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农民工阶层探析

在我国,城市农民工阶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群体。城市农民工具有双重身份:既具有户籍上的农民身份,又具有职业上的市民身份。城市农民工阶层的形成有其特定原因,它的存在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城市农民工最终融入城市社会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目前还需采取针对性措施来扫除障碍,促使其早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城市化:变人口流动为人口转移

要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真正从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信息化社会迈进 ,除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这一重要手段外 ,更重要的是让已经流动起来的、日趋成熟了的 ,并已成为城市经济建设一分子的“准市民” ,从根本上实现职业与身份的转变 ,即变当前的人口流动为人口转移。这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促进社会不断进步 ,推动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步骤 ,也是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失地农民城市角色的定位与思考

失地农民已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农民,他们失去了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就业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收入来源呈非农化和多元化倾向,家庭支出数量与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从土地保障开始向社会保障转化,住房及居住环境发生了变化。同时,失地农民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与城市居民相比在经济上,社会制度上、政治权利与参与上、文化和心理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失地农民身份的定位只能是市民,工业化是失地农民身份转换的根本,城市化是失地农民身份转换的基础,一体化是失地农民身份转换的保障,渐进化是失地农民身份转换的过程。实现失地农民城市角色的转化,必须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失地农民与市民就业上的不平等,给进城农民提供基本的住房条件,通过教育尽快使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社会,适应市民生活。     

论洪江古商城市民社会及其产生背景

市民社会是城市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我国明清时期,在一些商业城镇曾经出现过市民社会组织。洪江古商城市民社会产生不是偶然的,它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城市性质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洪江古商城市民社会是洪江城市特殊性质的产物,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其市民社会组织是城市发展需要的产物,组织的支配地位是移民城市的产物,洪江古商城市民社会组织管理人员是官僚、地主身份转换的产物。     

城乡整合、身份边界与农民权利发展——成都城乡统筹改革中农民身份转变经验考察

农民的公民权利发展是一个契合时代潮流的宏大论题.城乡统筹中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变的实践呈现出城乡整合与农民权利发展的典型意义.按照增量改革原则,在国家行为的主导之下,通过分化与重构传统的农民身份、消解村民身份与公民身份间的紧张关系,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身份边界和权利边界被破除,双方在与国家、市场及社会的联系中将面临相同的行动规则,由此推动着农民的公民权利发展.     

何处为家?——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中的身份冲突

当前身份冲突研究多以群体视角为主,缺少对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研究发现,农民企业家在返乡创业过程中面临身份冲突困境,表现为其与生俱来的农民身份和当前的市民身份之间产生冲突。身份冲突缘于农民企业家在维持农村传统家庭和城市小家庭团结时的左右摇摆,从而造成身份认同的失衡。为缓解返乡创业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失衡,农民企业家采取了创业地点分流措施,在“经济能力强—农民身份感强—团结农村家庭”的情况下选择“返乡农村创业”,在“经济能力强—农民身份感强—团结城市家庭”的情况下选择“返乡城市创业”,家庭团结左右着农民企业家创业地点的选择。这一过程反映出了个体选择与所处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并启发我们在分析人口流动问题时应兼顾客观环境与行动主体的主观认知,以便推动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进程,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城市化进程中农工两栖人身份转换的困境与对策——基于户籍制度改革的视角

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运用行政权力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分配而人为形成的一种"准身份"制度性安排。受户籍制度的制约,社会成员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了规模庞大的农工两栖人。徘徊在城乡之间、职业工人、身份农民是农工两栖人的显著特征。在城市化进程中,根据城市类型和区域差异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改革附着于户籍上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构建城乡统一的新型资源配置体系,同时适时调整政策输出,保护弱势群体,不失为推进农工两栖人由农民向城市产业工人身份转换的有效对策。     

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农民与政府博弈问题初探

农民市民化是指农民向城市转移并逐渐转变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和状态.农民市民化中的农民是富有理性并非常讲究实际的.在选择迁居城市成为市民或继续留在农村保持农民身份时,农民都表现出他们在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政府的政策导向通过影响农民的决策而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起着明显的推动或抑制作用.我们可以把农民市民化看成是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一个上下博弈问题.最后的均衡是政府为农民市民化提供"吸引"性政策,让农民迁居城市转变为市民.     

农村进城务工者身份渐变的内生型路径

政府诱导的突变式农村进城务工者身份市民化存在缺陷,对应于拉尼斯-费模型三阶段劳动力供求对比关系发生变化,企业雇佣行为、市政府管理行为和进城务工者就业行为出现阶段式调整,进城务工者必然分三阶段完成身份进化:农民工、准市民、市民,这是内含于二元经济结构工业化进程的内生性过程。建议采取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培育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供求、乡籍员工层序开发、进城务工者积累工业人力资本和城市社会资本等方式实现进城务工者渐变、内生型身份进化。     

居住时间与新生代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研究

目前,新生代已然成为城市外来人口的主体。诸多研究表明,社会融合的代际分化明显,新生代更容易融入当地社会。本文围绕新生代外来人口,采用实证调查数据,验证了性别和教育年限对社会融合的影响。通过条件效应分析,进行居住时间组的细化分析,提出不同居住时间组性别、婚姻、职业对社会融合的影响不同。值得指出的是,居住时间在10年及以上则对社会融合有显著正影响,女性的社会融合程度显著高于男性,未婚的社会融合程度显著高于已婚;城市居住7年及以上的买房意愿更为明显。由此证实,社会融合滞后于市民身份获得     

农民工融入社区的身份认同研究——以长春市D社区为例

以社区“场域”内的农民工、社区居民、社区管理者为立足点，通过对长春市D社区的个案调查，结果发现，无论是主观的自我身份认同还是客观的社会定位都表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状态。其根源在于城乡户籍制所造成的身份分类、利益冲突与文化隔阂。     

县域经济发展对农民企业家的培育

县域经济的发展从政策保障、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等方面为农民企业家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县域经济发展有利于加速农村经济社会的分化,促进农村经济精英的产生,加速农民企业家职业化、社会化过程,促进农民企业家的文化认同,促进农民企业家自身能力的成长。     

社会养老保障一体化：嵌入农民流动的新变量——以浙江省为例

中国特别是浙江省城乡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发展的重点,已经开始由城乡统筹迈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农民流动也已呈现出多元化的新特点。社会养老保障作为影响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一种重要机制,将深深嵌入农民流动之中,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对农民流动的意愿、能力和过程都将产生深刻影响,成为嵌入农民流动的新的变量因素。通过加快小城镇化建设,减少农村人口总量和比例,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化;深化传统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取消基于身份和人群划分的制度规定;创新社会养老保障关系转续机制,推进一体化的制度并轨和管理整合,构建一体化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促进农民流动。     

大中城市城郊失地农民的现状调查分析（I）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社会主体层面上直接表现为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嬗变和转型。基于此背景，结合对某地区失地农民的120份调查问卷分析，从失地农民主体角度探讨他们对失地农民这一强制性身份的认同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工作和收入、城市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等3个因素最终影响着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其中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工作和收入、城市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对失地农民身份认同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且由大到小影响着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     

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建设探析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十分棘手的社会问题.问题的焦点是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和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制度的构建问题.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针对农民工社会保险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借鉴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经验,采取"统账结合"的模式,实行"小统筹大账户",根据农民工的现实需要确定保险项目、保障水平、管理方式等,并且要注意与现有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协调与统一.     

制度设定、话语建构与社会合意——对“农民工”概念的解析

农民工这一概念存在许多不合理性,但是,由于对农民工的制度设定、话语建构与社会合意这三者都存在显著的自我复制能力,同时,这三者之间相互不断强化和加深,从而形成了对农民工概念的漩涡效应。漩涡效应导致这一概念的活力不断增强,并强化了农民工群体非工非农、亦工亦农的尴尬社会身份和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要提高这一群体的社会地位,赋予他们普通公民的身份,就必须变革相关制度设置,消解对农民工的话语建构,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合意。     

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的分析与构建

如何使农民工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浪潮中获得相应的利益,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是许多政府和学者所关心的问题。从农民工群体——集体层面的角度分析了新时期重构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社会实体和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产生的基础,增加社会资本既要有良好的社会实体为母体,还要有社会网络为载体,所以要想提高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资本必须很好地将农民工组织起来,并提高群内的整合和群间的链合。提出了组建有关农民工非政府组织这一过渡性质的非赢利组织的思路,阐明了其生成、运行和发展的机制,认为农民工群体组织的筹建,可以增加农民工的网络融入度、社会公共事务参与度和社会资本,是构建和谐社会,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关键。     

二元性、半合法性、松散性和农民工问题

文章认为,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一个庞大的农民工阶层的最大特点是二元性,这是社会经济二元结构在一个社会阶层身上的典型反映.农民工问题的深层原因是由其身份的半合法性造成的,而他们缺乏组织的松散的社会联系是其处于弱势地位的重要因素.农民工的特性及其形成原因表现了中国渐进改革的特点.文章最后提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一些对策.     

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模式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上兴起了蔚为壮观的民工潮。农民工问题成了社会各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之一。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立法体系已迫在眉睫,但目前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模式的选择存在分歧。对此问题,主张应以“以人为本”和社会本位理念为指导,考虑农民工的现实情况,进行分类分层的立法模式设计。     

我国农民体育研究中“农民”含义的辨析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对我国体育研究领域中农民含义的矛盾现象,及有关＂农民＂含义的几种观点进行了分析,认为对农民概念的运用存在简化、淡化甚至漠视的倾向。社会的转型使农民从以身份为特征回归以职业为特征的概念。因此认为：欲对农民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和可操作性的解决路径,必须澄清什么是农民的问题。在农民以职业为特征的划分基础上,提出辩证的、适宜的理解和运用农民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