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情结——五四时期中国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传播后,娜拉形象深入人心。各界人士无论男女开始关注女性的命运,猛烈地抨击封建礼教对女性精神及肉体的残害,提倡妇女解放就成为五四时期反叛传统的一种表现。本文旨在对五四时期女性启蒙状况的了解中来探讨当时女性意识初步觉醒。     

《玩偶之家》、《康蒂妲》和《终身大事》女性形象之比

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创作的娜拉形象,因其觉醒和出走震惊了世界文坛,成为女性解放的代言人,娜拉精神唤醒了成千上万的女性与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进行斗争。《康蒂妲》和《终身大事》是在娜拉精神的感召下分别由萧伯纳和胡适创作的剧本。三部戏剧都是以女性在婚恋生活中遭遇的困境为出发点,反映不同社会环境下女性独立和女性解放的问题。三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虽然在人物塑造和表现深度上各有差异,但她们和她们所表现出来的娜拉精神对世界文学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冲突与选择——再评娜拉

易卜生的三幕剧《玩偶之家》在中国的介绍始于五四前夕,由于契合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现实,“娜拉”成为一个时代的男男女女肯定自我,并与传统社会束缚决绝的代名词.然而,娜拉的形象绝不仅仅是一个贴上了某种意义标签的符号,从另一个角度解读易卜生和他笔下这一不朽的文学典型,我们也可以认为,是娜拉自己主动选择了自己的生活.俄底浦斯情结使她纠结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到最后才在破灭的理想中选择坦然面对现实.     

被书写的叛逆:质疑"娜拉精神"

娜拉,作为中国女性觉醒和"五四"叛逆精神的表征,在进入中国语境后发生了未被觉察的精神变异,从而显示出女性解放话语的裂痕.从易卜生笔下决绝的"女儿娜拉"到进入中国的软弱的"妻子娜拉",表明"娜拉"作为一种被书写的叛逆精神浸染着浓厚的传统色彩,而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女性新文学作家对于娜拉的自我书写,则显示出与时代主流话语的疏离.     

易卜生《玩偶之家》在中国的四种读法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1828—1906)的《玩偶之家》在现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影响之大,是今日读者难以想象的。易卜生的易卜生主义和社会问题剧,尤其是《娜拉》(现译《玩偶之家》)极大地满足了那个时代的批判现实、追求变革的需要,因而受到热烈的赞赏和追随。一些当事人曾高度评价易卜生造成的这种影响。博斯年这样说:“……据我看来,胡适之先生的《易卜生主义》,周启孟先生的《人的文学》和《文学革命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同是文学革命的宣言书。”1925年,茅盾在《谭谭<玩偶之家>》一文中说:“易卜生和我国     

《玩偶之家》译介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五四"时期,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出现了大量译作,这激发了中国作家的创作冲动,将女性主义之风刮入中国,促使中国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增强了中国女性的参政意识。     

試论安娜·卡列尼娜的形象

《安娜·卡列尼娜》是十九世紀伟大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不朽的艺术巨构之一,它不仅画幅鮮明,真实地反映了过渡时期俄国社会生活的风貌,而且艺术形式完美,情节动人,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发表以来,小說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的命运,一直在激蕩着世界讀者的心灵。早在二十世紀初期,托尔斯泰这部杰作就已被介紹到中国来了,它在我国讀者中流传很广,影响也大。“五四”运动以来,安娜·卡列尼娜的形象,跟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拉的形象一起,在中国进步讀者的心目中,差不多成了“叛逆女性”     

现代中西戏剧关系的第一块里程碑——胡适的《终身大事》和易卜生的《玩偶之家》

1918年6月,胡适发表《易卜生主义》,可视为中国话剧运动的理论宣言;同月,胡适与罗家伦合译的《娜拉》(即《玩偶之家》)发表,为易卜生剧作的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五四”中国剧坛影响最大的一部西方戏剧;1919年3月,胡适发表《终身大事》,作为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话剧文学剧本,是对易卜生《玩偶之家》的直接模仿,它的诞生,拉开了中国现代话剧运动和创作的序幕,也树起了现代中西戏剧关系的第一块里程碑。     

简论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

《玩偶之家》发表至今整整一百年了。 一个世纪以来,《玩偶之家》一直是世界剧坛上传统的保留剧目。《玩偶之家》又名《娜拉》。一八七九年,当这个剧本刚出版两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就上演了。一八八○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和德国的慕尼黑演出,一八八九年在英国演出,一八九○年在美国演出,一八九四年在法国演出。我国“五四”运动后,也开始上演。易卜生就因为     

一部对经典的重构？——解读耶利内克《娜拉出走以后》的“双性同体”意识

具有强烈女权色彩和社会批评意识的耶利内克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女作家,她的《娜拉出走以后》好似是对易卜生《玩偶之家》的重构。但耶利内克的本意并不是要颠覆经典中的娜拉形象,而是要从女权的角度构建一个新的娜拉,回答出走后的娜拉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抗争。本文试图从双性同体角度解读《娜拉出走以后》的女性意识,从而揭示耶利内克对两性关系的审视和思考。     

从边缘到中心——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翻译文学的地位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翻译活动虽有所发展,但翻译文学仍处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五四运动之后,翻译文学跃居中心位置。文章试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结合中国当时的文化语境,分析中国翻译文学在五四运动前后地位的转变及其原因,兼论五四时期中国翻译文学的作用与影响。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文学在文学思想、语言发展和形式库方面需要翻译文学来为其提供新的思想和文学话语。     

五四运动90周年学术综述

五四运动既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又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90年来的五四运动研究大致分为4个时期：起步时期（1949年以前）、发展时期（建国初的十七年）、繁荣时期（文革结束至90年代中期）和拓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期间,学界就五四运动的各个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学术成果丰富,而且学术争鸣之热烈也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课题中所少见。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五四运动研究从单纯的政治运动、文化运动的视角转向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宏观考察,开辟了五四运动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研究的深入。     

陕北近代史上的启蒙运动

陕北成为辛亥革命的早发地和新民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和根据地，皆因在陕北近代史上发生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启蒙运动。这场运动产生于陕北社会矛盾尖锐和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这场运动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领导者是辛亥革命的先躯，他们以发动新军参加革命来践行自己的理论。     

简论叶芝与中国现代诗的发展

叶芝是爱尔兰民族精神的象征,他的作品较早被翻译和介绍到中国文坛。因其多变的诗风和多元的思想,他的作品影响了中国文坛的不同流派,对其作品的译评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诗坛的艺术指针由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化的过程。文章追溯了从五·四运动以来到现代,中国文坛和学术界对叶芝译介的历史,力图探索叶芝与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和诗人创作的关系。      

外国思潮对“五四”前后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对《妇女杂志》(1915-1925年)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妇女杂志》是一份在时间上跨越民国前中时期办刊宗旨和主题上几经变更,在内容上"对外开放"程度分阶段扩展的近代妇女期刊。以该期刊中涉外文章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五四"前后刊载的涉外文章进行深度分析,发现在新文化运动爆发前后,《妇女杂志》中刊载涉外文章的数量、涉及的妇女议题、内容的取材等在不同时期有相当大的变化。具体而言,"五四"之前的涉外文章以传播先进实用科学知识为主,"五四"初期的涉外文章开始介绍各国妇女解放运动和妇女研究新思潮,"五四"中后期的涉外文章则重在推介妇女解放思想与理论并深入探讨妇女问题。而五四运动后《妇女杂志》大量刊载外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为中国妇女了解国外妇女运动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     

《女神》与中外文学作品及文艺思潮之比较

郭沫若的《女神》是诗人主体精神与“五四”时代精神的完美统一，并成为开一代诗风的典范。从不同的角度用《女神》同中外文学作品及文艺思潮进行比较，将会更为生动、更为鲜明地表现《女神》的时代意义及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进化思潮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其作用

进化思潮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和“五四”前后三个时期。戊戌维新时期进化思潮成为变法的理论基础;辛亥革命时期进化思潮成为民主革命的理论根据;“五四”前后进化思潮异彩纷呈,一些先进人士由进化论转变为历史唯物论,并使历史唯物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思想基础。     

“五四”前后北京大学世界语传播概述

世界语(Esperanto)清末传入中国,但真正在中国得到推广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摇篮,对于世界语这种外来语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传推广,并走出校园,到民众中进行宣传,从而为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五四”新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观念则是世界语在中国得以大力推广并形成社会运动的思想基础。     

五四前后李大钊政治现代化思想的嬗变

李大钊作为20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楷模和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在中国思想界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在李大钊的光辉思想中不乏关于政治现代化的精彩论述。早期李大钊的政治现代化思想具有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由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相继发生,李大钊开始关注苏俄社会主义并接触马克思主义,促使他的政治现代化思想出现了重大转变。五四运动后他的政治现代化思想则明显带有社会主义特征。本文在分别阐述李大钊五四前后政治现代化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其发生变化的原因和意义。     

五四时期的两种科学活动及其意义

中国科学体制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起步。与近代英法两国科学体制化时期的情况相类似，五四时期中国也出现了以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为主体的科学活动：科学家的科学活动和人文学者的科学活动。两种科学活动既有区别又有交叉，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对中国现代科学史和思想史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