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苏格拉底的本体思想

苏格拉底的本体思想从自然哲学当中脱离出来,不仅在于他发现了人类无法通过求助于外而真正认识世界的本体,同时还由于在他看来,“心灵”作为世界的本体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外在事物,而是人们的精神,并且这精神具有规整万物的作用。苏格拉底本体思想的变革,最重要的在于他提出了“善”的概念。我们可以发现苏格拉底在“善”的概念中引入了“自我”的概念,如果说“善”的概念并没有将苏格拉底的本体思想同自然哲学家的本体思想区别开来,那么“自我”的概念则佐证了“善”的本性是“心灵”中的绝对理性,是存在于人类精神之中的世界的本体。苏格拉底不仅仅将伦理学引入了本体论,同时也将认识论与其紧密结合。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苏格拉底的思想实现了古希腊哲学的本体思想从求诸于“外在世界”到求诸于“人的心灵”的变革。     

问题、对话与理解——从文本到现实

伽达默尔认为，对文本的理解其实就是一场对话，而真正的对话是具有前提的：积极意义的前见和双方平等的关系。在对话过程中，问题显得特别重要。对话呈现出问答式的逻辑结构。虽然伽达默尔的对话理论十分精巧，但现实生活中的对话并不那么简单。因此，他的对话理论带有一定的理想化和局限性。     

马丁·布伯的宗教对话美学思想探析

马丁·布伯认为人在世存在的本质关系是“我-你”对话关系;艺术审美活动是人与世界对话关系的本质体现,艺术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间的关系是“我-你”对话关系;马丁·布伯的宗教对话美学思想对巴赫金和伽达默尔的美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试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个人与社会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在没有弄清“人”或“人的本性”之前是无法回答的。自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智者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著名命题,先哲们才开始了对人自身的探讨,尤其是继普罗泰戈拉以后,苏格拉底进一步发挥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将哲学智慧之光照在人身上,明确指出:“认识你自己”,从而唤起了哲学家们对人的更多的注意。     

古代中国与希腊政治思想发生时期的文化背景与前思想资源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希腊思想是在近乎相同的历史时刻发生的,思想发生时期的文化背景与前思想资源,决定了这两种思想传统各自的发展路向。古代中国与希腊各不相同的数理科学背景决定了思想家的思想方式和思维水平,中国古代数学没有完成逻辑化的过程,相应地导致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哲理化过程的滞后。不同的神话、史诗传统也在根本上影响了思想家对于道德问题的理解方式。     

孔子与苏格拉底道德思想的共同理路

孔子与苏格拉底关于道德的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两位圣贤分别认为“德”和“善”是人生的最终目的 ,并各自提出“践仁”和“关照心灵”作为途径 ,由此都主张德性才是真正的知识 ,并在德性不可教、人性论及德性之为德性的内在依据等问题上有着极为相似的看法。这些思想无疑拓展了道德内涵的深度和范围 ,并赋予道德实践以深远的意义。     

古代中国与希腊政治思想发生时期的文化背景与前思想资源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希腊思想是在近乎相同的历史时刻发生的，思想发生时期的文化背景与前思想资源，决定了这两种思想传统各自的发展路向。古代中国与希腊各不相同的数理科学背景决定了思想家的思想方式和思维水平，中国古代数学没有完成逻辑化的过程，相应地导致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哲理化过程的滞后。不同的神话、史诗传统也在根本上影响了思想家对于道德问题的理解方式。     

“真”、“善”、“美”的哲学意蕴——以马克思哲学为视角

到底什么是真、善、美？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项基本课题,就是对“真”、“善”、“美”的诠释,揭示它们的理论意蕴和现实指向。马克思在对基督教思想、唯心主义、传统唯物主义的批判中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就“真”而言,实践是真理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是人们在实践中所形成的认识内容;就“善”而言,“善”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一种意识形态,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善”的内涵各不相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善”指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就“美”来说,实践是“美”的源泉,只有劳动之“美”才是真正的“美”。     

论苏格拉底的“善的原则”

苏格拉底“善的原则”是他对“理性原则”的展开和深化。在“认识你自己”的理性原则中,苏格拉底强调,人必须首先承认自己的无知,自知无知乃一切真知之始;然后,他又通过灵魂、理念和回忆给人指出了由“无知”到“知”的途径。在苏格拉底看来,这“知”绝不是纯粹的“知”(即关于自然的认识),而是同人的“行”(即德行)相统一的。因为纯粹的     

论维特根斯坦和伽达默尔的“语言游戏”说

"语言游戏"是维特根斯坦和伽达默尔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其思想的出发点都是批判语言逻辑主义,强调语言和生活整体的关联以及语言的多样性。在意义问题上,他们都反对心理主义,但各自所处的传统使其导向了不同方向:维特根斯坦导向了意义的行为主义,伽达默尔导向了生存论-存在论式的观念论。前者强调语词的意义即用法,用语言的行为功能取代揭示实在的作用,后者则突出人、语言和存在的共属关系,强调在历史性的对话中使事情本身得以显现。他们的思想都是当代哲学中反笛卡尔主义的代表,并且都注意避免相对主义和视角主义。     

空间与共存:关于空间本质的现象学思考

由于囿于自然科学和生存论的狭隘视界，空间的源始本质长期以来被遮蔽了，因此为了获得对空间源始本质的洞见，就必须首先打破外在于人的广延空间观和生存论空间观。而且唯有超越科学和生存论进入到广大悉备的交往论领域，并对其进行现象学意义上的考察，对空间源始本质的领会才是可能的，亦才可能真正建立起属人的空间即交往空间观。在物理学意义上，广延就是空间；而人是有身体的，身体是有广延的，那么人也就是有空间的。处在空间中的人，是一种“在宇宙中交往—共存”的共在，当场性是他的基本特性。人在宇宙中的共存和交往是通过他向自身最极限的共可能性———“界限”的聚集而成为可能的。在向聚集的敞开中，人成为“空虚”的存在，并在空虚（动词）着的敞开中，人自身给出自身以空间———处所、位置和形体     

老子的"道"与苏格拉底的"善"之比较——兼论二者对后世道德教育的影响

老子的"道"与苏格拉底的"善"分别是二者哲学的最高道德境界,在中西方伦理学和道德教育思想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老子的"道"与苏格拉底的"善"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二者相同的是:"道"与"善"分别是二者哲学体系中的最高境界;二者都是在关注自然的同时,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二者的道德教育思想中辩证思维充盈其间;躬行实践成为他们道德教育思想的落脚点.二者不同的是:老子的"道"是混沌的,苏格拉底的"善"是明晰的;"道"始于自然,"善"始于认识你自己;"道"是建立在"天地人合一"的基础上,"善"是建立在"美德即知识"的基础上;得"道"之法为"不言之教",而获"善"之法为"产婆术".从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来看,二者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西道德教育的分异,尊"道"成为中国感性体悟道德教育的传统,扬"善"成为西方注重理性主义道德教育的源流.     

道德教育中“对话”的式微及其重建

“对话”作为探求德性真理的形式与方法在东西方皆有其渊源，在形式上，苏格拉底通过诘问、辩论启发人们去关心和思考德性真理，孔子则以先知者的角色与弟子们针对道德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丰富生动的探讨。“对话”的式微是道德教育丧失生命力的重要原因。通过在道德教育领域运用以“苏格拉底式对话”为核心的案例教学法，有助于重建“对话”以增强道德教育的实效。     

三值逻辑的思想和方法

传统逻辑是二值的,对诸如未来偶然命题使用这种逻辑是无法解决的,这就需要发展起来一种不同于二值逻辑的逻辑,这就是多值逻辑,三值逻辑是其最基本形式。三值逻辑理论沿着不同路线今已得到迅速发展,其应用范围也日益广泛。所有的三值逻辑系统都对二值逻辑的限制有所突破,都在某种意义上显示出“亦此亦彼”的性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经典二值逻辑之间具有内在的区别和联系,显示了各自独特的思想和构造方法。     

至善——西方古典哲学的宗旨

古典哲学是"德性"之学,而"德性"于世实现就是"至善",因此哲学的宗旨便是"至善".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西方古典哲学,并且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例,认为苏格拉底、柏拉图皆以"至善"为其哲学宗旨,而接近、臻于"至善"的方式是理性.但在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理性展现为不同的内涵--对话式辩证法、"哲学王".     

苏格拉底对话的哲学教育价值

哲学教育是情感体验与思想实验的教育。苏格拉底对话方式是苏格拉底思想探索的内在形式,而他的思想探索活动即是哲学情感体验性与思想实验性教育的展开。其对话方式表达了哲学探索与哲学教育的内在统一性,对哲学教学具有鲜活的启示意义。     

对话性的流变 —从苏格拉底到巴赫金

在西方哲学史上,对话性影响深远,其流变历经五阶段：第一阶段指“苏格拉底对话”——通过对话探寻真理,这是一种辩证法对话。第二阶段是“梅尼普讽刺”,它以喜剧手法戏拟现实,“非圣无法”、“疾虚妄”,是一种文学性对话,也是对辩证法的变异运用。辩证法的内在思想对话构成对话性流变的第三阶段,康德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其代表。第四阶段涉及新型对话关系问题的提出。布伯论述了对话的“我——你”关系问题,将对话性的研究提升至新水平。第五阶段始于20世纪初,巴赫金视“对话”为一种语言哲学方法,认为对话无处不在,并指出开放式的“复调对话”是对话的最高形式,从而全新地发展了对话性。     

孔子与苏格拉底经济思想特点的比较

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经济思想,可以发现二人在许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如都关心农工商发展中的经济结构,都注重探讨正义与经济利益的关系问题。但由于二人所处的社会制度与经济形态不同,他们的经济思想又表现出许多不同的特点:孔子从国家本位的立场出发,大多讨论经济中的宏观问题,如富国与富民的关系；而苏格拉底立足于庄园经济的微观角度,讨论更多的是经济管理的微观问题,如分工、价值、财富的来源等问题。比较这些不同特点,有助于加深对东西方社会经济形态与经济思想特点的认识。     

布迪厄实践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农民合作

农民合作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对农民的利益和社会稳定都有重要意义。学术界对于中国“农民必须合作才有出路”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于农民合作是否现实可能却存在“善分”和“善合”的争论。根据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农民合作是实践活动,存在时空性、紧迫性和特有的运作逻辑。分化的农民在不同合作场域中的关系系统、相对位置和资本具有差异,加上对农民合作惯习的认识、判断、体会、策略不一,农民合作在实践的不同层面、领域和环节就表现出多元化特征。实践理论可以给农民合作的相关政策一定理论支撑,确立农民合作相对的独立性,提升农民合作制度的地位。因此,要区别对待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去发挥农民的自主性,在实践中去寻找农民合作的生机。     

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对话的现实性分析

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对话,不仅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而且是发生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中的历史现实。在这个对话过程中,弗雷格与胡塞尔、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对话在一定意义上促成了各自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典型意义。这种对话不仅表明他们的思想形成具有历史的一致性,而且表明他们的思想在逻辑上也是相当的一致的。通过对西方哲学家研究成果的分析,可以揭示这两种哲学传统的共同思想根源以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思想联系,从而寻得二者之间开始交流乃至融合的逻辑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