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古汉语中的反义词

古汉语中,存在着一种词与词之间意义相反或相对的现象。如《韩非子·解老》:“有形则有短长,有短长则有小大,有小大则有方圆,有方圆则有坚脆,有坚脆则有轻重,有轻重则有白黑。”这里的“短”与“长”、“小”与“大”、“方”与“圆”、“坚”与“脆”、“轻”与“重”、“白”与“黑”,意义都是相反或相对的。这种意义相反或相对的词就是“反义词”。反义词在语言表达上有其独特的功能,在古汉语中也运用得极为普遍。所以,对古汉语中的反义词进行一些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是有意义的。本文试图从以下五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关于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的思考

在弄清和确定“学术”、“学术史”、“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之上,探讨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学科的合法依据、体系分类以及建构方法。要建构一门有深度、有力度、有高度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学科,应该很好处理“目的”与“手段”(学术观念)、“疑古”与“释古”(学术操作)以及“诗的研究”与“史的研究”(学术批评态度)的关系。     

试论法律条文中逻辑结构及其特殊句式

考察立法文句的类型与特点 ,应与法律条文中的逻辑结构联系起来 ,从表达法律规范的角度对法律条文中特殊句式分类。表达禁止性规范的有“不得”字句、“禁止”字句、“处”字句等 ;表达授权性规范的有“可”字句、“有”字句、“行使”字句等 ;表达义务性规范的有“应”字句、“须”字句等。虽然每种法律规范的表达 ,都有其特有的句式 ,但也有一些交叉情况     

《三国演义》里的“说客”与“辩士”

《三国演义》在塑造多种多态的“说客”与“辩士”形象方面 ,取得了小说史上独一无二的成就。一部《三国演义》,“说客”与“辩士”的活动 ,几与全书同始终。这些“说客”、“辩士”来自各方 ,身份、地位、性格与表现也多有差别 ,但作者写出了他们必备的几方面素质 ,即能言善辩、有胆量和有谋略。“说客”与“辩士”的描写在体现《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方面 ,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2013年台湾民众关注的＂字＂

年度代表字反映社会现象与重大新闻事件。2013年共有岛内名人专家推荐的57个代表字作为候选，有反映食品安全危机的“假”、“真”、“安”、“毒”、“危”、“乱”，有代表政治乱象的“丢”，有象征社会力量崛起的“醒”。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假"、"伪"、"丑"观念辨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 ,与“真”对立的是“伪” ,即奸诈、巧伪 ,而不是“假” ,“假”另有正面的意义。“丑”亦不与“美”绝对对立 ,“有心而恶”的丑且恶者 ,方与美与之对峙 ,“无心而恶”的外形丑者 ,则有转化的可能。审伪、审丑均需辩证而观 ,不否定“伪”有人为制造之义 ,但与表现人的真性情的文艺创作相抵触 ;美与丑之间有“遇合无常”之变态 ,与人们各自不同的爱恶之情相关。     

《潜溪诗眼》之诗学价值

《潜溪诗眼》条目虽不多，但其中却有富含诗学价值的内容，特别是涉及“识”、“炼字”、“命意”等的内容。其论“识”，与黄庭坚、严羽之论有相通之处；其论“句法”，亦有可取之处，与黄庭坚、吕本中有同有异；其论“命意”，涉及“言”与“意”之重要内涵。     

《红楼梦》脂评的辩证思维

《红楼梦》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关于“脂评”的辩证思维问题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脂评”中涉及到的“繁”与“简”、“虚”与“实”、“避”与“犯”、“真”与“幻”、“忙”与“闲”等问题 ,都是我们研究的重要方面。     

从场有哲学“根身性相学”看《老子》的“道”论

场有哲学体系中有两个重要的概念即“相对相关性”和以此为方法的“根身性相学”。“相对相关性”是场有哲学的场性,非实体主义是其基本的特征;“根身性相学”是“泰古人自我反省其根身（肉体形躯）生长变化的基本情状和性相的学问”,人的意义世界正是通过其“形上姿态”得以开显的。“道”是“无相的实有”,是人类经验的原始混沌,从足、从首,故“道”的原始意义是会直立行走、会说话、会思想的人。道体是有与无、蕴与徼一体之两面;有无、蕴徼、始德和元德等,都是超切的关系。从上述关系和特征切入,“道”与“无”“有”、“道”与“一”、“道”与“德”等关系及诸多命题都可以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从这些方面把握老子的道论,不仅能重新认识和发现老子,且能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点。     

谈陶渊明的五种人生抉择

陶渊明曾面临许多人生抉择：“为官”还是“归田”？“独善”还是“兼善”？“独居”还是群居”？“有君”还是“无君”？“有神”还是“无神”？这些人生抉择的过程、冲突与结果，展示了陶渊明的人生追求与境界。     

前文字、类文字、广义文字学——三议“广义文字学”研究

所谓“广义文字学”是以文字学研究为基础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它不是对“狭义文字学”研究的简单颠覆,而是一种研究视角的转换,标志着文字学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向。在“广义文字学”之下,从纵向的符号发展史的角度探讨原始图画和成熟文字之间的关系即是“前文字”;从功能的角度讨论符号、文字、图画以及语言等不同表达手段在人类表情达意中的共同作用,讨论广义的“文字”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和视觉转换问题,讨论现代的符号创意活动,为基于网络的新媒体提供符号的基础支撑,即是“类文字”。“前文字”和“类文字”具备不同的价值,两者都是“广义文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供给因素、结构变化、汇率与中国的机电产品贸易

基于考虑供给因素、结构变化的出口决定模型,采用两方程方法研究了外国GDP、中国GDP、结构变化、汇率与中国机电产品贸易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供给因素、结构变化对中国机电产品贸易有重要影响,供给因素对中国机电产品贸易的影响存在不对称性,结构变化对中国机电产品贸易的影响基本对称,汇率对中国机电产品贸易的影响存在不对称性。     

教授治学：问题、原因与对策

为了全面了解我国教授治学的现状，论文对全国部分高校的教授进行了调查、访谈，归纳出教授在学术道德、学术水平、学术权力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教授自身、大学与社会等层面分析产生问题的根源。教授治学，需要教授以学术为业，担当道德楷模；需要大学赋予教授学术权力，完善教授考核评价制度；需要社会健全法律，改革科研体制，只有这样，教授才能安心治学、治好学。     

符号·幻象·诱惑：鲍德里亚论域中的“身体”

在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的分析视域中,消费逻辑也渗透、主宰了身体。身体被符码化了,在身体中被编码了一套“时尚”“地位…‘名望”等的符号象征价值;在广告图像中身体被制造成为高不可攀的虚幻形象,在身体幻象背后是商品的真实;实质上身体是被资本所诱惑和控制的,是为资本的生产和扩张服务的。身体的被控制,这是人类生存境遇中最深层次的异化和不自由状态,我们必须对消费话语下人的身体状态进行深刻反思。     

语义场、语境理论与大学英语阅读

本文从语义学、语境理论的角度出发,就如何培养学生在英语阅读中运用这些理论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实践观点。同时对利用语义场、语义关键词、上下词义关系的原则和技巧进行研究和探讨,指导学生加强语境意识;我们要求学生在阅读篇章前主动地去了解与文章有关的知识。另外,我们还加强培养学生对上文的回忆能力及对下文的快速预测能力,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找出涵盖句子的语言描述,从新的深度和广度上来提高学生学习的效果,激发和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达到扩大学生知识面以及提高英语阅读能力的目的。     

马克思教育哲学的观点、研究意义及其当代转换

本文用价值哲学的观点分析马克思教育哲学与马克思关于类的个体的概念和人类发展的价值观之间的联系;用实践哲学的观点阐述了马克思教育哲学意蕴与当代的时代精神、时代文化的联系。在二者联系的基础上,进而阐述加强研究马克思教育哲学的重要意义。     

多元化经营、审计师选择与公司价值

基于代理成本理论,诸多研究探讨了董事会特征、股权结构和债务杠杆等公司治理机制对上市公司多元化动因及绩效的影响,但鲜有研究关注多元化公司的审计师选择行为以及高质量审计对多元化公司代理成本和价值的影响。以2003-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发现,代理成本越高的多元化公司越可能选择高质量审计师,而高质量审计师确实能够降低多元化公司的代理成本并抑制多元化折价;进一步的检验还发现,相对于国有多元化公司,高质量审计可以更显著地提升非国有多元化公司的价值。     

贵州农业生产、财政农业支出、非农就业与农民收入的协整和误差修正分析

根据贵州省1985-2008年的统计资料,运用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探讨该省农业生产、财政农业支出、农村居民非农就业与农民纯收入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贵州省农业GDP对农民实际纯收入的影响不太显著,农业财政支出的增加并未很好地带来农民收入的提高,而农民的非农就业对农民增收具有促进作用。因此,改善农业财政投资结构以及推动农民非农就业才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国家、科举与家族：以明代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在一个政府力量十分强势的时代,一个家族的发达与否,取决于与政府是否合作。在汉人当政的宋朝,杨氏乐与朝廷合作,出了一些官员。到了蒙古人统治时期,则坚决不出仕,表现出较强的民族气节思想。不乐出仕习惯影响的结果,让这个家族在元代没有政治人物。进入汉人重新掌权的明朝,因打击豪右政策而受到牵连。虽然有人想走科举之路,但准备不足,成功率低。直到明中叶才有突破,一门出了两个尚书、两个侍郎。此后百年左右,杨氏成为宁波科举大家族。正德以后,偶有人中举,固然有杨氏后裔退化因素,也与宁波科举教育不受重视的大环境变化有关。     

李大钊、《言治》与天坛宪草

为了反击民国制宪中的右翼保守主张,推动民国第一部宪法的民主化,李大钊等领导的北洋法政学会以《言治》月刊为基地,围绕国会体制、孔教入宪、宪法颁布权等制宪热点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章,有力地推动了天坛宪草的民主化（该宪法草案因在北京天坛起草,史称天坛宪草）.天坛宪草虽因袁世凯政府的极力破坏而没能颁布实施,却是中国民主制宪的伟大尝试,是中国宪法思想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李大钊等推进中国民主法治的珍贵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