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家庭主义与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变,为农民家庭带来更大压力的同时激活了农民家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促进了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并塑造出“新家庭主义”的伦理观念。“新家庭主义”在农民日常生活中主要体现为代际合作的伦理实践。代际合作是乡村社会转型期农民家庭资源积累和压力应对的重要方式。由于村庄社会结构和市场区位条件的差异,不同区域农民家庭的代际互动方式和代际合力强弱具有较大差异,从而赋予新家庭主义以丰富的实践内涵。可见,新家庭主义不仅是传统家庭主义的延续,而且在家庭现代化压力的滋养下呈现出复杂的区域类型。新家庭主义的区域类型与经验定位有助于丰富对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性质的认识,它不仅为学界关于中国家庭变迁的争论提供了富有包容性的理论视野,而且为家庭政策的精准施行奠定了基础。     

家庭城市化单元的代际互动与理性秩序

“家庭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化的基础社会单元,家庭在城乡社会转型中的结构、目标、秩序等发生多维裂变重组,城乡之间的“进”“退”表征在家庭内部代际间不断展演。研究以城市化中极具转型张力的拆迁家庭为个案经验,通过对其代际关系的切入分析,发现父代在地利显化中主导了家庭资源配置权,而子代则在“社—家”双重结构性关系中形塑了弱主体性。家庭城市化单元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中分化为三种代际互动模式：代际冲突型、代际均衡型和代际博弈型,而代际关系则在共同的家庭发展目标中实践了“三代一体”的团结型代际妥协。家庭城市化单元理性秩序的形成,其背后是个体、家庭之于宏观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下的策略选择。     

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研究

文章基于转型社会视角,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探讨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关系的现实状况,并从微观机制和宏观结构两方面进一步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仍以供养型为主,但随着现代化进程,互惠型将逐渐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在微观层面,老年人个体禀赋越低、文化观念越传统、健在子女数越多,则更可能身处传统的供养型的代际经济关系之中;家庭网络得分越高,代际关系越紧密,互惠型的可能性更大,游离型的可能性更小;同时,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对子女的向下经济支持,呈现出抚养型或互惠型的关系。在宏观层面,社会保障的获得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代际经济资源的双向互惠流动。研究结果对于在转型社会背景下前瞻性应对中国家庭养老风险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半工半家:农村妇女非正规就业的解释

基于妇女就业的微观过程,从家庭整体性视角解读其就业模式及其劳动力配置的一般性意涵,立足武汉远郊村妇女劳工队的实践经验,发现嵌入非正规就业市场中的农村留守妇女践行半工半家的就业模式,表现为家庭事务优先,兼顾个人非农收入.这一就业模式是由非正规就业的在地化、灵活性与互助性形塑的,其根本上取决于妇女家庭角色分工及其家庭发展需求.半工半家作为农村留守妇女劳动力配置的新模式,是半工半耕结构的延伸,推动家庭现代化转型与城乡关系有机互动.基于此,需重新审视女性非正规就业问题,其不仅形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以维系社会稳定,同时作为新的家庭再生产模式成为城乡互动的弹性机制.     

妇女当家会强化低生育水平吗?——一项关于家庭权力与生育决策的实证研究

妇女地位的提升对降低生育率有着重要作用。在低生育水平的湖北宜昌农村地区,数据分析表明,家庭权力在生育决策中产生重要影响,男性的生育观念更为传统,男性主导家庭权力可以提高家庭的生育意愿,而女性拥有越来越自主的生育决策权力以及更理性的、以核心家庭幸福为准则的生育观,但在这部分地区,没有证据显示妇女当家会直接降低生育率。因此,在妇女家庭权力日渐提升的趋势下,为防范极低生育水平、提升农村家庭的发展能力、为妇女生育提供良好的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环境尤为重要。     

论二战后英国妇女地位提高及对家庭关系影响

二战以后的英国，伴随着女权运动的进一步兴盛以及国家立法的支持，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已婚妇女外出就业越来越普遍，妇女已经基本上掌握了自己的生育权和堕胎权，女性受教育水平也得以提高。而妇女地位提高的同时，也引起了家庭关系的一系列的变化，如夫妻角色分配的变化、妻子在家庭中地位的变化以及两性关系的变化。     

基于家庭策略的贫困代际传递治理

家庭是贫困治理的社会基础,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贫困治理的重要方式。基于家庭策略的视野,通过对两个贫困家庭在减贫过程中不同减贫方式的分析与比较,探讨家庭策略如何被自主运用来解决贫困问题。研究发现,“反馈模式”的代际关系下,多子女所带来的路径可选择性与关系灵活性让家庭有更大空间采用有效的家庭策略,以“代内合力”和“代际合力”为一部分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充分的资源及“资源变现”的空间与条件,从而为实现“家庭减贫”创造机会。在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进程中,家庭作用的有效发挥能充分激发家庭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功能性家庭秩序：“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代际干预及其内在张力

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急剧转型的双重影响下，“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成为浙北地区农村家庭满足功能性需求的主要策略。“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不仅解决了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危机与宗祧延续问题，也为多子女家庭维持社会关系提供了可能。然而，“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形成过程凸显出了较强的代际干预特征，即老年人通过代际权力安排着年轻夫妻的家庭生产关系与生活关系，形成了功能性家庭秩序。同时，老年人也试图通过资源传递形成代际关系的“施受平衡”,进而维持功能性家庭秩序。可是，在功能性家庭秩序的形成与维持过程中，以理性分工和功能组合为基础的“两边开门”婚姻模式，却蕴含着家庭关系的内在紧张。     

农村代际关系情感化 ——基于城郊农村的调查

在社会转型期,农村代际关系逐渐呈现情感化趋势.通过对城郊农村代际关系进行田野考察,在三代视域中分析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及其互动逻辑.结果表明:城郊农村子代与父代的关系表现为交往型代际关系,即以"资源投入-情感反馈"为核心的互动模式,并具有子代依附性、代际互动日常性与互惠性、价值整合性特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打工经济的兴起、计划生育后家庭结构少子化趋势、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城郊家庭"一城一乡"居住格局,共同构成交往型代际关系的社会基础.在交往型代际关系中,父代与子代形成多元互动策略,通过教养分离、亲密关系建构和互动均衡维持家庭代际关系的总体平衡.交往型代际关系是父代与子代共同调整的结果,具有高度情感性特征,有利于子代发展和家庭关系和谐.基于此,建议重新审视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及其平衡过程,以此理解社会转型中的家庭变迁.     

吐蕃王室妇女地位研究

妇女地位,是妇女研究领域中一个居主导地位的论题。妇女地位的高低,不仅直接关系到女性自身的发展,而且还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重大影响。吐蕃王室妇女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都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在吐蕃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型,重构了家庭再生产过程的资源配置逻辑、权力互动方式和价值实现路径。农民家庭的内部动员和资源凝聚回应了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发展性目标。家庭功能在“恩往下流”的资源配置模式中强化,形成家庭功能对家庭政治与家庭伦理的吸纳效应。因此,现代性压力激活了家庭的功能之维,重构了家庭运行的基本动力,塑造了转型家庭的实践形态——功能性家庭。基于“功能——结构——伦理”的配置,功能性家庭揭示了家庭转型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因素的复杂关联,展现了中国家庭制度的弹性,推动了农民家庭的转型。     

青少年犯罪的家庭预防对策研究

影响青少年犯罪的家庭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家庭环境(包括家庭的软环境和硬环境)、家庭结构(主要是单亲家庭、再婚家庭和支离型家庭)和家庭功能(包括家庭的生产功能、消费功能和精神功能).要预防青少年的犯罪,必须在增强青少年犯罪家庭预防观念和提高对家庭预防重要性的认识基础上,改善家庭环境,优化家庭结构,强化家庭功能.     

中古吴兴武康姚氏之家风与家学--从一个侧面看文化因素在世族传承中的作用

吴兴姚氏起自汉末、孙吴时期 ,此后长期衰微 ,仕途不畅 ,沦为“贱族”。然因其有文化 ,姚氏不仅得以保持“素族”的本色 ,而且在南北朝后期有所振作 ,至唐代宦位荣显。由于儒家文化的熏染 ,姚氏子弟多有忠义与孝义之行。就其家学言 ,姚氏早期以通晓儒家经术知名 ,南北朝后期注重文史 ,至隋、唐终得大成。同时姚氏精于医术 ,在北朝倍受重视 ,这为其家族地位的上升提供了契机     

宋代河内向氏家族姻婚对象考论

宋代河内向氏是著名的世家大族,联姻对象众多。本文将其分为三类:皇室:大官僚家族;进士及有官身者。同时,文章对其作了介绍和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河内向氏是很注重门第的。     

家族、企业及家族企业的性质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了家族、企业和家族企业的性质及其历史演变。通过分析认为，家族企业是在社会分工条件下，家族成员间生产与生活、经济与社会双重职能的复合。从性质上看，家族企业是不断演变的，并反映特定家族经济利益和家族伦理的社会分工组织。     

明末清初新城王氏婚姻简论

新城王氏作为明清山东著名的世家大族 ,为强化宗族组织 ,维系门第不坠 ,新城王氏自 16世纪以来采取了包括联姻在内的一系列措施 ,与明清山东许多科举望族建立了联姻关系 ,并与其中甚为有力者世代通婚。新城王氏及其姻亲对地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广泛参与 ,反映了明清绅衿阶层与地方基层政权之间的密切关系     

家庭教育立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教育体系中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大支柱已逐渐呈现不平衡的状态,家庭教育被弱化,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立法的缺失,缺乏关于家庭教育的专门立法。同时现有零散的法律规定未明确家庭教育权利、义务以及相关法律责任。因此,亟需制定专门的《家庭教育法》,保障家庭教育的法律地位、明确家庭教育权利义务及相关法律责任,并以《家庭教育法》为核心,立足我国国情和文化传统,构建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教育法律系统。     

论夫妻家事代理权

本文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世界相关国家对夫妻家事代理权的规定,提出了我国建立夫妻家事代理权制度的必要性,并对家事代理权的含义、特征、性质进行分析,重点论述了家事代理权的适用范围及其法律后果.     

家庭养老的困境与出路——兼论孝与不孝的理性

家庭养老是长期农耕文明条件下亲代与子代的互惠行为,孝是家庭养老实现的制度保证。现代工业社会家庭养老的互惠性急剧下降,孝道的影响力逐渐衰微,家庭养老逐渐被个人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现代养老模式替代。发挥家庭养老的补充作用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激励,如增加养老的收益或者增加不养老的成本,孝的教化作为长远的治本之策并非振兴家庭养老的当前出路。     

家庭结构与青少年社会化—兼论家庭结构分类的解释力

本研究从广东惠州市随机抽取3个学校17个班级作为样本，分别考察了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家庭、无工作／单职工／双职工家庭、完整／不完整家庭、核心／主干／联合家庭等家庭结构中青少年在自我评价、社会评价、独立性、学习成绩、性别观念、行为习惯、违规情况等方面的差异。研究显示，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家庭的结构分类对青少年社会化的解释力最强，其次是无工作／单职工／双职工家庭的结构分类，而其它两个结构分类则显示出较弱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