽萧孝恭墓志铭》校勘

本文主要根据原拓本,校勘《翁牛特旗志》收录的《辽萧孝恭墓志》志文,订正了原拓本的错误。关键词：辽代;墓志;校勘     

郑文焯词籍校勘论略

晚清之时词籍校勘开始兴盛,晚清四大家之一的郑文焯是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认识到校词与校经史的差异,反对妄校与昧于裁决.在校勘过程中不仅关注字、词讹误,还着重考察词集名称与版本流传.他在校勘实践中又有诸多异于他人之处,如把校勘与评论结合,详细考证本事,依律校词,阐扬入声字,这也成为其词籍校勘的特色.郑文焯的词籍校勘实可为清季民初词籍校勘学的股肱.     

黄侃巾箱本《广韵》校勘及其音韵学研究

自清代以来,学者们十分重视《广韵》的校勘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黄侃继承清代传统语言学成就,在《广韵》校勘及其音系研究上开掘甚多。黄侃独特的批校方式,与清儒迥然不同,他把校勘重心放在《广韵》音系的整理上,归纳《广韵》韵类与古韵的关系,梳理《广韵》又音,探寻《广韵》韵字与《说文》的关系,阐释文字孳乳变易过程,努力使《广韵》研究与《说文》《尔雅》结合在一起,使得音韵、文字、训诂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系统。所以,黄侃不仅校勘《广韵》,而且通过校勘《广韵》进行音韵文字的综合研究,以探讨《广韵》当时编撰上的问题。文章循此思路,把研究重点放在黄侃与陈澧《广韵》音系的比较上,并就陈澧《切韵考》中的《广韵》韵类与“增加字”等与黄侃批校之关系做了深入探讨,从而全面展现黄侃音韵学之渊源,总结黄侃校勘中之得失。     

颜之推在校勘学上的成就

颜之推是北齐著名的学者,其著作《颜氏家训》不仅发现并纠正文献中存在的错讹,对于文献校勘问题也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提出了不少卓越的见解。试图对颜之推文献校勘学上的成就进行总结,并对他采用的校勘文献的方法进行考察。     

《灵枢经》史崧注疑误辨证

《灵柩经》史崧注是宋代语音研究的重要资料,对于《灵枢经》的研读也有帮助.人卫版《灵枢经》史崧所注反切、直音和释义内容的校勘尚有疏漏,试举出7则,予以辨证.     

吴廷华《仪礼》学研究浅析

在康、乾时期“兼采汉宋”学风的礼学思潮下,吴廷华顺应和张扬这一治学风尚,其研治《仪礼》在以郑玄注和贾公彦《仪礼注疏》之说为主的基础上,又广泛吸纳往哲时贤的训释成说,从辨明诠释是非入手,结合自身的诠释思考与理念,形成新的训释结论,广综博取特性鲜明。《仪礼章句》体例划一,着眼于简明疏解《仪礼》本经,在离章析句、校勘、释音、仪制训解等方面,皆形成了自身的诠释特色,为乾隆前期《仪礼》学的传播,发挥了其他著作难以替代的“学礼者阶梯”作用。     

《〈尚书〉平议》通假借校释方法评议

通假借是俞樾《〈尚书〉平议》的一种重要校释方法,其特色主要表现为对假借或通假理论的正确认识和综合运用。对之进行评议,以求比较同类研究,客观公正地评价并确立俞樾在训释校雠学术史上的杰出成就,对于《尚书》学史及汉语训诂学史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改动原本的得失

对元遗山诗集首次进行全面系统校勘的是施国祁。其得处在于径改原本正文的讹误，省却了读者的翻检之劳；其失处在于替作者改正错误，求是不求真，有悖于元诗原貌。     

谈毛晋《宋六十名家词》的文献编纂——读《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词曲类》对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有很多的评判。四库馆臣首先肯定其在考据、流播诸方面的功绩，但更多的是指摘，比如指责其不重底本、校勘草率等。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毛词刻本确有不足——其实校书如扫秋叶，旋扫旋生，毛晋如此大规模的刊刻词本，怎能保证没有一些疏漏？二是，清人对前朝文献本能地带有主观拒斥的态度，有时甚至不免吹毛求疵。这除了政治的因素以外，更主要的是两种学术传统——汉学与宋学的冲突，这种现象的产生实际不过是学术史上的“破立”之例罢了。     

规范与实践:文学古籍校勘漫议

古籍整理与校勘工作密不可分。研究指出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校勘学原则与规范应当继承发扬,认为对不同的古籍与不同的需要,校勘方法应有所变通,校勘记的表现方式也要随之有所不同,同时要杜绝文学古籍校勘工作中的一切随意性。     

论顾千里对校勘学的贡献

顾千里是清代嘉庆、道光间的著名学者 ,精于校勘之学 ,所校勘的典籍广为流布沾溉后世 ,被誉为“清代校勘学第一人”。他特别注重收罗众本 ,辨明版本源流 ,讲求不同版本的互勘 ;多本互勘 ,至顾千里而益加精密。其“不校校之”原则决不是无所作为 ,也不是想当然地乱改古籍 ,而是“不校”与“校”的结合运用。顾千里把古籍校勘的实践与理论都推向了一个高峰。     

翁方纲“肌理”说研究现状思考

向来关注翁方纲的学者，都绕不开他的“肌理”说。通过梳理二十世纪以来对“肌理”说的专门研究，发现自郭绍虞先生将“肌理”定义为义理与文理，并将其他概念都整合在二者之下，后来的研究者都没有脱离这个思维定式，因此，整个“肌理”说研究，一方面出现简单概括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无法完美解释翁方纲诗学的其他概念，又在阐释其他问题时忽视了“肌理”概念的形成时间，导致出现错综的情况。近来研究者对“二元论”的苑囿有所突破，但对“肌理”说内涵和地位的认识仍不足，而翁方纲诗学在清代诗学史上的地位，也没有得到最终的确立。     

李如圭《仪礼集释》申注特色探析——李如圭礼学研究之解经学考察（二）

在宋代《仪礼》学研究史上,李如圭的《仪礼集释》是一部重要的纂集体著作。该书在全文据录郑玄《仪礼注》的同时,又增设＂释曰＂部分,或是对《仪礼》的某些经文加以阐释,或是对郑玄的某些注语加以笺识,突出反映了李如圭在《仪礼》研究方面的具体创见。通过对这些＂释曰＂申注类释语的剖析,可以发见,无论是在对郑《注》语词的释注方面,还是在郑《注》礼经仪文节度训释的申解补充方面,也无论是在先秦儒家典籍的语料引证申注方面,或者是在郑《注》校勘语料及其语词的释音申注方面,李氏《集释》都形成了自身独到鲜明的申注特色,在整个《仪礼》学史上占据了一定的重要地位。     

巨灵与泰斗：梁启超史学研究述略

梁启超一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是史学。其史学研究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受进化论观念影响的初期;2．创作《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并对旧史学进行全面解剖的成熟期;3．重在开拓史学研究方法的总结期。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产生于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他提出的历史研究法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大胆地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梁启超的史学实践内容广泛,几乎涉及了史学理论和史书撰写的各个方面,且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影响深远的成果。粱启超的史学研究特点鲜明：气象宏阔、重视历史整体、重视史学研究的量化、重视科际整合的特点等,可谓不折不扣的“大历史观”。粱启超善于新旧史学比较、中西史学比较,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和参考价值。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家严谨治学的精神,在史学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学风,真正做到把“存真”贯穿于史学研究方法上,展示“客观史学”之大旨。梁启超史学研究有着中西史学交汇的背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传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