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中所反映的吏治思想

根据《后汉书》的记载，东汉的吏治大致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吏治表现为君臣共同治政，整顿吏治；后期则表现为士人为求得吏治清明，与当政集团展开坚决的斗争。因而，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我国一些优良的吏治传统，如重民爱民、廉直公正、冒死诤谏、修身自省、选贤进能等吏治传统。这些优良传统，既是对前代吏治思想的发展，也给东汉以后的吏治思想以影响，即使在今天，仍然是我们研究政治制度和用人制度的宝贵资料。     

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社会控制

明清时期的江南是王朝统治的一个基本经济区,是帝国的财赋重地,州县行政十分繁难.同时又因科举兴盛,官绅密集,工商地主的力量较为强大,是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极容易产生矛盾而问题丛多的地方.州县是王朝统治的基础,州县行政的有效施展是地方发展的前提.江南民间的赋役重困、吏治的诸多腐败、社会的繁多矛盾、王朝的秩序危机等等问题,都需要从基层的州县行政开始清理.那种紧张的官民关系、官府在赋役等方面给贫苦民众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其间勉强维持的平衡状态,都是州县官府面临的现实问题.江南地域社会中应该存在的“县社会”颇受乡宦巨室的影响,都需要州县官员细心把握地方绅士们的动向,避免其间可能对官方施政造成的威胁和危害,并充分利用其影响力,促进官府对于城乡社会的全面控制,尽力引导地域社会趋向良性发展.     

浅谈汉宣帝的吏治整顿

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宣帝中兴”正是得益于其大刀阔斧的吏治整顿。惩前世之失，安定民心；削弱权臣势力，固汉万世之业；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发展经济是其整顿的原因．以选拔培养良二千石为主．点带动县及中央吏治的整顿，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是其整顿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吏治整顿，优化了官吏队伍的结构，促进了官吏整体素质的提高．大批良吏在治国安邦，发展社会经济文化中作出了较大贡献，保征了封建国家机器正常高效运转，成就了中兴大业．     

唐代的因灾虑囚

因灾虑囚是统治阶级消弭灾害的重要措施,它源于"天人感应"的"灾害天谴"论。唐代因灾虑囚主要有皇帝亲虑、遣使虑囚、州县自虑等几种形式,它客观上可以清理冤狱淹狱,改善狱政吏治,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安定人心和社会秩序。     

试论中国古代吏治的腐败及其成因

在中国历史上，吏治腐败是历朝历代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贪污、受贿、卖官、奢侈等几个方面，它破坏了纲纪、法治，其结果是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吏治腐败的原因很多，主要有：１在于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２在于封建的官僚制度；３在于封建国家的阶级实质。     

汉文帝时期吏治的弊端

汉文帝在吏治上的弊端表现在五方面：第一，重厚重长者，轻新进锐敏之士；第二，往往以一人之言提拔或罢黜官吏；第三，重用佞幸之臣；第四，对官吏，尤其对亲近者多放纵而少教育惩戒；第五，求直言极谏者，但对其人、其言多不重视。文帝在吏治上出现这些弊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实行黄老无为政治的结果；其二，是文帝本人的经历、性格、认识水平及阶级局限     

试论战国秦汉时期官僚经商

战国秦汉时期，官僚不顾国家的禁令和社会舆论的压力，私营商业，以牟私利，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在吏治腐败时，更是如此。本文初步探讨了官僚经商的原因；对官僚经商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大体分期；对官僚经商的特点进行了分类归纳；除指出官僚经商对社会经济和吏治等较多的负面作用和影响以外，也肯定了其对传统“重农抑商”观念的有力冲击。以求能对战国秦汉时期官僚经商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的认识。     

清代前期的荒政与吏治

本文从经济史与政治史交叉的视角,考察了清代荒政和清代政治的某些关联.对清代救荒的基本章程,清代荒政与官吏陟黜,清代荒政与吏治状况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吏治是影响救荒成效的重要因素.清代形成了以皇帝为总管、户部筹划组织、地方督抚主持、州县官具体执行的救灾组织体系.中央多渠道派员督办监察,提高了办赈救灾效率.清廷将荒政执行状况与官吏陟黜结合起来,对各级官员均有震慑作用.大体以乾隆中期为界,此前荒政颇有实效,其后荒政渐趋败坏.     

论雍正年间的政区变动

清代政区的调整与变动主要集中在清代前期,而以雍正一朝尤巨。雍正皇帝胤禛在位仅13年,但对全国府州县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以适应其赋役改革及吏治整顿的需要。政区整顿是雍正朝各项整顿措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胤的政绩之一。本文拟就雍正年间政区的变动状况、动因及其得失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1 清王朝满洲贵族靠武力征服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建立了全国的统治秩序。清军入关之初,民族矛盾相当尖锐。顺治皇帝定都北京时,深感天下逋定,尽可能减少容易触发民族情绪的政治措施,力图安定社会秩序,所以顺治年间很少去更动明代的主要政区形式以及省府州县     

论康熙年间的吏治

康熙年间的吏治是清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通过概述各个时期不同的吏治情形，分析吏治日趋废驰的原因，指出吏治废弛给当时的政治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明代宦滇作家群考论

随着明王朝在云南各级政权的建立,形成了宦滇作家群.无论是作为执政者还是作为文学家,这个群体都为云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在滇云的创作与内地盛行的拟古风气异趣,表现了绝域仕宦的诸般情怀和审美感受,成为云南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明代北部边防对明代政治的影响

明王朝为防备蒙古贵族的卷土重来而有北部边防的建设,北部边防对明代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政治制度而言,首先是督抚制度成为一种国家制度而确定下来,其次是北边督抚与兵部尚书与侍郎之间的互相迁转;以政治风气而言,第一就是宦官专权对北部边防的影响,第二是边军入卫给明代社会所造成的骚扰,第三是京边将领克扣军饷、吃空饷、杀良冒功、谎报战功对明朝边政的败坏,第四是内阁以边防事务互相倾轧,边将行贿、权相受赂,造成腐败污浊的政治氛围。同时,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对于北边防务亦有极大的影响,如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个人素质、边防督抚的个人素质,等等。明代的北部边防影响政治的内容很多,值得学人们付出艰辛的努力。     

反腐败高压下政府、投资商和官员三方博弈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博弈论思想,在建立政府、投资商、官员两两参与的混合策略博弈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政府、投资商、官员三方参与的混合策略博弈模型,通过分析模型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提出了降低投资商向官员行贿和官员受贿概率的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投资商行贿行为、官员受贿行为的概率与政府查明投资商和官员之间行贿受贿的能力、政府反腐败的成本、政府对投资商行贿行为和官员受贿行为的惩罚力度等因素有关。因此,利用信息手段提高政府查明投资商和官员之间行贿受贿的能力、降低政府反腐败的成本、加大对投资商行贿行为和官员受贿行为的惩罚力度,能够有效提高政府的反腐败效率。     

制度与明代推官的法律知识

推官是明代最基层的专门的司法官员。对推官获取法律知识的考察,为我们具体了解帝制晚期官员掌握法律知识的状态和机制提供了途径,还有助于发现明清时期地方司法呈现不同特征的原因。明代推官就任之初并无充分的法律知识储备,但这一时期的详谳制度和行取制度为推官提供了获取并积累刑名知识的重要机会和激励因素。换言之,制度在推官获取法律知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明代中期以后,推官在地方司法中表现积极,成为明代官员中具有专门法律知识的队伍--监察御史的重要后备力量。     

清末教案中地方官绅应对策略探析——以衢州教案为例

清末衢州教案是在当地民教矛盾日深的基础上因维新派官员吴德潚与当地士绅在对基督教会上的显著分歧所引发。衢州镇道府官员对士绅民众反教斗争的纵容、包庇甚至公开参与则使反教运动一度失控,酿成巨案。案发后作为地方大员的浙抚刘树棠、臬司荣栓与蕃司恽祖翼的应对策略各异,这种差异是清廷中央对教会政策摇摆不定在具体地方社会的缩影,亦透露出晚清时期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然发生松动。地方官绅往往基于自身价值观的考量,在处理区域危机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化。     

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探究

"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增加从打击日渐猖獗的国际商业贿赂犯罪方面极具合理性。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的研究是针对我国刑法体系中行贿罪研究的缺失而提出的。通过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入刑的合理性以及在本罪的认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进一步分析研究我国关于此罪规定方面的不足和缺陷,针对种种的不足和缺陷提出一些改进建议。使得本罪的相关规定更加的完善,整个刑罚体系与国际接轨,与时俱进。     

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初探

通过对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设置的情况及设置源流的探讨，可见湖广土司政权机构划分为行署、旗、峒三级，在宣慰司署那一级又分设为致仕宣慰司署、已袭宣慰司署和经历司署三个系列，它们形成三足鼎立格局。其自署职官分为土官、流官两大系统，内分文武两个职别。自署职官的形成深受明代卫所制度和清代绿营制度的影响，并糅合了以明代军职为主的明清兵制的成份。     

以礼教守西陲 称忠贤名四方

蜀府在明代50座藩府中长期独享“忠贤”之名,其从分封之始即根据蜀地实际情况选择了“以礼教守西陲”的策略,并与地方政府达成共识,在有明一代一以贯之。相对明代其他藩府,明蜀府政绩卓著、贤王辈出,深受士人和蜀民爱戴,屡次被朝廷表彰,忠贤之名广泛传播,是明朝“大一统”的缔造者之一,清朝在修《明史》时评价其为“蜀中二百年不被兵革”的核心力量。但学界对蜀府的研究严重不足。翻检史料,加上田野调查,可以发现,蜀府始终坚持“事君以忠”,在蜀地提倡文教,对儒释道大力扶持,还协助朝廷完成对茶马交易的有效控制,巩固了西南边陲稳定,树立起了“忠贤”形象。同时,蜀府在不违背“忠”的前提下,“辟土田以积其糇粮”,长期享有“天下首富”的地位,积极向上助大工,为军队捐饷,对地方公共设施慷慨捐助,成为塑造明代四川人文精神的核心力量。蜀府履行藩职的策略,发展了历史上“河间”“东平”之贤,创造出独特的“忠贤文化”,这是在明代体制下明智的生存之道,是明代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藩府。     

论刑法惩治"性贿赂"的必要性——以贿赂罪的侵害法益为视角

不少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权色交易,使得性贿赂大量滋生,其社会危害性在某些方面比起金钱贿赂有过之而无不及。性贿赂与其他贿赂罪一样,侵害的法益都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因此,转变传统观念,将性贿赂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对性贿赂定罪量刑,已成为惩治腐败的当务之急。     

明代陕北地区驿站交通的发展及其对军事、经济的影响

运用比较法和文献分析法对明代陕北地区驿站交通的概况、发达的原因和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分析认为,明代陕西省的驿站数量仅次于四川和湖广,而陕西省驿站交通最发达的地区是陕北;其原因在于陕北地区是明代北部边防前线,明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边防,非常重视这一地区的驿站交通建设。分析结果表明,明代陕北地区发达的交通网对传递军情、转运军需、稳定边防起到了积极作用;为省内经济、省际经济和蒙汉贸易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丰富了人民的生活,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驿道商用加强了蒙汉民族间的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