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媒介叙事中的“城乡关系”

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在此过程中,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城乡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反映在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介中。本文即以报纸、电影和电视等媒介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大众媒介中的＂城乡关系＂。     

从《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故事》看深度报道叙事模式的构建

封面故事是新闻周刊的标志性栏目,也是最能凸显深度报道水准的纸质媒介载体之一。本文以《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故事》为例,解读其叙事方式,分析了深度报道叙事模式构建的途径,即用事实成就深度、用逻辑建构深度、用视野驾驭深度。     

关于做好电视成就报道的思考

文章着重探讨了电视成就报道的创新方法,在理念上提出以个性化的受众为中心、结合电视传播特点、贴近工作实际;具体方法上则提出以四个方面为突破口,即:通过个人化的视角,贴近生活;用理性思维诠释热点;用情节化的叙述,加深人们的理解;调动多种电视表现手段,增强视觉冲击力.     

从矿难报道看转型期媒体的社会功能——以《南方周末》的矿难报道为例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媒体有其特殊性:多元化的社会转型需要媒体发挥较为多元化的社会功能。一方面要继续保持党和政府的喉舌功能,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舆论监督来建立媒介信任,从而达到建立社会公信力,抢占市场的目的。笔者以《南方周末》的矿难事故报道为对象,分析目前中国媒体所担负的具体社会功能。     

广播求深报道特性初探

广播、报纸和电视是当代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三大主要媒介。在改革开放的对代大潮中,公式化、一般化的新闻已经少有市场,单层次、单侧面的报道也难吸引更多受众,顺应着社会生活的历史性巨变,多层次、多侧面的求深报道正在时代的呼唤中异军突起,显示其风采和魅力的。各种新闻媒介既有共通规律,又有其特殊规律,本文拟在各媒介的功能比较中分析广播求深报道的特殊性,为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提高宣传艺术和正确引导舆论作一些探索。     

广播求深报道特性初探

广播、报纸和电视是当代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三大主要媒介。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公式化、一般化的新闻已经少有市场,单层次、单侧面的报道也难吸引更多受众,顺应着社会生活的历史性巨变,多层次、多侧面的求深报道正在时代的呼唤中异军突起,显示其风采和魅力的。各种新闻媒介既有共通规律,又有其特殊规律,本文拟在各媒介的功能比较中分析广播求深报道的特殊性,为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提高宣传艺术和正确引导舆论作一些探索。     

论电视民生新闻负面报道失当的危害

由于报道量、报道方式、编排形式等因素所导致的电视民生新闻中负面报道失当的问题日益突出,这往往会误导受众和新闻报料人,产生负面报道通胀效应并破坏收视情绪。媒介从业人员应树立正确的新闻价值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使负面报道产生正面的社会效应。     

论电视经济报道与受众心理的联系

在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经济宣传报道在电视传播中占越来越大的比重,这既是国情国策的需要,也是广大百姓(受众)的需要.本文从传播学、电视传播理论及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和分析电视经济报道与受众心理之间的有机联系,寻找一些能够帮助我们搞好电视经济报道的方法及规律,以更好地达到电视经济宣传报道的传播效果.     

人物报道与性别陈规——对中国媒介典型人物报道的性别框架结构分析

以中国媒介典型人物报道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揭示我国典型人物报道中存在的性别框架结构。分析结果表明:在表现男女两性关系和他们各自的社会角色时,这些报道所呈现的仍是传统文化的性别陈规,性别框架结构背后隐含着对“父权制”的主导地位的认同,“父权制”或隐或现地在发挥作用。由此可见,我国的大众媒介在社会文化中不自觉地起着强化男权地位、弱化女性角色、掩盖两性世界的不平等关系、维护既有性别统治秩序的作用。     

对电视新闻报道“平民化视角”的思考——以“首都经济报道”为例

以首都经济报道栏目为个案,从报道选材、报道内容、报道角度、报道语言和报道手法角度分别分析、揭示了社会经济报道的＂平民化视角＂的新思路。     

角色与立场——新闻专业主义在“黑砖窑事件”报道中的呈现

在山西"黑砖窑事件"中,新闻媒介对事件的发展和处理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在事件的报道过程中,电视、网络、报纸等各种媒介之间取长补短、积极互动,形成了整合与共荣的局面。新闻媒介在专业主义的规范下介入社会重大事件,确立了媒介的"社会公器"角色和"为公众服务"的立场,新闻专业主义在该事件的报道中得到了具体呈现。     

意象与定见的强势传播——“中国军事威胁论”媒介话语成因考察

＂中国军事威胁论＂作为关于中国军事的一种认知思维、意图判断和话语建构,正在以意象和定见的方式在西方媒体中强势传播,使媒介话语成为＂中国军事威胁论＂诸多成因中的一个关键性考察节点。媒介话语逻辑陷阱、媒介话语权力失衡和媒介话语策略组合为其中的重要促成因素。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对中国军事威胁的二元定型化表征陷阱在进入21世纪后呈现为媒介议题的事件化、戏剧化、常识化和利益化,加之维护性、协调性和对抗性三种媒介话语权力存在交锋失衡,虚拟与真实交织、肯定与否定并存,主流与边缘共进、合唱与独奏更替的＂组合太极拳＂正在挑战中国军方的媒介话语应对能力。     

在权力视野中对电视媒介性质的重新定义

从类型来看,权力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种:即以暴力为特征的政治权力,以财富为特征的经济权力和以知识为特征的文化权力。本文尝试从权力角度重新定义电视媒介的性质,并以此观照中国电视媒介的权力特征。基本观点是:电视媒介是消费欲望制造的工具,政治权力合法化的机器,精神文化规训的空中学校。     

认同与抗争:社会冲突性事件的媒介建构——以媒介关于“唐慧案”的报道为例

我们将"唐慧案"置于"新社会运动"的背景下,研究媒介与社会冲突性事件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以党报为代表追求的主流媒体所形塑的"公平正义"框架和以市场化媒体为代表追求的"法制化"框架是媒介在国家-社会框架下发展的结果;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媒体对"唐慧案"的报道,反映了在针对中国底层抗争政治报道中新闻媒体及从业者对于专业主义理念的践行与客观实际之间的矛盾。以往的研究认为媒介在社会动员和建构集体认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关于"唐慧案"的底层抗争中,媒介的动员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媒介建构的集体认同更多的是媒介之间的自我认同。由于大众媒介的报道和介入,使得"唐慧案"具有的底层抗争政治的性质更加明显,大众媒介不仅仅是这场抗争运动的报道者,同时也参与建构并消解了这场底层抗争运动。     

典型人物报道策略与传播技巧的嬗变

典型人物报道在中国新闻传播中独树一帜,一直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回溯典型人物报道的发展历程,它走过了萌芽起始阶段、繁荣鼎盛阶段、畸变扭曲阶段,如今它又步入变革创新阶段,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运用文献分析方法,以延安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为背景,对中国媒体(主要指报纸)不同时期的典型人物报道进行重点解读,通过分析代表性典型人物报道的文本特征,探寻报道文本与媒介生态的相关性,进而透视典型人物报道的演进历程、典型形象的变迁脉络,以及典型人物报道策略与传播技巧的嬗变轨迹.     

新型电视:中国网络视频的传播

将电视置于全球化和网络新媒介环境中,通过介绍科技媒介新生态下变化了的电视时势和相关概念,中国网络视频传播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以及中国电视市场发生的主要变化,分析了以广电总局政策为代表的政府规制行为及其所反映的技术发展、受众需求与媒体反应等,考察了中国电视在媒介制度制约和网络文化影响下,以新渠道和新方式开展的传播行为,认为中国视频传播面临诸多制度性困境,亟需改革。     

大众传媒与社会风险——以南方雨雪灾害报道为例

以南方雨雪灾害报道为例，对大众传媒在社会发展中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应扮演的社会角色进行探讨。社会风险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大众传媒在应对社会风险时担负着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应充分发挥其社会整合功能，为社会公众搭建完善的传播渠道，同时要培养受众的风险意识，完善媒介自身的体制。只有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达到完美的融合，才能构建和谐的媒介文化，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     

让受众在心理上参与电视新闻报道

随着大众传播手段的发展，受众在整个传播活动中已由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转变为媒介信息的使用者，且具有强烈的参与心理需求。要让受众心理上参与电视新闻报道，必须解决好传播者的角色定位，调动受众的情感因素，追踪受众心理的发展轨迹和充分发挥电视画面的视觉心理作用四个问题。     

刍议电视调查性报道的"尴尬"

电视调查性报道作为一股舆论监督力量,在转型期的中国具有更加丰富的报道资源和良好的生存空间。然而,要做更大的空间拓展则需要舆论环境的进一步改善,需要电视从业者大胆而稳妥的专业推进,和决策者积极的观念变革。从暗访手段的限制、真实的界定和商业化带来的冲击三个方面展开,理清其中的一些认识,可以给电视性调查报道一个更为开阔的发展空间。     

论灾难性事件中地方电视媒体的报道特征与传播价值——以成都电视台“4·20雅安芦山地震”特别报道为例

重大灾害事件中的电视新闻报道,有着不可替代的信息流通及舆论引导价值.如果说2008年的汶川地震于信息公开制度、直播常态模式、社会舆论引导等信息传播层级,催发了电视媒体对灾难性事件报道的突破性飞跃,则2013年“4.20雅安芦山地震”报道中的电视媒介从反应机制、报道能力以及资源投入等方面,均形成了全面超越态势,体现着灾难事件中电视媒体报道整体水平的又一次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