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生殖技术立法的基本构想

人工生殖技术的立法规范通常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如何确定人工生殖子女的法律地位,二为管制层面。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人工)生殖目的”为主要标准、“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为补充来确定人工生殖子女的法律地位;同时,人工生殖技术作为一种补偿性的生育手段,应当以“公平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相结合规范其适用。     

有关人工生殖立法的基本原则--立足于人口发展与平衡之和谐战略目标

人工生殖技术改变了人类的自然生育方式,对该技术如果任凭人们自由使用,将使我国人口发展与平衡的和谐受到严重冲击,必须对人工生殖技术的运用加以规范,即进行人工生殖立法.从生育权的属性及其特征出发,要保持我国人口的发展与平衡,人工生殖立法必须坚持以下原则夫妻的共有生育权应受法律的尊重和保障;生育必须符合人类繁衍、生殖的自然规律;采用人工生殖方式须夫妻双方合意;人工生殖方式是夫妻施行其生育权的辅助手段;合理限制原则;人工生殖方式的严格行政管理.     

论人工生殖纠纷的类型?特征及处理原则

随着人工生殖技术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由其引发的纠纷也层出不穷。目前,我国对人工生殖问题的立法还处于空白状态,如何解决人工生殖纠纷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极大困扰。文章从人工生殖纠纷概念出发,通过论述人工生殖纠纷的种类和特征,探讨人工生殖纠纷处理原则,以期为人工生殖纠纷的解决提供参考。     

生物医学法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

器官移植、基因治疗和人工生殖(人工辅助生育技术)是21世纪人类最激动人心的研究成果,必将极大地造福人类社会。器官移植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脑死亡的标准以及供体受体的选择所带来的法律问题,我国还没有完整的器官移植专门立法,在制定规则的时候要考虑到伦理、道德等多方面的因素。基因治疗的法律规制一直都是薄弱环节,包含很多不安全的因素,刑法应当作为一种最后手段介入调控。人工生殖作为现代医学治疗不孕的重要手段,对传统自然生殖方式有重要补救作用。人工生殖在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形成冲击的同时,也对现有法律制度提出挑战。对以上问题,我们既要防止过度商业化,也要注意科学研究中的规范。     

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服务合同探讨

我国不孕不育患者目前已经占到了育龄人口的12.5%,人数已经超过4000万,而且还呈现出增长趋势,寻求以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孕育子女的夫妇也越来越多,造成这方面的医疗纠纷不断增多。从合同法的视角研究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服务合同关系,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规范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服务行为,探讨违约救济等有关合同理论和实务问题,为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医疗服务的临床路径提供一个法律框架。     

生育自由及其保障范围——兼论人工生殖的理论基础

生育自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对家庭的美满和谐和人类的繁衍生息起着决定性作用,其先于宪法而存在.生育自由包括人是否生育的决定权及如何生育或不生育的选择权:宪法在保障公民生育与自己有血缘联系的后代的同时,应将一定务件下借用他人生殖功能进行人工生殖的协商权利纳入生育自由保障范围.     

人工生育子女法律地位探析

人工生育技术作为一种崭新的生殖技术手段 ,使经这项技术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变得扑朔迷离。人工生育子女可分为同质和异质两种情况 ,同质人工生育子女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 ,异质人工生育子女应采用视为方法 ,即只要夫妻双方协商一致的 ,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     

人工生育技术的法律问题

科技的发展,使现代人工生育技术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人工授精、试管婴儿、人造子宫、无性繁殖(克隆)等现代人工生育技术的发展,不但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由此带来的价值冲突也使传统法律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法律应从人类基本的道德原则出发,从更宽广的视角来审视生育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对人工生育的亲子关系、优生立法以及可能存在的民、刑法难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规范。一方面充分肯定人工生育技术对婚姻生育功能的弥补作用,另一方面应对人工生育技术的运用发挥引导和限制作用。     

生殖性克隆的伦理与法律审视

克隆技术是20世纪人类社会的突破性技术革命成果之一,这种技术的出现使得人们在传统两性生殖方式外多了一种选择,即无性生殖方式。这种技术一旦运用于人类社会就会打破人类几千年来形成的伦理观念和法律制度,会引发众多的伦理和法律问题：生殖性克隆会打破传统生育模式,造成社会关系的混乱,损害人的尊严,造成对人和社会的伤害。因此从伦理和法律上否定生殖性克隆技术的运用是十分必要的。     

生殖焦虑与实践理性：试管婴儿技术的人类学观察

尽管辅助生殖技术的进步已经成为大量不孕夫妇生育儿女的福音,但其并非百分百的成功率,或者说与这一技术相伴随的风险或不确定性,对现代技术与生命及伦理的相关性及关联度提出了挑战。本文从人类学角度讨论辅助生殖技术既缓解又生产焦虑的双刃剑作用,这也是近距离观察分析医学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生活交互关联、影响的一个视角。同时本文也试图通过讨论生殖焦虑之下如何做出临床决策,而展现中国日益兴盛的辅助生殖技术的独特文化语境。     

体外胚胎的法律属性与处置权

随着人类辅助生殖科技的飞速发展,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给饱受不孕之苦的夫妇带来了福音.与此同时,因这项技术而产生纠纷的案件也随之增多.但是,我国现有法律并未明确体外胚胎的法律属性,从而造成法官在判决过程中缺少合理的支撑.因此,明确体外胚胎的所有权、处置权和继承权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目前,理论学界对体外胚胎的法律属性主要分为主体说、客体说和中介说.中介说看似避免了主体说和客体说的不足,实际上并未对体外胚胎作出清晰具体的解释.体外胚胎是具有基因唯一性、应受到特殊尊重与保护的伦理物.为了社会资源分配公平,建议我国对体外胚胎的保存期限定为婚姻存续期间且女性生育年龄内.     

生殖健康及其产业发展战略的思考——广东省生殖健康产业发展的优势分析

发展生殖健康产业是我国计划生育部门近年来为满足社会成员对性与生殖健康服务日趋增长的需求而做出的重要战略选择。广东省作为人口大省,在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领域有着较好的经济与文化基础及技术创新优势,应当加强生殖健康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实行资源的有效整合,强化产品与技术的服务功能,以此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行业档次,为稳定我国人口的低生育率水平和实现社会成员的性与生殖健康提供福祉。     

论"安乐死"的构成要素及道德冲突——基于医疗领域内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医疗干预

严格意义上的"安乐死"即法律上应予以合法化的"安乐死",是指在医疗领域发生的,由医护人员来实施的,由疾病患者所要求并且由疾病患者来承担的,旨在无痛苦地解除患者痛苦并且该目的之实现在技术和操作上是可行的一种人为致人死亡的死亡实施或死亡过程."安乐死"之所以为社会所广泛关注和争议,除了"安乐死"在具体实施方面的有关困难和风险之外,就是因为它必然地涉及各种尖锐复杂的伦理关系,并深刻地蕴含着来自人类若干普遍性道德原则的价值冲突.     

体外胚胎的基因遗传权保护问题探析————兼评“江苏无锡冷冻胚胎案”

体外胚胎作为现代医疗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在改变人类生殖体系的同时,引发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相关法律问题。通过对目前国内相关学者所提出的“主体说”“客体说”和“中介说”等学说的批判性思考,揭示其在理论层面的局限性,从而得以否定以上三种学说的合理性。而后从伦理学、法理以及比较法等角度对该问题进行系统性的论述,揭示体外胚胎的法律地位,即人格利益属性。在该定性的基础之上,借助于有关学者提出的基因权理论,最终将体外胚胎界定为基因遗传权的客体。因此,有必要对江苏无锡冷冻胚胎案的裁判结果予以重新审视。同时,建议在立法层面建立起体外胚胎基因遗传权的法律保护体系,完善侵害基因遗传权的救济措施,以实现对体外胚胎基因遗传权的法律保护。     

论死刑犯的生育权问题

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从2001年罗锋案之后就成为关注的焦点,引起了法学理论界的广泛讨论。生育权是一种自然权利,是人格权的一种。根据法无明文禁止的原则,死刑犯应该享有生育权。男死刑犯的生育权可以通过人工受精技术得以实现,．但由于主体的特殊性,其在实现生育权的时候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女死刑犯的生育权由于法律禁止对怀孕的妇女适用死刑及一切形式的代孕,因而女死刑犯的生育权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无法实现。要充分体现对死刑犯生育权的保障,应该对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完善。     

对我国脑死亡立法的几点思考

自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世界上已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承认了脑死亡标准 ;脑死亡立法有利于器官移植的开展、社会资源的节约和法律法规的实施 ;在我国脑死亡立法首要关注的问题应是制定科学的脑死亡标准和完善的脑死亡管理制度 ;考虑到我国的社会现状 ,脑死亡立法应谨慎进行     

生育权利的反思与批判——解读一地方立法中“单身生育”

近年来,国内外对生育权的讨论日益高涨,随着人工生殖技术的发展,生育权面临一系列法律与道德的困惑.生育权作为人之基本权利固然应加以保护,然而我们应在科技使一切成为可能之时认真反思所谓"权利",结合生育的变迁,考量生育权的性质,进而明晰生育权如何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存在与运行.     

论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及分配——一起案件引发的法理思考

随着交通事故的频发,近亲属间因死亡赔偿金的分割而产生的纠纷也越来越多。我国当前法律对死亡梦偿金的分配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及分配往往存在分歧,导致判决结果的不统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院判决的公信力。文章试图通过案例对死亡赔偿金的性质进行分析,并阐述死亡赔偿金分配的权利主体及分配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