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大学之道”的实践哲学意蕴?

作为传统哲学经典文献的礼记《大学》篇以其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的精炼阐发树立了中国传统实践哲学的一个思想丰碑，深刻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风范。《大学》阐发的“大学之道”固然会存在某些历史的局限性，但其独特的思想品格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即使与西方现代实践哲学相比也仍然显示出独特的精神魅力，时至今日也仍然具有指导当代人走出自我异化信仰困境的现实意义。     

对传统儒学之道的延续——论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

《中庸》在宋代地位的上升与一般儒者对其的研究息息相关,这其中就包含了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司马光、陈襄等的研究主要从对道的界定、对中庸之道的重视以及对《中庸》教化功能的阐发三方面入手,通过研究得出了"率性之为道"并不指"道"是"率性"的结果、道是由性转化过来的结论,认为道先天就存在、对道的重视就应该关注具体化后的中庸之道以及诚明之性影响下的教化。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体现出了对传统儒学之道延续的特点,这个研究并没有实现儒学理论体系的突破、没有建立起儒学本体论和实现道的本体化。     

师道的坚守与弘扬——《岭南师道文存》总序

<正>中国高等教育的总纲领和最高信仰,是"大学之道"。《大学》开宗明义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而大学之道,当由"师"来担当与传承。故大学之道,乃师道之本原。孔子是中国高等教育,乃至中国文化源头上的第一个"师者",正是这位至圣先师,开创了中国"尊师重道"的伟大传统。后世曰"师道尊严",其尊其严,全在中国几千年教育文化的理想品格和其神圣追求上。因此,师道     

从言语行为理论看理雅各《道德经》的英译及影响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哲学著作,《道德经》饱含智慧之言,探讨了宇宙之道、生命之道和社会之道。在《道德经》这部经典著作最初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理雅各功不可没。通过言语行为理论建构翻译实践行为理论,探讨理雅各《道德经》英译的历程,揭示这部道教经典作品的翻译之道及其社会、文化和政治影响。     

《新乐府》之创作理念新说

在白居易心目中，训俗化下与劝谏君主同样重要，《新乐府》在创作实践上体现了诗人“劝上”与“化下”并重的政治理想。这两类作品的存在，皆本于白居易以“风教-采诗”为核心的政治教化观念。《新乐府》之大量采用三七杂言体的现象也可从这一角度得到进一步解释。     

论《淮南子》之“游”

＂游＂是《淮南子》生命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虽承袭于《庄子》,但其思想旨趣已有所变化,凸显出贵族化的政治追求与生命理想。＂真人＂等是《淮南子》之＂游＂的理想的生命主体,表现出将生命与政治一体化的思想倾向,这是《淮南子》生命哲学对《庄子》思想的扬弃。《淮南子》之＂游＂具有浓厚的神仙化意味,比《庄子》更能彰显出道家的生命信仰。     

清代西南边疆的国家儒学教化体系考述

清朝是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经略最为深入的一个朝代。清政府用"华夷一家""以汉化夷"的治边思想替代传统的"华夷之辨""以夷治夷",在西南边疆改土归流、开辟苗疆,推行崇儒重道和教化为本的基本国策和治理原则,大力施行国家教化,培养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主流政治文化认同,在深层性及根基性的文化及信仰层面建构起西南边疆与内地的精神统一体,实现了西南边疆的稳固与统一。在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从意识形态的研究视角去考察清朝政府在西南边疆实施的儒学教化体系,论述该教化体系如何形塑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的认同,可为我国当前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历史的镜鉴。     

《老子》所谓“德”

"德"是《老子》思想中的重要范畴。"道"之下落为"德"包括三个方面:"道"下落于自然领域,为万物本性之"德";下落于内心领域,为圣人心性之"德";下落于社会政治领域,为王者无为治道之"德"。对"德"之内涵的分类以及彼此之间关系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老子》思想的整体运思理路,以及它所反映的传统中国人根本的信仰和思维方式。     

家国天下：《诗经》之《桃夭》《兔罝》大义发微

如果考虑到《诗经》编排是孔子手定的话,《诗经·周南》中的《桃夭》、《兔罝》两篇相连可能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大学》对《桃夭》的征引揭示了《桃夭》所蕴含的家国天下之义,而此含义在接下来的《兔罝》篇实有展开。解读《兔罝》经文及历代注疏,有助于我们理解华夏政治文明的教化特点。结合《周易·系辞传》及《旧约》的比较研究,则有助于我们在更加广阔的古典文明视野中发微《兔罝》篇的大义。     

《易经》、《老子》之"道"的比较

《易经》与《老子》之"道"及其"反"、"复",既有表面上的用词相同、相似之处,又有概念内涵上的相互关联之处,还有其所反映思想上的不同之处。《老子》之"道"为点、是生成的原因,《易经》之"道"为圆、是被生成的结果;《老子》之"道"为水,《易经》圆"道"上的《坎》、《坤》也象水;《易经》中"反"、"复"同义,《老子》中"反"、"复"之义相反。《老子》通过阐述"道"之"反"、"复",反映出与《易经》不同的思想。     

治气与教化:《五帝本纪》读解

《史记》从黄帝开始,其义与孔子删《书》始自尧舜并无二致,都是以天人合一的人文教化为华夏文明的开端.通过细读《五帝本纪》对黄帝、颛顼、帝喾和尧、舜的叙述笔法,可逐渐展现阴阳二气与鬼神之义、五行气运与圣人行教、三才通贯与王者建国的关系.     

后学衡时期的民族国家伦理认同建构 ———以《思想与时代》同人的言说为中心

《思想与时代》同人对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处在维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的近代国际体系情境中,其希望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在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双重主导之下的,内含着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两个层面,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法律—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族认同的建构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概念为基础,主要通过对中华民族经历的历史事实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法律观念、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来阐释国族同一性,建构"历史—文化共同体",以期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抗战,追求民族自决。《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则对外争主权,对内讲民权,着重建构的是一种"法律—政治共同体",以期求得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     

《山海经》对异族的想象与自我认知

本文借鉴法国形象学理论,探索《山海经》中决定异族形象的变形逻辑出发点与华夏人自我认知的关系。《山海经》中自我认知与异族想象包含了一定的华夏自我中心主义,但是也包含着对于异族和异族文化的尊重与包容。这对形成中国多民族政治共同体具有正面意义。而华夏人对待异族的独特方式,可以部分地纠正法国形象学理论。     

论《毛诗》之《序》《传》《笺》与荀子之关系

在现有文献条件下,难以断言《毛诗》是否传自荀子,但可对比二者之异同：《大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学观与荀子相通。《小序》探索诗的创作背景及反映的历史事件,与荀子借重《诗经》、强化己说不同;不过,《小序》解诗重教化与荀子的诗学精神一脉相通。《毛传》《郑笺》解诗与荀子或通或异。     

论《孟子》对文本之《诗》王道政教意义的赋予

孟子对孔门诗教意义的生发,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了诗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孔子至孟子时,《诗》正经历着由与乐舞结合走向分离的过程。把这一背景纳入考量范围就会发现,在《诗》学巨变过程中,孟子在《诗》的政教意义的最终赋予上具有其他诸子难以企及的贡献。孔子之时,诗乐舞尚未分离,《诗》教即是乐教,换而言之,孔子并没有赋予《诗》之文本以独立的政治教化意义;而《诗》三百脱离乐舞之后、其独立教化意义的赋予则多赖孟子之力。而这正是孟子于《诗》教发展的最大贡献,汉人解《诗》无不脱离乐舞而单从《诗》之文本入手,从这一角度上来讲,汉代诗学的经学化进程正是赖此而开;汉代乃至后世的《诗》的经学化阐释路径,也主要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     

论《文心雕龙·原道》之“道”

《原道》篇作为《文心雕龙》的首章,是为艺术本体论,《原道》即从根本上阐释《文心雕龙》的思想。＂原道＂,源于道,本乎道也。犹言《文心雕龙》之源在于＂道＂。所以,＂道＂是理解《原道》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哲学史上,各家讲的＂道＂与＂道＂之间有同有异。就《原道》而言,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其思想在根本上取自《易传》,即＂《易传》的思想是《文心雕龙》的精魂＂。     

《老子》“道者万物之主也”古今注译辨析

《老子》第62章提出了“道者万物之主也”的主张,古今注家轻忽老子思想本质及《老子》文本实际,多将其解为“万物被道宰制”或“道是万物的主宰”。实际上,老子是反斥外力主宰万物的,《老子》文中也未有道宰制万物的语义表述。验之《老子》,“主”于修辞角度当用其本义（“微弱的灯火”）,而于语义视角则应用其与“助”、“辅”共通之义（“相依相佐”）,也用其与“职”、“掌”同源之义（“主动认知而作为”）,而不应释为其引伸义（“主宰”或“宰制”）。“道者万物之主也”要义为：老子于乱世中将道比作黑暗中微弱的灯火,坚信唯有道才能真正辅益万物生发成长,助力乱世返璞归真,而在此过程中起主导或主宰作用的是万物或世人,而非工具或境界性质之道。这体现了老子以人为本,崇尚自然,信仰唯有主动皈依自身本真才是万物或乱世之拯救正途的济世情怀。     

郭雍易学思想述评——《易》言三才之道

郭雍是宋代义理易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核心的思想是“《易》言三才之道”。他将“三才之道”贯穿到天人起源、《周易》创作、本体衍化、卦爻交感等易学解释体系的各个层面,在易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水浒传》与《周易》的“阴阳”思想

《周易》的"阴阳"思想渗透进华夏古代文化的角角落落,《水浒传》也具有浓厚的"阴阳"思想,其中的治乱认识、华夷之辨、贤不肖之分、忠奸之争以及儒、道思想等都与《周易》的"阴阳"思想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周易》的"阴阳"思想是理解和解释《水浒传》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