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根源的公共经济学分析

从公共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官员,在拥有公共权力和寻租空间的情况下,只要从事腐败活动的收益大于成本,腐败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刻,转轨本身产生出过多的任意处置权和寻租空间。由于任意处置权这种公共权力的存在和寻租空间的扩大,导致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这就造成了日益猖獗的腐败行为。对腐败的治理,需要从各个可能方面阻止腐败产生条件的发生,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其产生的根源,从而最大限度地杜绝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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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共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官员,在拥有公共权力和寻租空间的情况下,只要从事腐败活动的收益大于成本,腐败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刻,转轨本身产生出过多的任意处置权和寻租空间。由于任意处置权这种公共权力的存在和寻租空间的扩大,导致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这就造成了日益猖獗的腐败行为。对腐败的治理,需要从各个可能方面阻止腐败产生条件的发生,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其产生的根源,从而最大限度地杜绝腐败。     

什么样的地区更易于腐败 ——基于PEST框架的腐败与反腐败路径的组态分析(fs/QCA)

腐败发生机制分析和反腐败的路径探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文献缺乏对腐败和反腐败的多重并发条件的有力解释.在PEST框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实际,使用fs/QCA对31省份2016年相关数据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组态问题,需要多重并发条件影响作用;三种类型构成了地区高腐败程度的驱动路径,即"政府—市场平衡型""官员掠夺型"和"市场—社会平衡型";三种类型构成地区低腐败程度的驱动路径为"政府—社会协同型""政府主导型"和"政府—官员强化型";腐败治理需要"官场+市场+社会"多主体共同承担,并且不同地区的腐败治理路径具有明显差异性.     

对腐败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 ,削减公权 ,减少政府干预 ,理顺监督体制和发挥经济手段在惩罚腐败中的作用 ,可以降低反腐败的成本 ,提高反腐败资源的效益 ,从而提高对腐败问题的惩治概率和处罚力度 ,减少腐败产生机会 ,提高腐败所付出的成本 ,从根本上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提高腐败成本:加大惩治腐败力度的理性选择

腐败成本低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提高腐败成本是加大惩治腐败力度的理性选择。要建立职业资格的限制和剥夺制度,提高腐败的政治成本;要加大经济处罚力度,提升腐败的法律成本;要建立廉政保证金制度,提高腐败的经济成本;要建立社会舆论谴责制度,加大腐败的道德成本。     

关于抑制公共权力寻租的经济学研究

权力腐败行为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权力腐败的实质是权钱交易,有钱的经济当事人和有权的政府官员是这种交易的主要受益者,它是我国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我国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权力寻租行为,对此,文章提出了有效防范我国转型时期权力寻租的途径和方法。     

我国行政腐败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腐败问题一直是各国政府的一个顽症,也是各国政府都在花大力气去惩治的一个问题。目前,我国政府出台了很多法律法规、政策用以遏制腐败,惩治腐败。但是,腐败现象仍然盛行,腐败官员也层出不穷。应用制度经济学的原理从腐败的成本收益、我国关系经济模式的现状、政府权力界定以及我国在腐败与反腐败问题上的制度不均衡等角度出发,对我国行政腐败的成因予以理论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     

我国公众反腐败行动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5年度全国廉情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度全国廉情调查数据,采用聚类Logit回归分析方法对我国公众反腐败行动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在文化环境方面,公众的腐败容忍度与其反腐败行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在政府反腐败绩效方面,公众对政府的反腐败满意度与其反腐败行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腐败感知水平的提升会显著地提升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反腐败信心与公众反腐败行动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在制度安排方面,举报的便利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均会显著地提高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在腐败经历方面,行贿经历会显著地降低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而被索贿经历则会显著地提升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基于此,必须努力营造对腐败零容忍的社会文化,培育公众的主体意识,为公众参与反腐提供安全和便利的制度环境。     

论腐败成本

本文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等综合性学科,从多角度、多视野来认识腐败产生的动因,通过对"腐败成本"深入的探讨,对腐败成本和腐败利润作了分析、揭示和总结,从利益比较中对我国腐败成因提出了新见解.针对目前我国腐败高发多发现象,文章指出,必须建立起有效的反腐败利益机制,提高腐败成本,完善党纪国法,加大惩处力度,真正实现反腐败的标本兼治.     

经济学透视下的腐败源头--兼论治理腐败必须"釜底抽薪"

反腐败要从源头上管好人、管好权、管好钱.为此,要狠抓教育,使人对腐败不愿为;制度创新,使欲腐者不能为;依法严惩,加大"腐败成本",使欲腐者不敢为.     

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研究

毛泽东反庸倡廉思想的历史文化渊源是中华民族传统廉政文化,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庸倡廉思想。毛泽东反庸倡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包括：开展反庸倡廉思想教育,增强全党预防和遏制腐败的能力;开展整风整党运动,纯洁党的组织和严惩贪污腐败分子;发扬民主和强化监督,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反腐败斗争;厉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建立法规制度,从根本上铲除贪污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率先垂范,发挥领导干邵的带头表率作用。毛泽东反庸倡廉思想的当代启示是,反庸倡廉建设必须常抓不解,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构建中国特色反庸倡廉体系。     

基于博弈论的反腐与官员互相监督机制研究

基于博弈论思想，通过对政府官员和纪检人员两个博弈方的静、动态博弈分析，求得两个博弈方的最优策略组合：只有给予纪检人员更高的激励以及降低其反腐成本才能更有效地激励反腐，同时应加大官员犯罪成本。而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分析官员互相监督机制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可以预期，在目前没有实现高薪养廉的情况下，将官员反腐与职位升迁相挂钩，能够促进官员互相监督机制的形成，逐渐构建起完善的反腐机制。     

腐败收益成本比较分析

腐败的实质和核心是政府官员为了谋求个人私利而滥用公共权力。通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腐败现象的收益成本问题进行分析,认为无论是宏观层面的腐败还是微观层面的腐败,成本均大于收益,因而在微观上建立惩戒腐败和廉政激励机制、在宏观上完善制度便势在必行。     

公务员对廉政教育态度的量表研究

针对公务员开展的廉政教育是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态度是检视廉政教育成效的基本指标。编制适用的量表是全面把握公务员对廉政教育态度的前提性工作。文章根据社会心理学中态度理论和李克特态度测量方法编制了一个含有认知、情感体验、行为意愿、态度和行为等5个维度的公务员对廉政教育的态度量表,基于两次施测结果对项目进行筛选,并运用项目分析和因子分析等技术对量表进行验证。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可以据以开展实际调查。     

我国民间反腐败力量问题初探

文章对民间反肩败力量的主要类型、形成的背景、作用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探讨，提出要对民间反腐败力量进行制度化和规范化，要实现专业反腐和民间反腐败力量的对接，同时要对民间反腐败力量进行积极培养。     

反腐制度论

反腐的根本在于制度建设.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看,传统中国的制度安排是在人治的框架内实现的,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导致制度“三性”（制度合理性、制度合法性、制度现实性）的缺失,成为腐败滋生的根源.现今中国的反腐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实现制度安排,即从制度的“三性”方面推进制度变革：一是反腐制度路径设计必须以“民主”价值为导向,“人民监督”为前提,体现制度的合理性;二是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保障制度的合法性;三是科学定位政府角色,限制政府成为“特殊利益集团”,保证制度的现实性.     

延安时期“依法保廉”对廉政法制化建设的启示

延安时期,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运用法制手段治理腐败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围绕“依法保廉”,在廉政法制建设和严格执法方面都有具体举措,为在新时期新的形势下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和建设廉洁政治,推进我国廉政法制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网络反腐”中媒体、民意与政府的互动分析

依赖于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和快捷高效的特征,“网络反腐”正发挥着重要作用。增强网络反腐的实效性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能够做到尊重和回应民意,能否实现媒体、民意与政府的良性互动。通过对“表哥”杨达才的“落马”事件过程的回顾分析可以发现,在当前的“网络反腐”事件中,一种新型的互动模式,即“自媒体一传统媒体一全媒体一政府回应”的互动模式已经形成,这种发自网络自媒体直至政府做出有效回应的新型互动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媒体、民意与政府的互动,必将有助于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开展。     

论反腐败法治机制的缺陷与完善--一种经济分析法学解说

当前我国的反腐败法治机制还存在很多缺陷.根据经济分析法学的基本原理分析,我国反腐败法治机制存在缺陷的原因在于反腐败群推动反腐法治工作所投入的成本大大超过由此产生的收益,从而缺乏推动反腐法治工作之激励.因此,完善反腐败法治机制必须依循成本效益规律,在立法、执法和法律监督等方面注意加大腐败成本、提高反腐败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