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控型政权:乡镇运作及其治理实践

乡镇运作逻辑及其政权属性是镇域治理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当前乡镇运作主要受体制规制、 社会监管与资源紧缺三重压力挤压,镇域治理事务性压力突显,促使乡镇政权采取压力调节与控制策略,推动不同公共事务的清单式管理、常态化监管、动态化防控与运动式治理,乡镇治理呈现“调控主义”逻辑。乡镇政权对压力结构的分解重组、治理事务的分类和治理资源的调配,表明其具有相对自主性与能动性的“调控型”政权性质。乡镇政权的内部调控策略,容易带来乡镇的“治理内部化”发展,限制乡镇政权治理能力的提升。基于此,基层治理体制改革需给予乡镇政权向外扩展治理资源、培育治理力量的空间与财力,建立符合镇域治理现实的“权威的统合治理”秩序,真正推动基层协商共治与简约治理。     

浅析普京中间主义道路的主要内容

普京中间主义道路的主要内容包括:实施“有效的经济”,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确立多边务实的外交“新概念”,重建统一的“俄罗斯新思想”。     

数据主义理论溯源及其技术人文未来

数据主义代表着大数据时代的一种社会思潮，是人类意识形态上的数据化变革。数据主义的生成逻辑是文化、技术以及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自古至今根植于人类内心对神秘未知力量的崇拜本性是数据主义生成的文化基石；大数据技术在信息维度上建构的“数据世界”是数据主义生成的技术动因；后真相社会导致盲目崇拜、物性依赖的双重遮蔽环境是数据主义生成的肥沃土壤。而数据主义的思想实质包含了从本体到实践的思想溯源。在本体论层面，数据主义是“万物皆数”思想的现代化发展；在认识论层面，数据主义是一种经验主义思想的回归；在价值观层面，数据主义者奉行“数据解决一切”的工具理性至上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数据主义是一种饱含欺骗性意识形态的技治主义幻想；在思想实践上，数据主义是计算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路径。数据主义的出现向人类主体性地位发起了挑战，为挽救失落的人文，数据主义应走向“技术人文主义”。技术人文主义下的一切“人-技”共生关系都是人类自我存在的新维度，一切数据自由终将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体现。     

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对立的新思考——社会研究方法论的基本问题之一

文章对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对立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双方的对立是双向度的。在“整体”观上，个体主义坚持化约主义的立场，而整体主义则秉持反化约主义的立场；对立的结果是个体主义犯了“消亡论”错误，而整体主义则陷入了“物象化”的陷阱。在“个体”观上，个体主义采取了反社会决定论的立场，而整体主义则强调了外部社会决定论的立场；其结果导致“个人”在个体主义那里“社会化不足”，而在整体主义那里则“社会化过度”。文章最后认为，超越二者对立的方向之一是解决“社会结构”和“主体行动”的发生学根源和再生产条件。     

论新加坡的“选举民本权威主义”政治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垄断政权,塑造了“选举民本权威主义”的合法性结构,这种合法性结构具有三重权威性：制度上的选举权威主义、理念上的民本权威主义和工具上的政绩权威主义,三者相互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起黏合作用的作为人民行动党执政理念的具有东方色彩的民本权威主义,即民本权威主义来自于中国古代儒家与法家的政治思想,是“好政府”和“法治”混合的产物.     

区域主义:通往全球主义的“垫脚石”还是“绊脚石”

全球主义与区域主义是上世纪 80年代尤其是冷战后同时发展的重要国际关系现象 ,学术界对两者关系主要有“冲突论”、“兼容论”、“过渡论”三种看法。出现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区域主义的理论发展滞后于实践。区域主义的初始内涵是民族主义的体现和放大 ,经过旧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 ,封闭性的区域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等不同阶段对区域主义内涵的改造 ,其当代内涵与全球主义日益接近。新帝国主义披着全球主义外衣为殖民主义张目 ,对区域主义造成一定冲击 ,我们在推进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同时 ,应坚决反对新帝国主义。     

司法能力主义:对司法克制主义和司法能动主义的平衡

司法克制主义坚持严格的规则主义,有利于维护法律的确定性,但走向极端化就会损害个案正义,忽视司法判决的正确性.司法能动主义通过法律原则的适用维护个案正义和司法判决的正确性,但走向极端化就会破坏法律的确定性.现代法律和司法判决应该是正确性和确定性的统一,这就提出了司法能力主义,也就是对司法克制主义和司法能动主义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进行“执两用中”的整合和平衡.司法能力主义强调法律不仅是技术,亦是艺术,对法官的司法能力提出很高要求.     

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法团主义的维度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法团主义作为一种建立在功能性团体基础上的利益代表和协调体系为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模式.中国当前虽然具有国家法团主义的显著特征,但是随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社会的组织化水平和社会团体的自治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实现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的过渡是值得期待的.     

三维型政权：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乡镇政权——基于贵州省桐乡的拓展个案研究

乡镇政权的特性嵌入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时空场域中,“三维型乡镇政权”聚焦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镇政权的职能角色及其动力源泉——行政考核目标与角色期望。运用田野工作、文献研究等方法,对贵州省桐乡的拓展个案研究发现,为协调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乡镇政权承担着“三维型”职能角色,即以经济项目建设为主的生产发展、以民事项目管理为主的公共服务、以“一票否决”事项防范为主的社会管理。引导并决定乡镇政权这种“三维型”职能角色的动因在于上级政权特别是县级政权为乡镇政权创设了由锦标赛机制、拉力赛机制和淘汰赛机制所构成的“三维型”行政考核目标与角色期望。这种“三维型”角色行为与“三维型”角色期望共同形塑了乡镇政权的“三维型政权”特性。     

印度“改革的多边主义”的内涵与影响

印度近年来在国际场合反复强调“改革的多边主义”，该理念由印度总理莫迪在2018年金砖国家峰会上首次提出，并逐步成为印度对外战略中的关键理念。“改革的多边主义”以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为核心，目的是应对全球性挑战，主要任务是对多边国际体系进行改革，传递出民主、多元、包容的价值理念。印度自独立起就开始重视多边主义，通过参与多边主义增强国际影响力，又经过“防御的多边主义”来保障自身核心利益，近年来印度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心情愈加迫切，想借助多边主义改革的浪潮实现跻身世界大国的目标。印度广泛参与全球治理，在持续关注的发展议题、气候变化议题与海洋议题等领域提出新方案，并与多边国际组织及其他国家展开合作。目前来看，印度“改革的多边主义”包含全球治理改革与谋求全球领导地位的双重目的，其积极意义与局限性并存：既支持多边合作以解决共同危机，又迎合集团政治获得战略利益；既强调尊重联合国的核心地位，又渴望进阶领导者行列；既踊跃参与全球治理新规则的制定，又对部分治理领域消极回避或造成阻碍，其整体所反映的现实主义思想和工具理性思维使印度“改革的多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有选择的多边主义”。     

乡镇政府治理变革：参与式乡镇政府的构建

参与式乡镇政府的构建适应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政府职能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转变的要求。“参与式乡镇政府”具有与传统管制型乡镇政府治理模式不同的新内涵,即它以多元治理主体间的民主合作为基础,以采用各种形式吸纳普通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决策过程为主要内容,以提高基层政府决策的合法性和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为价值旨归。构建参与式乡镇政府的路径主要有：建立和完善乡镇政务公开机制,乡镇人大民意“整合一表达”机制,乡镇议事协商机制,农民参与、上下联动的乡镇政府绩效评估机制。     

上级政府激励与同级政府竞争——乡镇政府河道专项治理的实践逻辑

本文以豫北梨镇的河道专项治理的行动事件为分析文本,将河道治理作为一个"事件",放置于动态化的运动式治理"过程"平台之上,并采用半结构访谈法进行资料收集。在环境保护被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的情况下,尽管环境治理能够被列入市级政府的年度规划中,但是在政府的治理注意力分配不均及政府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常规环保治理的绩效有限,导致多年来难以彻底解决河滩违建养殖问题。在中央政府"清四乱"环保政策的指导下,市政府把财政资金向乡镇政府河道治理倾斜,乡镇政府则通过河道专项治理的方式成功完成治理任务,顺势转型为新型常规河道治理,有效地维持了河道专项治理的绩效。研究发现:上级政府的行政性政治激励、基层政府财政能力的纾解、基层政府的行政注意力分配、基层政府间的横向竞争等等,是乡镇政府河道专项治理大获成功的实践逻辑。基层政府的专项治理能够获得成功,需要上述条件的完备。     

乡镇政权与村民非均衡性博弈的发生学逻辑

乡镇政权对村民自治的过度干预、农村公共服务的短缺与失衡性、村民权利理论与现实的巨大落差等现实状况,折射出当前我国乡镇政权与村民权利博弈的非均衡性。从发生学逻辑考察,历史、文化、政治与经济因素是乡镇政权与村民非均衡性博弈的本质因素。端正乡镇政权的公共理性意识,建设农村公共领域,则是实现乡镇政权与村民之间均衡博弈的有效路径。     

乡镇政府员工工作投入度问题研究

乡镇政府员工工作投入度是实现员工个人绩效和组织绩效管理的核心。提高乡镇政府员工工作投入度，能促使乡镇政府提高自身的行政效率，更好地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乡镇政府加强自身管理，带动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在实际的员工工作实践中，却存在着工作投入不够的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员工个人的绩效和乡镇政府的绩效。根据当前我国乡镇政府员工工作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提升工作投入度的相关对策。     

取消农业税后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思考

取消农业税调整了农民、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触及到了乡镇政府体制的改革。取消农业税带来了农村一系列的新问题,迫切需要乡镇政府进行职能转型。乡镇政府必须在重塑乡镇职能的前提下,完成乡镇政府的改革。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是更新观念,重点是强化服务。     

乡镇政府在基层管理中的角色问题研究

乡镇政府是我国在农村地区设立的基层国家行政机关,代表国家对农村社会进行直接管理。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乡镇政府所面临的现实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推进乡镇政府角色的转变,是在时代的推动下,实现农村地区物质、精神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需要。因此,如何对乡镇政府在基层管理中的角色定位,是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实现城乡互动和共同发展的关键。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下的乡镇政府职能解析——基于“新农村”建设的话语分析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起步,作为“政权末梢”的乡镇政府也开始思考自身的职能定位: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侧重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纵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历史轨迹,乡镇政府集权式的制度安排并没有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服务;而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出现的新情况又对乡镇政府提出了挑战。作为问题域的研究,本文以“新农村”建设为逻辑语境,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出现的新情况,并在这一语境下对乡镇政府职能作进一步考量。     

西部地区乡镇政府的公共品供给能力分析

分税制改革以来,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以来,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的话题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该文从乡镇政府公共品供给职能的角度对其公共品供给能力进行了理论与个案分析,认为乡镇政府已无力承担繁重的农村公共品供给职能,而应退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序列,改为执行主体。     

乡镇政府绩效管理探讨

乡镇政府是国家法律和政策在农村的执行者,是直接跟农民打交道的机关。乡镇政府的绩效管理水平怎样,直接体现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直接影响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程度,更直接影响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乡镇政府对员工绩效实施科学的管理已经成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开发工具,但在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的具体实践中,却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严重地妨碍了人力资源绩效管理应起的作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提高乡镇政府绩效管理水平,文章结合我国乡镇政府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解决途径。     

乡镇干部上下级关系研究--以四川省 P 县为例

以执政党党内关系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行政理论为依据,对四川省 P 县乡镇干部关系进行调研,分析我国乡镇干部上下级关系的现状,探讨重塑我国乡镇干部上下级关系的路径,以实现我国基层行政单位内部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