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合理性”控制

现代行政主要表现为自由裁量行政,在行政自由裁量权日益膨胀的条件下,传统法治所提出的合法行政的要求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限制越来越软弱无力,而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控制日显重要.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内容决定了它是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只有在此基础上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全面、有效的监控,才能最终实现行政法治.     

浅析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控制

“自由裁量权”一词源于西方法律文化,是指法律赋予国家机关根据情势所需,在法定限度内有选择余地的处置权力。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该权力在行政领域的体现,属行政权范畴,因而具有行政权的基本属性,即执行力、命令力和强制力。行政自由裁量权不仅是各国行政法学研究的艰深理论问题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产生的历史前提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现代意义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是伴随着行政权力的分化与依法行政原则的确立而出现的。行政权力的分化与依法行政原则的确立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二者统一于行政自由裁量权产生的历史进程之中。     

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法律控制探析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权的核心,它可以软化和缓解法律的刚性,能够使行政主体灵活地处理问题,提高行政效率,并有利于完善行政法体系,但运用不当又极易导致权力的滥用与失控,并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影响法律公平、正义的实现。必须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遵循一定的规则,从平等对待原则、比例原则、行政参与原则和权利本位原则等方面使其得到合理的运用,而采取有效的举措对其进行控制则尤为必要。     

论政府权力界限——以行政法治为视角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诉求之一。政府权力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为政府权力设定法律界限就是最好的"制度笼子"。行政法是控制和规范行政权力的重要机制,为政府权力的运行设定法律界限,规定了政府权力的边界范围和条件限制。政府权力的边界在于:职权法定、权利保障、行政责任;政府权力的限制在于:程序正当、合理行政、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     

论司法审查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现代行政主要表现为自由裁量行政。司法审查能有效地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泛滥。当然,司法权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介入必须遵守一定的原则和规范。     

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双重功能 ,它在运作中的“自由性”和“封闭性”特点决定了它更易受权力、金钱等非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枉法、滥用自由裁量权 ,这严重影响了法律适用的公正和准确。为此 ,必须大力加强立法 ,加大对自由裁量权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深度 ,严格对执法者的考核任免和责任追究制度 ,完善行政法制监督 ,确保行政自由裁量权合理有效的行使     

我国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内部控制研究

中国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从实际行使现状来看,目前存在不少问题,必须对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从控制的原则来说,应把握合法原则、合理原则、公开原则、效率原则和服务原则等五大原则,在控制措施上,要加强税务工作人员素质提升、优化裁量标准、加强程序控制和完善惩防并重的廉政建设体系。     

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的比较研究--一个以判例为基础的思考

现代行政权大都表现为自由裁量权的形式。英美法的合理性原则和大陆法的比例原则是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的主要标准。合理性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共同本质是 :强调手段与目的的合理性 ,即成本与收益的合效益性。我国的司法审查可以借鉴这两大原则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监控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主体提高行政效率必需的权限,它能使行政执法者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处理问题.同时,行政自由裁量权又是必须要加以控制的权力,权力行使者的不当或错误的运用会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本文在对西方国家行政自由裁量权监控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多个方面就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监控模式进行探讨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做法.     

论民国时期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以国民政府行政法院判决为中心

通过司法审查以规制行政裁量是推进行政法治的重要环节。刊载于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公报》与《司法公报》上的426件行政法院判决书显示,行政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对被诉的行政裁量行为在形式合法性与内容合理性上均加以审查。形式合法性审查包括审查行政裁量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以及裁量权的行使有没有违反行政法基本原理等方面。内容合理性审查则突破了1932年《行政诉讼法》第1条对行政行为只允许合法性审查的约束,借助中国传统司法“济情法之平”理念,对部分不合理的行政裁量行为判决变更。行政法院的审判实践对推动当时的行政法治具有积极意义,但国民政府未能及时修订法律,将行政裁量合理性审查问题确定下来,从而降低了司法审判的确定性与可预见性。     

税务行政裁量权的理论阐释、行为纠偏与路径选择

税法中不确定概念下的理论空间以及税务行政的实践需求共同营造了税务行政裁量的制度空间，而不规范的税务行政裁量则为不规范的税收执法提供了操作机会。通过对税法文本中不确定概念理论缘由的寻求，以及税收征管中实践动因的梳理，税务行政裁量权的规范化确有必要性。为达成税法运行各司其职中的彼此制衡，有必要强化比例性原则在税务行政裁量中的运用，以此限制税权介入纳税人私域的范围与限度，并提供明确化的宏观指引；利用行政裁量基准“行政自制”与“规则之治”的双重品质，借助标准化的文本修正，为规范化的税收执法预设行为轨迹、构建外在制约并压缩裁量空间；以纳税人的同意权为基础，设计符合税法特殊性的程序规则，形成立体化的纳税人救济路径。最终形成税务行政裁量权积极运作与规范运行的制度环境。     

行政裁量行为的合理性审查研究

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增加了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审查标准,与原有的"滥用职权"共同构成了对行政裁量行为的合理性审查标准。在现行审查标准体系下,"滥用职权"主要适用于审查行政机关具有主观恶性的行政行为,而"明显不当"主要适用于审查未考虑相关因素或违反一般法律原则等的行政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明显不当"标准与其他审查标准混用、"明显不当"的具体判断标准难以法定化、客观化等问题。中国对行政裁量行为合理性审查制度的重构,应当在明确行政裁量行为范围的基础上,将"明显不当"的审查标准客观化、法定化,并将"滥用职权"和"明显不当"标准与其他审查标准区分开来。     

试论比例原则及其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比例原则是德国首创的行政法原则,有不少国家予以运用。它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相称性原则。该原则的价值在于从权利的基本性质和法治国的实质精神出发,对行政权进行有效控制,体现出法的正义。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将其作为司法审查的标准,可以缩小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提高审判的可操作性和司法权威性,有助于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     

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在林业行政处罚中的实践与完善

行政裁量基准是行政机关自我约束的内部规则,能够有效控制行政裁量权的滥用。将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引入林业行政处罚,有助于统一林业行政处罚的裁量尺度,提高林业行政执法水平。近年来制定林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地方实践,为我国林业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由于制定主体过多、设定标准随意等原因,导致各地裁量基准在涵盖范围、类型划分、违法事实格次、处罚幅度标准、基本原则表述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应当明确区分裁量基准适用规则和具体裁量基准的制定主体,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统一制定全国的林业行政裁量基准适用规则,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设定标准,然后由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据此制定具体的地方裁量基准,以完善我国的林业行政裁量基准制度。     

论行政强制措施的变异——从行政强制措施的事实损害性特征切入

既然行政强制措施是对人身自由或财物的暂时性限制,那么它就对公民具有某种损害性,在实践中行政机关应当谨慎采取,在理论上也应该进一步厘清行政强制措施可能存在的违法变异形态.如果行政强制措施的采取违反了比例原则,则应认定为滥用职权;如果行政机关不积极取消行政强制措施,则应认定为行政不作为;如果行政机关故意拖延取消行政强制措施,则应认定为变相的行政处罚.     

公平在行政自由裁量中的价值定位及其实现

本文通过对公平法律价值的揭示,认为公平一方面可以克服成文法的模糊性、不周延性、滞后性等缺憾;另一方面有助于法律普遍正义与个别正义的统一,增进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和自律,因此公平是行政自由裁量的基本价值和理念。文章指出,对公平与效率这两个基本价值应进行辩证分析以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与取向。最后,文章对公平价值在行政裁量中的实现提出初步的设想。     

行政裁量的界限与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贯穿于整个公法领域的重要法律概念,为所有国家行为提供合法性理由。但由于公共利益概念的不确定性,在解释其内容时往往要诉诸于行政裁量。当今宪政国家要求行政裁量行为遵守内外界限,而此种界限映射到公共利益上即表现为法定性以及合理性和程序性。     

农业行政执法中应正确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存在和正确行使是农业行政执法中不可或缺的。行政自由裁量权非正确行使会对农业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要在遵循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础上 ,对其进行全面有效的监控 ,以有助于加强农业依法行政 ,最终实现依法治农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