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玛“求子”仪式中的符号化空间——以剪纸“天门”为中心

梯玛仪式“玩菩萨”中的剪纸、绘画使用了大量的形象性符号,包括剪纸天门、天梯、天钱、纸人纸伞、穿衣儿粑粑、神案等,考察其在堂中各自的位置、数量、用色及形式,从艺术形态学和美术人类学的角度出发,结合梯玛自己的解释和在仪式中的具体作用,同时与其他民族民间同类剪纸做比较,对“玩菩萨”仪式中的图像符号做深入的分析。并以“求子”一节为例,分析符号组成空间,符号在特定的空间情境中产生意义,阐明民间神圣符号在组成仪式空间情境中的作用,研究剪纸、绘画等符号在空间情境中意义的转换,体现出民间艺术、民间思维中象征性的特点。     

乡村文化传统的实践与乡村文化振兴——以清潭街“舞草把龙”为例

“舞草把龙”是清潭街重阳节期间流行且带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标签的特定仪式,将其置于人类学视野下,追溯并描述其缘起与流变,挖掘其在特定情境中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对维系乡村社会生机活力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清潭街“舞草把龙”仪式的社会实践,即“舞草把龙”仪式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被列入“刘三姐文化”旅游节等种种事项,不难发现“舞草把龙”仪式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研究认为,这主要归因于“舞草把龙”仪式本身具有社会互动功能、情感联结功能、教育传承功能、社会控制功能。但仪式空间式微、仪式主体缺失等潜伏性危机不容忽视,亟待破解。而时下积极倡导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的合理开发与乡村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了契机。     

社区治理中民间法的文化内生性规范作用及改进

民间法具有地域属性和文化属性,是一种内生文化性规范。社区治理是民间法作用的一个重要场域。民间法在社区治理中具体的存在形式有日常交往习惯、与特定文化传统或民族节日有关的仪式或习俗、婚丧等的特殊事件和日子中的仪式要求或行为准则、民间商业或交易惯例,以及与民间信仰相关的一些仪式、禁忌或习俗等。民间法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指南针""粘合剂"和"传输器"等作用。改进民间法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应当从规范合作的视角改进民间法与国家制定法的联结关系,促进民间法与社区治理公共政策和软法等规范形式的良好互动与衔接,并强化民间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社区治理中的存在。     

国家与社会:明清的里社制与乡村秩序———以徽州“社会“为线索的考察

明清国家法律规定了里社制,随着里甲赋役制度的变革,里社制却逐渐废弛,被民间“社会”与民间信仰所取代。 “社会”在长期的祭祀活动中,因为社会关联形成集体意识,这种共识可对超出村庄、宗族的公共事务发布禁约,从而产生地区公共秩序。 国家法律与乡村秩序相互影响,在国家法律下行之时,乡村秩序则自生自发地生成回应型规则,认识和协调二者之关系,对于乡村治理有积极意义。     

葬礼:面对死亡的社会安排 ———城市环境下葬礼仪式浅析

通过实地观察和对殡仪馆工作人员的访谈，描绘了天津市城市内部现有的国家规范框架下葬礼仪式的具体过程以及附着在这个框架下的民间习俗的现状，试图通过对国家规范框架下的“正式”葬礼仪式及与其相对的“非正式”仪式——家庭告别仪式的程序形式的简略描述，展现在城市中普通个人的葬礼基于公共环境和家庭环境不同场景所采用的不同仪式过程。这是民间习俗对规范仪式的补充，同时也是“正式”规范对这种“非正式”实践的通融和消化。在描述现状之外，作者试图讨论蕴含在葬礼仪式中，不同死亡个体的葬礼仪式形式、规模及参与者等方面的区分所展现出的一种社会对死亡个体生前所处社会结构地位的认同，这种认同不仅反映了仪式所处社会背景的秩序和结构，也强化了这个社会的秩序和价值判断标准。     

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传播中“符号之维”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路径

“读图时代”的到来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世界的全新视角，对于传统仪式的传播同样如此。裕固族传统仪式富含拥有自身文化特质的视觉符号体系，对其文化释义的研究，可从符号文本的双轴视域出发去理解仪式中的视觉符号及其传播实践如何与身体实践、仪式展演、时空再造等诸多要素发生勾连。通过搜集整理视觉符号，再将其打造成专属于仪式传播的视觉识别系统，一方面，传播者可借此甄别判断所要传播的各类文化符号，另一方面，接受者也可在观看的同时通过查询实现更为精准的解读。通过这种顺应时代特点而生发出的“观看”仪式的全新方式，裕固族传统仪式可在构筑现代社会“视觉图景”的同时，借由视觉传播实践更好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     

城市民间信仰仪式的声景建构——以福州“游神”活动为例

民间信仰是传统社会生活模式的折射，城市是现代化生活方式上演的舞台，城市中民间信仰仪式的声景建构，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观念之间矛盾与共生的体现。论文从福州民间信仰仪式中的“游神”活动入手，来探讨城市化环境下，传统民间信仰仪式声音景观的建构与变迁。一方面，在快速流动的现代化社会中，民间信仰仪式的声音空间被重塑，城市“噪音”为其塑造了新的声音基调，信仰仪式活动中民间艺术的传统性逐渐被削弱；另一方面，新的声音和新的“传统”不断诞生，丰富着城市的多元声音景观，而民间信仰及其孕育出的传统音乐文化，则是城市地方声景和文化记忆塑造中不可或缺的根基。     

治理的处境化诠释:话语、政策与意识形态

治理概念的提出和治理理论的发展,几乎伴随着中国的深度转型。这种机缘巧合,使得治理概念和理论一经提出,就被我国学者不断地从话语层面进行着处境化诠释;同时,为了解决社会深度转型中面临的复杂问题,政府迫切需要寻求新理论的指导,于是,经过中国著名学者在话语层面处境化诠释的治理理论就很自然地嵌入政策实践之中。作为反馈,政策实践又不断处境化地诠释着治理理论。而治理作为一种认同度较高的政治思想也必然会“深深植根于具体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处境中并对处境产生有意义的反馈”。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三大不良心态可能与我国当前治理结构、治理生态的畸形有关。要克服这三大不良心态,我们既要有好的顶层制度设计,来满足国家宏观治理的需要,又要开展深入社会日常生活的“微治理”,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微问题”、处理“微事情”和满足“微心愿”。     

民间仪式权力运作与乡村社会秩序构建——以黔东南苗族D村鼓藏节为例

民间仪式始终在国家与传统两种力量的交织下进行,并渐变为一种权力资源符号影响着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从民间仪式中的权力关系入手,以黔东南苗族D村鼓藏节为分析个案,关注民间节日的运作与传统力量对维持村寨生活秩序的重要作用。对传统与国家两种制度模式在村寨生活中的关系作一探讨,认为民间传统力量在构建乡村秩序中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制度要素而存在。     

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的“花间词”的流行研究

如果将唐五代时期花间曲词看作文人之间、文人与民间情感能量互动行为中的"符号资本",那么花间词则可以看作是当时特定社会时期的流行文化符号。文章运用社会学互动仪式链理论,探究文人在"笙箫歌舞"的江南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微观情景中,在填词的社会互动的仪式链的交换情感乐趣中,我国第一部文人词集选《花间词》这一"符号资本"流行的传播本质规律。     

从杜笃《祓禊赋》试观先秦时期迷信思想及崇巫观念——与出土文献合证

作于东汉之杜笃《祓禊赋》系篇描写古代祓禊民俗场面之作,祓禊是上巳日里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在中国古代是一个极受重视的巫术仪式,观审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祓禊一事是加载官方礼制文书的,可见这是一个举国参与的祭祀活动,其受重视之程度毋须赘言。随着社会的变迁,上巳习俗渗入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时代内容和特色,与它的原生形态有着极大的不同。俗信从迷信中的解放,是民俗发展必然的结果,然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日益进步和逐渐丰盈的知识。随着社会、思想多元的呈现,许多迷信被解放出来转化为俗信时,就成为生活上、心理上常见的习惯,如上巳节、端午节、中元节的过节习俗即是由此产生。     

太谷学派与泰州学派关系研究

太谷学派传到李晴峰时,其教义发生了变化。无论是其思想、组织及宗教化的仪式都受到明季泰州学派的影响,两者具有明显的渊源关系。这是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相似的社会状况所造成的,惟其组织性严密,在当时大传统崩溃的状况下,成为民间一股新鲜的风潮。这种民间宗教证明,古代文治社会的延续是靠一种民间的书院或宗教来完成教养的。而这方面,是我们对传统社会研究不足的地方。     

民俗习惯与国家法的冲突及解决

司法在社会治理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民俗习惯是人们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调节器＂,将民俗习惯引入司法,在适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国家法发生冲突,主要表现在法律观念、规则与制度、调控纠纷方式与手段等方面。从历史沿革、发展成因等方面深入分析,找到解决民俗习惯与国家法冲突的路径和具体对策。     

国家、社会与明代云南民族民间宗教的文化重构

民族民间宗教及其文化生态嵌入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场域之中,既有基于民族民间社会演化传承的信仰形态,也包括“五大宗教”民族化和民间化形成的信仰形态。明代云南民族民间宗教文化重构中有国家力量与社会情境的影响,形成了“国家—社会—民间”三者互动嵌构的动态过程。官方宗教民间化与民间宗教官方化,是解读宗教文化生态的两条主线,从中亦可折射明代云南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     

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看广东梅州客家《香花》仪式中音乐的运用

广东梅州是客家人的主要居住地,《香花》仪式为广东省梅州一带(梅县为中心,向外辐射到粤东、闽西南、赣南等)客家人广泛使用和认同,且相沿成习的、以本地和尚和斋嫲为仪式的执行者,通过定期与不定期地在庵堂寺庙以及在主家等不同的仪式执行场所,为各种不同需求的人士所举行各种祈福仪式以及为死者所进行的超度仪式活动等。其主要形式以写、打、唱、念、声、色、艺等方式,综合性地宣讲(唱、念)客家特有的佛教精神、儒家思想内涵,并融合道教神祇以及民间礼俗于一体的综合信仰形式。通过实际田野考察,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以《香花》仪式的声音、音乐和文化的关系作为切入点,研究《香花》仪式中思想(信仰)、行为(仪式)、声音(音乐)三者间的互动关系,探讨《香花》仪式音乐在仪式中的运用问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民间信仰的情感之维与村庄公共生活的整合——以桂北村落为考察对象

从桂北农民基于信仰基础的情感视角来考量村庄公共生活中的行动者，可以发现并理解传统民间信仰在当代村庄公共生活中发挥整合功能的抽象机理。通过把集体仪式嵌入村庄的日常生活中，并不断在人们情绪高昂的时刻唤醒内心深处的亲情，村民们形成了将子孙绵延的情感之链作为生命依托的意义系统，而兄弟与村友则成为在同一块土地上延续永恒的同道者。通过以丧礼为代表的情感宣泄机制，人们直觉到村庄共同体的存在，并产生出宗教般的神圣感，它型塑了全体村民对于村庄的深切认同与情感依恋，使得他们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甘心付出，并主动承担责任.     

中国传统民间法论纲——基于法学品格、文化特质及现实功能的视角

民间法法学品格的形成史就是法学思维观由单一性向多元性发展的法学史。在关涉生活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多元的实效达致路径等方面，中国传统民间法有着国家法不具备的文化特质。在现代社会的秩序建构方面，传统民间法有着三个现实功能:其一，在秩序的生成方面，民间法是产生秩序的规则本身；其二，在秩序的维系方面，民间法不断影响着主体的行为模式；其三，在秩序的保障方面，民间法以传统伦理的传承与发展为其历史使命。现代法治秩序的建构离不开对于中国传统民间法的关注。     

彝族民间咪嘎哈祭俗的生态意义

作为滇中南彝族民间一个大型传统节祭,咪嘎哈祭俗具有多重生态意义。年度性咪嘎哈习俗,通过一系列严格而神圣的祭祀仪式,不断强化当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理念,唤醒着民族历史记忆,传递着民族文化心理。咪嘎哈节祭酬神、娱人的民间艺术展演,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可持续传承与传播,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心。丰盛的飨食互动,推动村寨内部及其与外部社会多向交流,整合村落间各文化主体,构建良善的民间社会生态关系,维系和谐至亲的地域社会。     

论家礼中的政治意识及其政治作用--以《礼记》为中心

从<礼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家礼的实质就是将个人固定在家族的宗法关系之中,贯穿家礼的是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等级思想,这种宗法等级观念对于维系整个社会的等级秩序有重要作用.家礼的各种仪式都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尤其是家礼的核心观念孝,与政治伦理忠是一致的,这也反映出古代家国同构的历史事实,齐家就可以治国.家礼培养的是孝父尊君的社会观念.     

道教神仙信仰的俗世性特征

道教神仙思想与中国民间信仰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道教神灵的产生离不开民众的参与;道教一系列敬神仪式因为不断迎合民众的需要而富于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国社会长盛不衰;民众也期望借助于神灵来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与社会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