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权下乡与知识下乡的比较与启示

政权下乡与知识下乡是民国乡村两种有代表性的、不同以往的发展路径,也是中国乡村治理前所未有的变动。政权下乡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进行的全面改造,以国民党政权发动的县自治运动为代表;知识下乡主要指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所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政权下乡与知识下乡各有其局限,在实践中需要发挥各自优势,处理好下乡过程中的制度与政策设计、对权力的监控以及向基础型权力的转化等问题。     

民主改革与羌族地区乡村政治变迁

通过对羌族地区民主改革与乡村政治变化的系统梳理,文章认为,1950年代羌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是以政府主导实施的以国家强制力量推进的有计划的社会变迁.通过民主改革,国家权力通过各级正式权力结构渗透到羌族乡村社会,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到了村寨,形成了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乡村政权.党政权力取代了羌族传统社会的控制手段,从根本上改变了羌族社会乡村政治状况,最终将羌族地区纳入国家的一元化政治制度之中.     

云南内地土地改革中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论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的土地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既是生产关系的改变,也重构了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重塑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为此后推进有计划的乡村建设打下了基础。从处于国家权力边缘的多民族地区的云南内地土地改革的实践看,土改初期由于基层政权多为旧体制的维护者控制着,造成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产生隔阂。在土地改革的实践中,通过具有桥梁作用的土改工作队深入一线广泛开展社会动员,国家权力越过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实现直接互动,新的组织符号体系在乡村成功构建,确保了新政权的规则、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在乡村社会得以确立,最后重塑了乡村基层政权,完成了国家权力下行到乡村的任务。     

下沉与应对: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述评

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研究为透视国家权力何以下沉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解释平台,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资源成为国家政权建设时期权力下沉的重要通道,但对国家政权为何要借用乡村文化网络资源的说明则显单薄,村落在应对国家权力扩张中的状态与举措又缺乏足够交代,从而使其研究难以呈现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     

民族地区国家政权建设与经纪模型——以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大草滩村为例

我国的国家政权建设正逐步深入到乡村社会内部，但在民族地区，乡村政权结构有其特殊性，因此了解民族地区乡村政权结构对我国现阶段的国家政权建设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的角度探析甘肃省肃南县大草滩村这一民族地区乡村政权结构从传统时期到现代社会的变迁。     

现阶段国家政权对乡村权力释放的解读——兼论乡村地权

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一段时期内我国国家政权对乡村权力释放政策的解读,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改革开放后,乡村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对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乡村经济权威能人的产生和迅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二是国家基于统治者租金最大化时受到代理问题及度量成本问题等的限制而寻求一定的代理人管理乡村社会,与乡村社会出现的经济能人自身强烈的政权欲望相迎合,使国家毫无成本地寻求到乡村治理代理人.由于国家乡村治理的代理人效用函数与统治者并非完全一致,现阶段国家对乡村权力的释放能否达到理想的效果,有待进一步研究.     

“国家权力—乡村社会”视野下的四川农村合作运动

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控制和整合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在国家权力的"下沉"过程中,农村合作运动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体现。农村合作事业从"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倡导演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运动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逐渐渗入乡村社会的过程;在四川推行新县制以后,保甲制度逐渐与川省农村合作制度融合在一起,政治目的优先于经济政策,"控制"取代了"自治",国民政府利用农村合作运动来控制川省乡村社会的政治意图明显增强。     

新官绅及乡镇权力结构——以浙江省海宁县长安镇为中心

近代乡村社会的权力格局与传统社会大不相同,突出表现为现代社会中新阶层的出现以及现代国家政权的建设直接影响到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控制乡村社会的精英不再是传统士绅,而是随着国家行政体系的延伸而形成的新阶层。浙江省海宁县长安镇张铁民作为抗战以后的一名新官绅,利用自身的亲属关系网络和国民党员的政治身份,确立了在乡镇中的权威地位。国民党县党部通过非组织形式控制乡镇新官绅,插手乡镇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乡村社会的领导权。基层组织的薄弱特征决定了国民党在控制乡村社会的同时,无法利用行政手段从根本上削弱地方权威的影响和地位。在战争的动荡中,国民党未能为新官绅提供足够的利益保障,新官绅与乡村社会同时走向国民政府的反面。     

近代山西社会秩序再构与权威重塑——以民国初期山西新“村制”为例

民国初期,山西乡村政权组织的建置十分混乱,经济发展能力也日渐枯竭,因此阎锡山执政之初,即在山西乡村进行新"村制"的探索。这场以实行编村、整理村范、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村政建设运动,可分为"国家提倡"和"村民自办"两个发展阶段。通过实行新"村制",阎锡山正式将国家行政权力网络延伸、渗透到基层政权的权力系统,客观上强化了乡村社会的行政组织,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在实现了国家对山西乡村社会资源有效控制的同时,也使社会秩序逐渐从混乱走向有序。     

国家、民间权威、族群:清代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以国家、民间权威和族群作为三个能动的主体,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为中心,考察清代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清初国家强化了对这一区域乡村社会的控制,清代中后期,随着民间权威和族群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力量的加强,国家权力日益被地方性知识所消蚀.三者在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中,构成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矛盾的统一体,并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共同完成了这个区域的历史变迁.     

县域社会中的国家遭遇

无论是在统治能力极为薄弱的传统国家还是渗透能力极强的现代国家，国家都不能完全有效地渗入到以县为基点的乡村社会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县域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同。在每一特定的时空场域，国家都在县域社会遭受不同的境遇，并深刻影响了国家与地方的行为和选择。     

国家与农村关系的演变与新型危机

国家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格局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基础的变迁会发生一系列转型。根据国家对待农村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农村关系始终处于调适变动之中,具体呈现为“汲取式下沉”“汲取式悬浮”“供给式下沉”以及“供给式悬浮”四种样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正面临一种新型危机:“供给式悬浮”。“供给式悬浮”在基层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国家惠农政策落实不力与基层政权存在脱离群众的惯性,新一轮因“供给式悬浮”带来的治理性危机很可能冲击国家基层政权的合法性,这需要引起积极反思与高度警惕。     

让权与赋能：农村社会组织孕育过程与机制——基于粤西Y市乡贤理事会建设的案例研究

农村社会组织是实现国家与社会有效衔接的基本纽带,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农村社会组织的孕育过程中,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变量。这两大资源的形成得益于基层政府对村落社会在治理“空间”上的权力让渡,其结果使原本处于衰微但基因仍存的传统文化被逐步激活乃至复兴。同时,随着基层政府不断通过制度供给和“以奖代补”等方法对孕育中的农村社会组织进行政策赋能,日益复兴的文化资源又起到了吸纳经济资源的纽带作用。因此,虽然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是影响农村社会组织孕育的基本变量,但有限让权和政策赋能却是其背后的影响机制。     

晚清乡村绅权及其运作

晚清以降，咸同军兴，乡村秩序岌岌可危。持续衰弱的国家权力有赖于社会力量以共渡难关。由来已久的绅权因其强大的管道实体功能而成为一种有益选择，即对上作为管道以代行公权职能，维持乡村稳定；对下作为实体以聚合民众，主导乡村自治。从发生论角度，晚清学额制度改革造就了规模庞大的乡绅阶层，而学额增加则进一步激发了乡村读书人的入仕信心。他们将理学和经世学结合，使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为之一新。而这些富有进取精神的乡绅价值一经得到有效释放便在最大限度内缓和了清廷所遭遇的政治危机。当然，绅权主体嬗变也带来了绅权外延的积极扩张。这种扩张的标志性事件表现为绅权外溢到由国家权力所垄断的军事与财政领域。在军事权之授予上，乡绅因获得上下信任，进而在战争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财政权之获得上，政局震荡所引起的财政危机使得中央必须依赖地方经济支持，而乡绅在动员乡村抵抗太平军的过程中获得了法定筹饷权。作为一种制度对价，乡绅在19世纪中期协助清政府渡过危难之际获得了之前三百年间不可想象的权能。有了军事与财政特权，乡绅便可以通过公局治乡和团练维稳，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效用。虽然在法律时效上，晚清乡村绅权早已隐入尘烟，但这...     

唐代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以“逃户”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人口掌控历来是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主要推手,而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逃户＂问题直接决定了乡村治理的走向。唐初,统治者继承三代以来的乡官制,将其构建的＂均田——租庸调——户籍＂制度体系全面植入乡村社会,形成了一元权力支配下的治理模式。随着均田制不断地被蚕噬,＂逃户＂问题开始凸显,在＂逃＂与＂括＂的反复博弈进程中,政府掌控能力渐趋弱化。安史之乱后,＂逃户＂问题持续恶化,＂以官治民＂为核心的科层治理结构完全崩溃,为了摆脱严峻的乡治困境,唐政府顺势应变,废止乡官制,将以富户轮差为基础的职役制推向前台,乡村治理模式由此转型。     

冲突与协调:国家权力、基层市场与农民生活——“大跃讲”后贵州农村集市贸易分析

"大跃进"中,农村集市贸易被迫停滞,农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国家重新开放了农村集市,这可以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在集市贸易的恢复过程中,国家权力和农民利益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冲突,为此,政府采取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在满足农民基本利益的同时,也维护国家权力的权威性。在此过程中,农民的意愿和行为作为力量的一极也不可忽视,相应的沟通疏导渠道,也是使这种社会冲突不至于升级的重要保障。在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对社会冲突的个案分析,有助于国家和市场在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中的准确定位。     

试论行政权力的控制

行政权力是公共权力中涉及面最广、最易受侵蚀的权力 ,它的存在具有双重效应 :或者使政府效能的实现成为可能 ,或者相反。为防止行政权力的负效应 ,应对行政权力实行控制。控制方法 :1.确定行政权力的范围 ,理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2 .科学、合理地配备行政权力 ;3 .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实行控制     

建国初期乡村社会的变迁——以农民教育的效果为中心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广大乡村的农民进行了规模宏大、形式多样的思想文化教育和业余文化教育,使得乡村的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之相适应的乡村社会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主要表现在农民职业的分化、心理的转变、参政议政热情的高涨、社会风气的变化等,这些改变有利于国家政权的施政,为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展开提供了条件。     

1949－1957年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与农村社会变迁——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的研究

1949-1957年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国家权力的下沉。下沉主要是通过运动建政;革命建政;政党建政三种方式进行的。农村政权建设的焦点、难点,是乡村社会的动员、协调与控制问题。支前反霸、镇反土改、互助合作等运动,既使国家权力纵向上达至区、乡、社队层面,横向上扩展到农民的生产、生活领域;又使农村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的重组、重构。它们的实现,并不是简单的直线演进程式,动员、协调、控制中的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从始至终都存在着矛盾、紧张和冲突。醴陵县的个案研究,就是从这两者的互动轨迹来揭示其复杂面相的。     

宅基地使用权审批制度研究

农村的实际情况与法律规定的审批制度有较大的差距,宅基地使用权审批制度应该从实用性和中国国情出发。县级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对宅基地使用权审批行为应当是以依职权确认为主、依申请确认为辅的行政确认。体制改革应贯彻村级组织决定原则,县级审核、省市规划、加强监督原则,加强宣传教育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