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区型新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问题探讨

以国内典型的都市郊区型农村--上海市郊农村地区为代表,根据历史统计数据和深入调研,分析了上海市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总产值以及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密切相关性,并对农业投入与农业生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发展农业生产的贡献率最高,并就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结构、提高农村基础设施管理效率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融资等提出相关建议措施.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居民收入——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

选取了1999年至2008年我国30个省市农村数据,分别构建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短期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能够产生直接的经济效应,促进农民增收;动态面板数据的结果则表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所带来的农村交通设施条件的不断改善,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民收入的长期稳定增加。进一步地,将两类模型的估计结果予以对比分析发现,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短期效应将高于长期效应。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地区结构优化模型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在地区之间的分配问题进行了研究。在综合考虑投资效率和地区公平分配的基础上,运用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相关理论与方法,提出考虑公平约束的多阶段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地区结构优化模型,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是否考虑公平约束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地区结构有明显的影响。本模型为决策者提供了一种优化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在地区间分配的定量方法,能够兼顾投资的效率与公平,从而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区域对外贸易的影响分析

从1999年～2010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中选取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衡量基础设施变量的指标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后发现,中东部地区铁路基础设施对出口的贡献率呈现递减的趋势,而公路基础设施对东、中部地区出口贡献率影响为正;西部地区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出口的贡献率的影响为正,而公路的作用却是相反的.以交换机容量为代表的通讯基础设施对中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并且对中部的影响最大,西部次之,东部最小.     

合肥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论文依据合肥市1990—2012年时间序列数据,运用生产函数法构造超越对数式C-D生产函数,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对变量的单整检验、协整检验发现数据呈现最佳线性无偏(BLUE)的优良性质,在此基础上,运用OLS方法估算出合肥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近似产出弹性为0.01,代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变化率发生1%的变动时,由它引起的产出变化率的变化率变动是0.01。并且我们发现滞后三期对经济产出影响最大。结合近似资本边际产出与MPK的相关性,证实合肥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产出有正向贡献。研究认为当前合肥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仍不失为重要投资领域,今后要在保持投资力度前提下,充分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对合肥市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适度性理论及实证检验

针对中国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注重扩大建设规模实现区域覆盖的建设模式,以及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竞争造成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不断增长的现状,不少学者提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过度的警示。文章着重研究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度"的问题,提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在适度性的观点。首先,在古诺模型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对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的影响效应以及相互关系进行了理论模型构建。其次,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以公路为例,采用中国各省份1978-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经济发展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在交通基础投资建设初期,交通基础设施规模的增加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促进经济的发展。随着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继续扩大化,将超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对经济产造成不利影响。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达到一个适度的程度能够实现经济产出的最大化。再次,在适度性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最优路网密度模型,说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动态均衡的关系。通过运用部分OECD国家的国际数据估计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适度规模,以此评价中国各省市路网密度的适度性。评价结果表明,中国大多数省份处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状况,其中西藏、新疆等中西部省份交通基础设施严重匮乏。而北京、重庆等直辖市以及旅游型城市海南则出现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过度的情况。最后,提出建议: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应当遵循适度性原则,避免盲目的进行规模扩大化建设,应更加注重质的提高,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利用率;充分结合各地区的实际需求实现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差异化,注重地方政府间区域间的协调与合作,实现区域间交通基础设施的有效沟通和衔接,提高中国交通基础施设整体水平。     

基础设施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村道路、通讯、电力和教育四类基础设施对我国农业生产、非农生产以及农民人均收入具有统计上的显著贡献,在农业及非农生产增长中发挥了规模经济效益;继教育基础设施的显著贡献之后,道路对农业生产、电力对非农生产分别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为“十一五”时期西部农村地区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合理选择资金投向提供了科学合理的政策依据。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中国1991-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采用1991—2013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增加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并且,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能够显著地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但是增收效应存在显著地域差异,西部最高,东部最低,因此在政策选择上应该逐步建立以财政金融为引导的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策略。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经济学理论认为基础设施作为一种资本投资,既可以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又可以通过其溢出效应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利用C-D生产函数对湖北省1996-2010年间的基础设施投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湖北省1996-2010年间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106,一般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704,农村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0.296;虽然湖北省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不及一般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但是对于湖北农村经济总量函数有着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政府应集中资本发展具有前后向关联较大、短期投资回报较快的直接生产部门;但同时也应维持基础设施部门一定的投资规模,为直接生产部门和湖北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给予物质保障和动力支撑。     

中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区域不平衡分析——基于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和HP滤波模型的分解

应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分析了1991—2014年中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不平衡性的发展变化趋势,运用HP滤波模型总结了中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不平衡状况的周期性因素,并通过变异系数分解法,探讨了影响中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不平衡的空间因素。研究发现,20多年间中国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投资不平衡程度总体上处于周期性下降波动中。东部、中部、西部区域间不平衡是造成中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区域不平衡的主要因素,其次是区域内部的不平衡。对农村基础设施区域内不平衡影响最大的是东部地区,其次是中西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