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反理学思想的社会政治指向——以傅山肯定"无理"范畴为视角

在明末清初反理学思潮之中,王夫之、黄宗羲二人主要从哲学理论的高度,重新阐释了理气关系。顾炎武则主要从历史还原的角度,将理学还原为经学,提出了"理学即经学"的命题。相比较而言,傅山对理学的批评,比较侧重于从字义的历史还原和理学的社会作用角度,批评理学之"理"的理论谬误及其危害性,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1)从理气关系的角度,认同"气先理后"的思想;(2)从范畴史的角度,消解理学之理的神圣性,认为宋明理学家讲的"理"不合先秦儒家经典上所说的"理"字,缺乏历史根据;(3)认为"理"也有善恶之分,如同性有善恶一样,不是像宋明理学家说的那样,理为纯善;(4)通过"无理与理"关系的辩证,提出了"无理生理"、"无理胜理"的激进思想,这是傅山从理论上批评理学最具特色的地方,从而也显示了其对理学批评的社会政治指向。     

试论欧阳修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

欧阳修的思想及其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以往学界对这一方面的具体研究颇有欠缺。本文从哲学、经学、排佛道三个层面论述了欧阳修的思想，认为：其“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的天人观充满儒家的理性精神，是北宋理学“理本论”的直接理论先导；其以理性精神为标准衡量儒家经典传注的是非真伪，为经学中义理之学学风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修本胜之”的排佛道思想，虽然尚无法真正战胜佛道二教的影响，但却为稍后的理学家们加强儒家心性之学建设揭示了方向。因此，作者的结论是认为欧阳修是北宋理学思潮的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     

试论宋明理学家的圣贤境界

宋明理学家通过对"天人合一"这一哲学主题的论证和对心性义理之学的追求,创立了既不同于孔孟原始儒学,也有别于汉唐经学的新儒学,将儒家哲学发展到十分完备的形态,使得中国哲学的境界学说得以充分的展现.本文试图将宋明理学家有关圣贤境界的追求特别是如何成就圣贤的问题进行论述,来再现他们的生命境界.     

"孔颜乐处"心解--宋明之际一段儒释"心性"通辨

"孔颜乐处"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儒学话题.宋明之际,理学家受禅宗影响和启迪,不仅把它作为接引学人的一则公案,并由此体悟心性,发明儒学大义.孔孟之学的局限是因为"言约而旨微",汉宋儒家对其经典的解释,不仅不能得其要旨,反而导致学人误入歧途.宋明思想家通过"学佛而知儒",由此开启出宋明心性之学的硕果,对于复兴儒学其理论和实践方法上的意义应予以充分重视.     

权变: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经学阐释的特点是通经以明理。中国传统经学的“权变”思想是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正是以此为思想基础 ,综合汉学与宋学 ,创新儒家经典 ,从而形成了新儒学———理学。     

宋代语录体经学的发生、诠释及其影响

语录体经学是宋代经学展现的重要形态。宋代语录体经学的产生源远流长,其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尚书》《易传》《论语》《礼记》《孟子》等儒家经典。最直接的源头便是《论语》《孟子》,这两部经典影响深远。宋代语录体经学有其自身的特征、特质,一方面强调问题意识、现实取向性,另一方面改变了汉唐之际对礼仪制度的关注,而转向了对道德性命的强调。宋代语录体经学对于元明清时期经学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南宋理学与书院教育宗旨

南宋时期,理学和书院呈现一体化发展趋势。理学家倡导复兴儒学、以儒家明体达用、内圣外王作为书院教育宗旨,推动了南宋书院的发展,为书院成为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程对《中庸》的表彰与诠释

《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在宋代,随着儒学的复兴,《中庸》开始得到二程等理学家的重视,他们开始借助《中庸》来建构和完善儒家的道德心性学说。二程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他们不但对《中庸》给予极高的肯定和表彰,而且对之进行诠释,为《中庸》地位的提升起到关键作用,由此也直接奠定了《中庸》在经学史上崇高的地位。     

经学语境下的“学问”:儒家知识论的价值与事实

经学典籍里的"学问"一词及其历代注疏,建构出价值判断高于事实判断的儒家知识论。儒家知识论在经学原典的基础上,经历代注疏不断发展,可以分为形成、系统化、哲学化和专门化四个阶段。儒家知识论的建构使儒家经典析出"四书"这一主要阐发儒家知识方法和路径的"新典",凸显了孔子—子思—孟子在儒家知识论中的地位。儒家知识论具有经验性、诠释性、人文性、内省性和经世致用性等特点,经验性、内省性为其基本特征。儒家知识论在建构过程中,潜在地存在解构的倾向:以儒家经典作为知识论的源泉,以价值判断为依归的学问,使经学出现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极致发展;同时,以事实判断为尺度的学问,使经学面临知识本身的事实和逻辑的挑战。儒家知识论以价值判断为主,虽也存在事实判断的趋向,但与近代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还有一定的距离。儒家知识论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思维的模式,而且也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的创新和发展。     

家族与家庭教育:宋明理学的观点及其实践

宋明理学以其"天理"观为指导,在宋明家族制度化建设中提倡宗子制度及族谱修撰,突出家庭教育的地位与影响,坚持以道德教育作为家庭教育的核心,强调礼仪教育的重要性,承认妇女作为教育者及受教育者的价值,有其值得借鉴之处。理学之家庭教育观念,沿袭先秦儒家立场,以理学本体论、人性论及认识论为指导,重拾、重解儒家传统经典尤其是《周礼》、《周易》及《大学》相关命题、概念,在儒、道、佛三教鼎立之际,结合当时家族与家庭结构变化之现实及家庭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对家庭教育的原则、内容及方式、方法等进行了较为系统而颇具创新的阐述,强调忠孝仁义、男尊女卑;主张恢复古代宗子法,提倡重建家族制度。而其家庭教育实践,统而言之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理学家作为本家族的精神领袖或家族精英而对各自家庭(家族)教育的深刻影响;二是理学家以其较为普遍而长期拥有的地方行政长官资格对辖地家庭教育的积极干预。     

浅论儒教与儒教哲学

笔者认为儒教是宗教 ,而且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宗教。古代社会的国家组织同时具有宗教组织的职能 ,而国民则构成了儒教的庞大信众。儒教的最大的特色是其信仰对象有一个等级序列。儒教对其信仰对象的崇拜仪式 ,则主要表现在各阶层官员与民众的各种祭祀上。儒教是宗教 ,但儒学 (儒教哲学 )不是宗教 ,而是对儒教的一种理论化、系统化。儒教哲学是对儒教信仰的理论论证 ,它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理学之后 ,笔者认为就再没有原创造性的儒教哲学     

返本开新与儒学再造——论颜元的习行哲学及其历史命运

颜元是中国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思想系统对前代学术传统而言,既非冯友兰所说的"照着讲",也非"接着讲",而是推倒两千年来的学术成见,直追周孔正学。他以"复古"为口号,进行着儒学新形态的探索工作,"溯本以致新"或者说返本开新是其思想的本质特征。溯本或返本即返回到原始儒家健全的精神上去,致新或开新即开出崇实尚动之儒学新形态。由其思想可以窥见明末清初中国哲学的特点,即反省意识、主体自觉、责任意识和崇实倾向。不过,当崇实倾向无法落实于外在的社会制度建构而只能向学问中探求时,反省意识与主体意识随之归隐,而埋头故纸堆的乾嘉朴学也就呼之欲出了。     

朱熹对儒家教育传统的集大成作用

朱熹对儒家教育传统起着集大成作用。他的集大成作用主要表现在：论证了理学教育的理论基础;继承孟子以明人伦为主旨的教育目的论;构建“三纲五常”为“天理”的德育论;提出了格物穷理以致知的教学论思想;遍注群经,辑合并注解《四书》和北宋理学家著作,深刻影响我国南宋以后封建社会后期各级各类学校教学内容。     

戴震经学研究的人文关怀

戴震的经学研究以先秦儒家的论述力驳朱熹的心性之学 ,肯定情和欲的合理性 ,力矫宋代理学与清前期的主流意识之谬 ,为推进当时思想的发展作出贡献。他的学术研究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学术个性。     

王心敬易学思想初探

王心敬是明末清初“关中大儒”李二曲门下高弟，他是一位在儒家经学、哲学诸领域都颇有造诣的学者。在王心敬众多的经学著作中，《丰川易说》最为著名，他从易学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角度，概括论述了其“读易反身”、“学易寡过”的易学思想，从而阐明了他天人一体的本体论主张。     

论周敦颐的“诚”——兼与《中庸》比较

“诚”是宋明理学和先秦儒家的重要概念。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在他的学说中,尤其在《通书》中,对“诚”多有论及。《中庸》是先秦儒家学派中弘道派的代表作,其中有多处对“诚”的系统论述。从中可以看出《通书》与《中庸》在内容和思想上的承继关系。讨论周敦颐的诚,可以增强我们现代人对诚信的理解。     

理学、《四书》学与儒家文明

两宋时期的理学与《四书》学之间有着十分深刻的内在联系。在中唐儒学复兴、北宋理学奠基,南宋理集大成的过程中,《四书》的地位一步步提高,最终形成一个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有机联系的新经学体系。理学与《四书》学的结合不仅构建了一种合价值信仰、知识体系、行为准则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同时理学家们通过影响朝廷的上层路线和民间传播的下层路线,使这种新兴的思想体系发展为一种影响中国历史七八百年之久的儒家文明。     

范式突破:张载对理学的开创之功

经学和理学是儒学的两大基本学术形态,经学自是经学,理学自是理学。唐宋之际,在儒学复兴的旗帜下,儒学经历了从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的范式革命。为研究张载对理学的开创之功,运用文献分析法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在此变革中,张载不但较早讨论了太极、性与天道、义理、心、性、动、静、天理、人欲等理学重要概念,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而精辟的哲学命题,建立了包括知天之学、为圣之学、外王之学在内的完整理学体系,对理学方法论也作了全面的探索和阐述。研究表明,作为一位创新意识最强、用功最刻苦、源流最为纯正的宋明理学奠基人,张载在理学脱离经学而成为一种新儒学形态的学术变革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所创立的话语系统和不同于经学的方法论对后世理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四库总目》文学批评的经世价值取向

明末清初 ,宋明理学已经发展到极端 ,于是清初文人倡导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以救理学空疏浮泛之弊 ,经世思想成为一时社会思潮的主流。《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无论是功用价值论、创作主客体论还是艺术风格论都由此而带上浓郁的经世色彩     

明代经学研究史述论

对明代经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代。清人对明代经学的认识以负面评价为主,其程度也由清初的有针对性的批判、清中期的全面否定、晚清的蔑视而不断加深。第二个阶段为近现代。近现代学者对明代经学的认识既受清人负面评价的深刻影响,也逐渐转向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看待明代经学。无论是将明代经学视作宋学的余波加以否定,还是将其视作清学的滥觞而加以肯定,都不是全面、客观的态度。绵延近三百年的明代经学,有其独立的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今后的明代经学研究应该就明代经学自身来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