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思想源流

公法理论的创新离不开政治哲学的知识来源,作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三种代表性学说——“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均有其政治哲学的基础,“管理论”的产生与行政法制度上的充分展示,仰仗“国家权力”合法性、正当性的政治哲学上的成立;“控权论”则是政治自由主义的直接实践,是政治自由主义哲学的延伸和必然结论;“平衡论”似乎兼有上述两者的政治哲学思想基础,但单就强调“公民守法”这一面而言,它从根本上来说是秉承了“共和主义”政治理想的。     

独具特质的“政府法治论”——《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简评

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行政法据以存在的观念基础与思想前提。政府法治论是源于本土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基础学说,其提出与论证也是不断得到证明的实践历程。《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突破了“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纷争的传统窠臼;形成了自洽性与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建构了法治主义维度下现代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回应了真实世界里的理论问题。     

现代行政法平衡论的不平衡审视

现代行政法“平衡论”通过行政关系与监督行政关系的互动实现平衡,但是在涉及主体之间、行政与环境关系、执行中所导致的结果等方面并不平衡,其提倡的以民制权论在目前可行性也不强,经历着后现代冲击的行政法也需要有新的发展思考。     

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宪法学解读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行政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行政法发展中出现的新的现象和当前转型时期的中国行政法学的困境的解决迫切需要宪法学提供支持。目前学界对宪法与行政法关系定位存在的局限性源于对宪法定位的局限性。宪法是组织共同体的规则，是动态的人类共同体的生活方式，是法律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或者它既是公法又是私法。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的重新定位、行政法的“疆域”的动态发展、行政主体的多样化、行政方式的多样化和行政法治的发展都需要宪法内涵的更新和宪法学的解读。     

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法理论及其根据

中国行政法理论受国外相关理论影响构成行政机关“中心论”,使行政法范围相对狭小,不能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建立协调制约的政治关系的需要,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实施宪法的、各种政治关系相互协调制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法理论。新宪法关于“三个文明”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基本精神,为中国行政法理论提供了法律根据,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也为中国行政法理论提供了现实根据。     

浅析政府信息公开的法理基础

政府信息公开是当今世界民主化、法制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用法律来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政务的透明成为考察各国民主法制进程的重要标准。政府信息公开的法理基础有:法理之源—法治思想、宪政基础—知情权、行政法基础—行政控权论三个方面。     

行政法理论研究的后现代转向

行政法理论基础争论的核心目的在于确立行政法上具有基础地位的中心理论,然而,这场争论本身存在不同的哲学取向及其内在矛盾。在后现代主义的启示下,行政法理论研究应作理论基础争论到理论内在构建、理论评价民主化以及实用主义等方面的多重转向。     

多元化 抑或统一——关于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的思考

有关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业已经过约30年的历程,却并没出现学界所力求的"大一统"之观,相反,仍然是观点林立,呈现"碎片化"现象.实践和研究表明,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难以统一,多元化发展是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的必由之路.只有加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前置性问题研究,注重其规范化、系统化、体系化的证成和开放式的比较研究,强化理论的推广和应用,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才能最终走向辉煌.     

合作国家背景下我国行政法基本理念的变革

行政法基本理念的产生与发展,与其背后的国家理论密切相关。不同的国家理论孕育不同的行政法基本理念。国家理论发生变迁,行政法基本理念也应随之变化。建立在传统国家理论基础之上的我国行政法基本理念的诸多学说,存在着缺陷和不足。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国家理论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合作国家理论诞生。合作国家理论背景下,行政法基本理念也随之变化,“合作论”孕育产生。     

公私合作背景下行政法基本理念的变化与革新

行政法基本理念的产生与发展,与其背后的国家理论密切相关。不同的国家理论孕育不同的行政法基本理念。国家理论发生变迁,行政法基本理念也应随之变化。建立在传统国家理论基础之上的我国行政法基本理念在学术上有诸多学说,存在着缺陷和不足。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国家理论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合作国家理论诞生。合作国家理论背景下,行政法基本理念也随之变化,“合作论”孕育产生。     

转型政府与行政法治

四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行政法治的变迁史。以政策追踪分析的方法,可将中国行政改革分为四个阶段,相应地,行政法学也经历了四个转型：第一阶段是“精兵简政”改革,是行政法制的初创期,效率价值主导了行政法学研究;第二阶段是“职能转变”改革,在这一阶段,控权理念占据依法行政的核心要义,形塑了以行政行为为支点的行政法学体系;第三阶段是“公共服务”改革,拓展行政活动的形式,在平衡论与控权论的论辩中探索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根基;第四阶段进入国家治理改革,补强民主正当性的实质法治路径受到青睐,新行政法学研究提上日程。历史发展的脉络表明公法研究必须深植本国背景。唯有理解当下并预判未来的政府定位,才能经由法释义学方法而发展出契合国情的行政法治。     

论行政组织法的完善路径——从行政生态学的角度切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机构先后进行了几次规模较大的行政改革实践与数次规模较小的调整,然而,作为行政机构改革制度保障的行政组织法的理论探讨与制度设计,却进展缓慢。近年来,行政法学者从研究主线、行政主体与合法化进路等方面,对行政组织法的完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行政组织法的进一步完善,实际上就是行政组织相关制度对目前行政组织的生态环境所作出的一个回应。影响行政组织制度形成的生态环境是多样的,其中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四个方面。     

行政权正当性理论变迁的行政法意义

行政的核心或实质是行政权，行政权是行政法的“起因和归宿”，是全部行政法理论的基点和中心范畴。行政权正当性理论的变迁，推动了行政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促使行政法由传统行政法向现代行政法过渡，从而对行政法变化与革新具有莺要法治意义。     

行政权概念冲突与重新认识和确定

行政权是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的共同研究对象,它是全部行政法理论的基点和中心范畴。对行政权的控制成为行政法治的关键,然而,由于传统行政权理论的单方性、强制性、执行性的局限,行政权概念内涵与现实行政实践的冲突已屡见不鲜,有时用传统行政权理论解释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行政现象显得力不从心或者大相径庭。因此,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对行政权内涵进行重新认识,分析矛盾表现,并在借鉴国外行政权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现代中国行政权的认识,力求对行政权进行全方位把握,并确立符合现代行政实际特点的行政权概念。     

论我国行政法治中的人权保护问题

人权是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它是一种道德观念上的权利。要把它变成现实,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礼法政治传统的国家里更需法律制度的推动。作为“制约权力”、“保障权利”且有“动态宪法”之称的行政法在保护人权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人权保障在我国的行政立法、行政执法以及行政权利救济等方面不断得以体现和落实,但还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尚待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法治中的人权保护机制。     

关于行政程序的价值探索--兼论平衡论的意义

我国法律传统向来重实体轻程序,奉行"结果好便一切都好"的实用主义哲学理论.但是,在走向法治化的过程中,我国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程序的价值和作用.平衡论把行政程序的作用提高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主张通过行政程序权利义务的倒置达到总体平衡.行政程序法的基本价值目标是公正与效率,平衡论对我国行政程序法公正与效率兼顾目标模式的确立作出了积极贡献,指导了我国行政程序法律制度,而且在行政程序立法实践中也有体现.     

试论现代法治背景下行政法的类型

法治是一种法律和政治上的愿望,在现代法治背景下,行政法的类型可以概括为三类：秩序法治、行政法治和回应型法治。秩序法治是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为目的、以管制为特征,主导国家社会生活的一种法律秩序形态;行政法治是以控制行政权力为使命,政府行政行为受到正义之法约束的法治状态;回应型法治是以对当代行政法特征和规律的重新认识为基点．它是一种合作型的、积极的、动态的、自省的、“生态型”的行政,是一种全覆盖的法治状态。     

经济转轨三十年：中国经济法学的嬗变与新生——以“国家调节理论”为主要考察视角

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自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法学迄今走过了三十年的发展历程,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也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文章具体分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宏大历史背景下我国经济法学的嬗变与新生,概括了以“国家调节理论”为代表的新理论在对我国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大经济法观点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法学成长与日趋成熟的导引和促进作用,并初步探讨了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未来之路,以期当前中国经济法学能鉴往知来,多一份冷静和理智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     

试论比例原则及其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比例原则是德国首创的行政法原则,有不少国家予以运用。它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相称性原则。该原则的价值在于从权利的基本性质和法治国的实质精神出发,对行政权进行有效控制,体现出法的正义。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将其作为司法审查的标准,可以缩小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提高审判的可操作性和司法权威性,有助于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