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熙时代的赋税减免

清朝康熙时代的不同历史阶段,面对特定的政治经济形势所推行的钱粮蠲免政策,其着眼点和具体形式表现出差异。康熙初期,从政策条例和实践来看,为应付战争的需要,保证财力的扩大,清政权实行的是被动、严苛的蠲免政策。中期,康熙政权把宽赋和蠲免作为"育民之道"的关键环节,推行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主动积极的钱粮蠲免措施。后期,在普蠲基础上,清政府仍继续推行因时因地的蠲免政策。不同时期赋税蠲免政策的积极效果为不同的因素所制约,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康乾盛世的内容之一加以理想化。     

雍正朝蠲逋欠政策与吏治整顿

雍正朝蠲逋欠政策是清代蠲免政策中极具特色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其特点就在于雍正把蠲免逋欠与整顿吏治巧妙地结合起来,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对清代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拟就雍正朝蠲逋欠政策出台的背景、吏治整顿中的蠲逋欠政策及蠲免逋欠与吏治整顿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旨在阐述蠲逋欠政策对财政整顿和吏治建设两方面产生的影响,并为康乾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础。     

论皇权统治与诸葛亮、司马懿的政治选择

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是三国时期的托孤重臣,两人起点相似,却做了忠诚和谋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选择。究其原因,主观上有个人因素,客观上则与两国不同的皇权统治密不可分。总体看,蜀汉皇权统治顺应了以诸葛亮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维护和发展了他们的利益,使诸葛亮满门为皇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魏皇权统治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以司马懿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没有维护好甚至危害了他们的利益,最终导致司马懿家族谋逆和夺权。     

析小农的皇权政治心理及其形成原因

皇权主义既是一种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模式,也是一种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潮。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主义长期存在的深层文化心理根源,乃是小农非主体性的“真主”意识和皇权文化心理结构。小农皇权政治心理的形成原因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和文化原因     

晋宋之际门阀政治的衰落与皇权的重振

<正> 永初元年(420年),刘裕代晋称帝。这不仅是东晋王朝由此而亡,也标志着在江左运转百余年的门阀政治的终结和皇权的重振。刘宋时期,皇权重振,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东晋后期数十年政治发展演变的结果。在东晋门阀政治局面下,当轴士族的权力平行或超越于皇权之上。随着门阀士族支配地位的动摇以至衰落,门阀政治必然要回归于皇权政治。所以,从孝武帝太元年间起,政治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士族门     

从两次兴兵成德看元和政治规范的形成

继敉平西川、浙西之后的两次兴兵成德,是建构元和政治规范的重要一环。它不仅让宪宗重塑了皇权威信,同时也使得廷臣对河北藩镇的认知与想象逐渐从贞元时代的阴影中走出来,一种以中央为本位的文化自信得以重构与复归。及至唐廷诛杀吴元济,以维护皇权权威为核心、否定河朔故事为旨归的新的政治规范就已经制作完成。藩镇与中央之间的权力边线被再次界定,地方与中央的政治博弈则必须以此为参考系。此后,不仅长庆年间的收伏河朔可视为元和平藩的余烈,甚至敬宗以降唐廷"放弃河北、控制其余"的藩镇政策,都可以在元和政治规范的延长线上加以理解。     

两汉天命论:皇权政治的双刃剑

两汉以天人感应、灾异谴告为重要内容的天命论,是皇权政治的双刃剑。其既为皇权天授、皇权至上和汉代大一统政治格局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又对皇权政治具有一定制约功能和内省作用。其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和哲学,不仅包含着传统的王道仁政和德治民本理论,而且也蕴涵着儒学士人对制度安排与政治设计的积极努力和理论思想构架。     

从巫蛊术看汉武帝皇权政治

巫术渗入权术是汉武帝皇权政治的一大特色。武帝时期爆发的三次巫蛊案并非偶然事件,是精心策划的家族较量、政治斗争。作为汉武帝时期影响政局变化的大事件,不仅体现出各个政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更是武帝加强皇权统治的权变之法。巫术只是外衣,以巫术这种令人恐惧、敏感的方式来平衡皇权与外戚、朝臣的关系,是武帝皇权政治的独创手段。利用新外戚打击旧外戚达到巩固皇权是武帝皇权政治的核心。透过武帝对巫蛊术的利用也为研究西汉社会信仰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     

解读极端皇权专制下的明代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集权政治的愈益发展,对监察制度之依赖程度必然不断加深。有明一代,随着专制皇权统治向其巅峰状态发展,导致政府的运转对监察制度的依赖程度超过历代王朝,以各级官吏为对象的监察活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可以说,明代以分权制衡为基础的国家行政系统的有效运行,是以无所不监的双轨制监察体系的同步发展为条件的。监察制度为专制皇权服务的根本政治功能,更体现为皇权对监察权的严重制约,并随着专制皇权的空前强化变得更加绝对。明代监察官向专制皇权之附庸的急剧蜕变已不可抑制。     

论"三君"

东汉桓灵之际 ,窦武、刘淑和陈蕃被天下士人尊称为“三君”。在三君中 ,“不畏强御”的陈蕃是清流派士大夫官僚的代表 ,是党人集团的政治领袖 ;窦武则以外戚的身份成为政治权力的靠山 ;宗室刘淑则为党人集团精神信仰的依托。以“三君”为领袖的党人集团的形成 ,是延熹二年以后政治格局的基本特点。在皇权已经异化 ,不能代表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的情况下 ,以“三君”为代表的党人集团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建构自己的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 ,以维护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如果说党人集团的政治权威在皇权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的话 ,那么他们所建构的道德权威却远远地超过了皇权 ,并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     

康乾盛世与欧风美雨

康雍乾时期是清朝的全盛时期 ,人称“康乾盛世”。然而 ,在其繁荣昌盛的表象之下 ,潜伏着种种危机。与同期欧美国家的发展相比 ,更显得黯然失色。虽然它取得了中国封建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大成就 ,但却落后于西方国家 ,落后于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和时代的潮流。清政府实行的闭关自守的政策虽有一定的防御作用 ,却使中国与外界相对隔离 ,看不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 ,不能及时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与经验 ,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试论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在湘黔川边苗区实行的“治苗”政策

今湘黔川交界地区是苗族聚居地。汉以来 ,由于该地区反抗斗争不断 ,迫使中央王朝不断调整“治苗”政策 ,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这一问题最为突出 ,清初沿袭明朝在这一地区的土司统治制度 ,雍正年间推行“改土归流” ,实行“以汉治苗” ,进一步加强封建统治 ,促进了苗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由于满汉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进入苗区 ,任意兼并苗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剥削欺压苗民 ,最终导致了乾嘉苗民大起义。清朝平定起义后统治政策又从“以汉治苗”回到了“以苗治苗”     

试论清代科举中的考差制度

考差是清代对各省乡试正副主考官的选拔考试。肇始于顺治年间,至雍正形成考差制度,乾隆、嘉庆诸朝不断调整、完善,使其成为清代科举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无论从制度的建设去评价,还是从实践的效果去衡量,清代考差制度都有其积极的意义。     

康乾时期京师文化的繁荣及其国际影响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时期,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作为"康乾盛世"的核心,京师北京不可避免地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某些范围内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在清代,朝贡体系覆盖了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北京城处于这个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北京城对于朝贡国的影响力,不仅依托政治上的强势,也表现在思想文化上的强势。京师强势文化的产生,除了国家强盛的大背景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特殊的出自朝廷的高端文化举措。康乾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进一步与西方文化接触,开始了超越朝贡体系的国际交往。历史显示,北京是古老文化的宝库,又是引领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锋。北京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经验,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可以获得重要的启示。     

清代八旗异姓世爵世职群体教育述论

八旗异姓世爵世职教育,是有清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前所未有的设学施教。作为一种特色教育,它滥觞于天命时对贝勒大臣子弟的施教,顺、康年间,这种教育通过八旗官学渠道来实施,雍正末年,八旗官学特设汉教习,专司世职子弟的教育。于是,世职教育开始向专学教育过渡,至乾隆初,世职幼学(官学)创设,八旗世爵世职教育成为名副其实的一种专门教育。     

福康安征剿廓尔喀及其对西藏的治理

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第二次入侵西藏。为了彻底打败廓尔喀,实现永靖边隅的目的,乾隆皇帝派遣福康安入藏征剿。福康安临危受命,不畏艰险,驰赴西藏,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七战七捷的辉煌战绩,迫使廓尔喀纳贡称臣;而且在战后又制定《钦定西藏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厘清弊政,为西藏地方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蓝鼎元经营台湾的主张

清统一台湾后,康熙消极地防守台湾,到雍正时期才转向积极经营台湾。这是一个重要转折,蓝鼎元是这一转折的积极推动者。在这一转折中,蓝鼎元对台湾海防的地位及设置,台湾经济开发、社会治安、文化教育、少数民族的开发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和主张;这些建议和主张,为清王朝制定对台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直接或间接为清统治者所接受;他是从清初统一台湾的施琅到清后期全面振兴台湾的刘铭传之间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在台湾开发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从《唐诗玉台新咏》看唐诗与《玉台新咏》的因缘

《唐诗玉台新咏》是成书于清康熙年间的一部断代诗选 ,所选诗歌在言情特质、情感类型、表现方式等多方面 ,与徐陵所编《玉台新咏》相比 ,存在着明显的承变关系。从中可见唐诗与《玉台新咏》的深刻因缘。     

论纳尔苏行动对曹家的作用及影响

雍正十年十一月至雍正十一年四月 ,早被革爵圈禁的纳尔苏 ,派嫡幼子福静向隋赫德索银三千八百两。事前有“曹家人”到平郡王府“行走” ,事后有雍正帝及宝亲王弘历为之开脱。曹家得银后可摆脱困境 ,捐纳州同。因此 ,对曹兆页家的穷困问题 ,有必要作通盘的思考 ;对“曹雪芹从乾隆九年开始创作《石头记》”的定论 ,大可怀疑。应大破“自传说” ,大立“他传说”。     

中原屏藩 西陲支点——哈密在清朝西北边疆经略中的特殊地位

清朝统一漠西蒙古经历了康雍乾三朝,此后,又相继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和张格尔之乱。清末同治朝时,新疆地区又出现了动荡,浩罕国军官阿古柏的入侵以及沙俄侵占伊犁,使得清朝在新疆的统治面临崩溃。综观整个清代,在清朝保卫甘肃、统一新疆、平定叛乱、收复领土的过程中,哈密一地始终都是清朝经略新疆的支点和依托,也是保卫中原地区的屏障,起着枢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