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界主义及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资鉴意义

世界主义者在反思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一种全球共同体的观念。全球共同体既是世界主义确证全球正义等规范原则的理论前提,同时也是其理想目标。建构全球共同体包括三个方面:全球正义是道德基础,世界主义民主是制度保证,培养世界公民则是其文化条件。世界主义的全球共同体观念在批判霸权主义、促进世界正义等方面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一致性;但是两者在对民族国家的作用、世界正义的主体以及价值的普遍性和共同性的理解上存在本质区别。我们既要避免世界主义的内在缺陷,又要借鉴其积极因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提供理论资鉴。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及其核心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地包含着某种全球正义意蕴,全球正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构成要素和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本身也要遵守全球正义的基本原则。世界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高度契合性,因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正义意蕴的诠释进路应当是世界主义的,而非社群主义的。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制度是建设较高形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回避的问题,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则是引导和调节全球基本结构与全球基本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全球制度的首要美德,而不仅仅是作为国际行为体的民族国家在相互交往时应当遵守的国际交往规则。作为全球制度伦理的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包含三个核心理念——规范个体主义、伦理普遍主义、平等主义的全球分配正义,为评估和评判全球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准则。倡导世界主义全球正义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助于缩小各国在价值观层面的分歧,也有助于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论生态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生态正义系人类在维护全人类的生存权益和满足生态保护愿望的基础上,遵循生态系统自身发展规律的一种正义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促进、密切关联,具体体现在价值取向、伦理认同和实践过程三个层面。当前,国际社会仍存在不少阻碍生态正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因素,唯有以生态经济超越生态霸权主义,以生态道德解构人类中心主义,以合作协商推进低碳主义才能进一步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推进人类社会文明发展。     

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中,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数字命运共同体具有数字连通性、数字互惠性和数字调试性三大全新的属性特征,能够促进人类数字社区的出现与演化,并将促成一种数字时代的世界大同思想——数字世界主义的诞生。数字命运共同体将赋予数字人类一种全新的、超国别民族的数字文化身份,给予数字人类一种超越宗教信仰的数字文化归属,成为追问数字人类的人文精神形态和人文精神价值的新平台和新路径。     

西方正义观念的起源、发展及影响

正义作为人类亘古不变的追求,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和基础.西方正义观念起源于古希腊,发展于中世纪,不断完善于当代.西方正义观念深深的影响了西方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西方的政府运作,经济政策和福利政策,都体现着正义观念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对西方的正义观念进行现实阐释,并在体制上对该观念进行建构,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性别视角的阐释

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基于实践进程的治理范式,导向一个符合人类共同善的美好未来,而社会性别视角也可以为人类理解并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洞见。建立社会性别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理链接,可以发现,在批判主流治理范式、倡导全球治理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及达致理想社会等方面,二者存在共同立场。人类命运共同体涵养着最朴素的基于性别平等的平等观念,还原了共同体逻辑的性别维度,进而指向内蕴性别因子的全球正义伦理,成为平等、正义、关怀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呈现出治理的真实图景,在无政府状态、全球治理和共同体当中,为女性从缺席到在场的转变提供了必要和可能。以联结逻辑审思对立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编织出安全的关系网格,关注个人生活和人之命运。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求普遍的伦理共识,这一全球正义伦理建基于朴素的性别伦理,生发出具有包容性的整体主义伦理情怀,切近通向理想治理图景的有效路径,使两性关系、人的生命、国家命运趋向光明前景。     

人类共同价值建设的伦理旨趣与中国方案

人类共同价值是反映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人民利益与需要，超越多层次的宗教、阶级、阶层、党派等具体主体界限的价值信仰、价值理想、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人类共同价值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伦理价值思想，集中彰显了马克思追求自由个性和全人类自由解放的价值观，并在建设过程中对普世价值及其意识形态渗透给予正面回应。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彰显“批判”与“建构”的双重维度：在批判西方传统哲学的社会伦理观念的同时提出构建以人的需要和现实实践为生成基础的伦理观，最终建立符合人的生命存在和自由解放理想的价值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共同价值具有伦理指向的一致性，体现了人类生存性、国际社会关系发展以及世界政治秩序建设的价值需要。人类共同价值建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摆正这一历史进展方向的有效倡议，是在真实平等公正的交往环境中体现人类共同价值现实的实践依据和生存论奠基，是彰显全球伦理观念和价值形态得以创生的建构性力量。“建构性世界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得出的结论，是满足当前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现实需要和解除发展窘境的哲学思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践行“建构性世界观”有效方案...     

"全球绿色治理"是否可能?——绿色正义与生态安全困境的超越

生态安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的"安全场域",生态安全维护的关键是确立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正义"观,并以此为基础倡导"生态球权"大于"主权"、"绿色球籍"重于"国籍"的理念,建构相关的国际机制,超越安全与发展相冲突的两难困境,推行绿色政治、绿色经济和绿色生活,逐步实现全球绿色治理.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演进与实践旨归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是全球化运动的客观产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及提法都由来已久,但只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提升和体系化构建,并使之成为指导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中国全球治理实践中不断由理论转化为现实,重塑了国际秩序与世界发展新态势,也使人类超越了从前各种自然性或自在性的共同体,走向一种更具开放性、自主性、建构性与自为性的新型共同体,尽可能自由自觉地把握自身命运。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维度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世界历史和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全球文明转型的必然要求,更是基于共赢逻辑的文化自觉。文化是联结人类共同命运的精神纽带,从文化维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超越民族地域局限的全球合作意识、尊重文明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文明融合意识以及体现共同性的共赢文化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针对全球性问题提出的具有原创性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原创性的话语不仅凸显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形象,而且还体现全球视野、国际风范和人类高度,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主体响应能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重大时代命题的回答,需要全世界不同主体积极参与和响应。但是,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共时性矛盾、部分国家基于镜像思维导致的价值理念冲突、全球治理能力与现实诉求之间不平衡等因素,深刻影响着部分国家、政党、国际组织等主体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响应能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的行为实践,国际社会必须明确不同主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地位与作用,通过强化核心主体的集体认同、增强中坚主体行为的定向凝聚性、推动国际组织体制机制变革、增强传播主体的正向驱动性等路径,最终发挥现实的人的能动性,有效改善并提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响应效果。     

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种有别于西方“普世价值”的建构性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和平与发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价值，是确保人类生存和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基本前提；公平与正义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是推动国际关系良性互动的根本保障；民主与自由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价值，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各国自主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将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才能真正认清西方“普世价值”的霸权政治祸心，推动人类社会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     

社会正义观研究及其当代意义

社会正义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永恒主题,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其具有不同内涵,总体而言,传统社会正义观是一种抽象理性的正义观。与此不同,现代社会正义观,尤其是马克思社会正义观是从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出发揭示了社会不正义性及其根源,并在分析现实社会基本结构中力图建构一个正义社会。不同内涵的社会正义观研究在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族国家是否已经过时——对全球正义的一种批判性考察

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文化多元主义思潮对现有的民族国家体系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很多研究全球正义的学者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了。但是,构成全球正义观念基础的世界主义理念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世界主义的最终落脚点是抽象的个人概念,而不管这些人是属于哪一个种族、文化社团、宗教群体或者民族国家,实际上,我们都是作为特定的社会身份的承担者而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真正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民族国家就是保障和实施个人政治经济权利的最重要的政治舞台。虽然民族国家对本国公民承担着特殊的义务,但是在解决诸如经济不平等等许多全球性问题的时候,民族国家也可以发挥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分配正义：从亚里士多德、斯密到马克思

分配正义作为正义的核心价值，在不同的主张中呈现不同的理论形式。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正义深入个人德性与城邦政治的实践活动中，指涉对人自我本性的教化，奠定了分配正义的政治基础。斯密以所有权为核心的应得分配观，以一种天然的交换正义实现分配正义的经济转向。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正义，在构建共产主义社会中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从而超越了德性正义和交换正义，形成根植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产正义。从分配正义最初的政治表达转向经济探寻，再至超越传统分配正义内容和形式的生产正义，能够彰显更具历史感的分配正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建构主义分析

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建构主义理论发展时间不算长,但与理性主义理论坚持物质中心主义不同,它注重从观念和文化角度看待与分析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与中国政府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虽属不同领域事物,但探究建构主义理论有助于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丰富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要素,为国际文化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参与各方做到政治互信、增强身份认同和寻求更多利益合作。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主义 世界历史观的继承与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入研究全球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态势,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上,提出的应对全球发展困境的中国方案。追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之理论渊源可以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理论前提、实践目标、价值旨向等几个向度,在学理上与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一脉相承;其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在具体可操作层面上超越了马克思世界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出场逻辑与时代价值

从现实逻辑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出场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浪潮，它将当今全球性难题的解决同中国时代发展的需要紧密联系起来，为国际社会贡献了“中国方案”。从理论逻辑看，它承继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汲取中国优秀传统“和”文化的精髓，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从时代价值看，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激发了其当代活力；它彰显了中国气派与中华文化魅力，体现出中华文明的风骨和风貌；它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使中国的发展日益被世界所接受和认可；它建构了全球普遍交往的新范式，超越了西方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博弈思维范式。     

马克思共同体形态理论的世界政治意蕴

“关注世界政治问题”是马克思共同体形态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关于共同体4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理论从历史、现实与未来三重维度,内在契合了关乎人、人与人的联结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世界政治内容。马克思共同体形态理论蕴含的深刻政治意蕴为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政治脉络、洞察当下世界政治发展的现实需求提供了思想资源,为世界政治传统融合、世界政治逻辑超越、世界政治结构调试与世界政治体系重组提供了有力的价值指引。     

全球抗疫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溯源及现实思考

立足于解放全人类的历史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产生于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底色、丰厚的传统文化基因及复杂的国际背景中.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考验面前,中国努力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抗击疫情.未来全球面临着政治重塑、经济下滑等风险和挑战,世界人民需要认清形势思考对策,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促进全球合作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