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再反思——"援西入中"及其两种模式

20世纪以来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在引入西方哲学的观念资源来诠释和建构现代中国哲学的意义上,其基本的研究模式与其使用"反向格义"来指称,不如以"援西入中"来描述。西方哲学"援入"中国哲学研究的正、负两种模式各具特点,效果亦不相同。对于作为一门"比较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来说,西方哲学不仅不是"负担",反而是"资源"。中国哲学当下和将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不应当是"去西方哲学化",其诠释和建构恰恰需要与西方哲学甚至整个人文学科的深度互动。如此才能真正避免那种"以西解中"的"单向格义",从而在"以中为主"的"中西双向互诠"中建立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性。     

"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

传统的格义借用本土的概念来解释外来佛学的术语,近代的反向格义是以西方的哲学概念解释中国本土的术语。传统的格义是普及性、启蒙性、工具性的,是权宜之计;而近代反向格义却是研究性、专业性的,是主流的或正统的方法。对反向格义的利弊得失应该进行严肃的反思和讨论。西方哲学概念的体系是对立二分的,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成对的概念体系有重要不同。将物质和精神、实然和应然的概念引入对老子之道的定义或解释,难免陷入困境。在用反向格义的方法来解释中国的哲学术语时,对其困难和局限应该有自觉的意识和说明。此外也不妨尝试用描述的方法来解释古代的哲学术语,从而避免以西方现成概念来对应中国哲学术语时方枘圆凿的困境。     

中国哲学 妾身未明?——关于"反向格义"之讨论的回应

在关于反向格义的讨论中,各种观点之不同涉及到了更基本的问题,即"中国哲学"意味着什么,其性质为何?身份为何?有人认为中国哲学实质上是经学和子学,因此仍然是民族精神的"表达者"和"承载者",要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就必须重新回归到本有的模式,用我们自身的语言表达自身的思想;有人则强调中国哲学已是现代学科,本质上只能是"比较哲学",因此试图在拒斥西方哲学的情况下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是既无必要也不可能的.观点的对立反映了一种相当广泛的分歧,说明研究者对于中国哲学之身份与功能、目的与方法的多样性、复杂性缺少反思与交流,缺少共识与准绳.这对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的成熟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对此应该有所正视和改变.     

语文教育传统的本体论哲学批评

中西哲学最重要的差别乃在于中国传统哲学没有产生西方哲学的概念形而上学观念,即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所特有的"本体论"。中国哲学具有"受指主义"的精神气质,这对我国语文教育的传统乃至人的精神气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语文教育的哲学气质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缺乏奠基在语言的逻辑性之上的独立的理性精神。现代语文教育应呼唤健康的理性精神。     

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研究的反思

本体论是一种现代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它是哲学家深刻性的创造,而不是发现,马克思哲学拥有不同于现代西方存在哲学的概念框架,我们需要在概念框架和哲学思想的二元张力结构中重审二者关系.当下对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构建是一种视角切换的理解,一旦将其"客观化",将会进入一种超越概念框架的理解误区.     

方以智"气火共构"的自然哲学新探

"气"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范畴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无限的学术生命力。方以智继承中国哲学的气论思维,同时融汇西方哲学的自然知识,以"气以运火""气动有火""气盈天下""天地一物"为核心要素,创立其"气火共构"的自然哲学。"气火共构"是兼容物质、精神于一体的多元有机范畴,建构在此种本体论基础上的自然哲学,是一种有别于西方哲学的独特的生命哲学。方以智"气火共构"思想既彰显了传统气论哲学的人文主义关怀,又提供了生命义理命题的自然哲学基础。     

知识论与哲学——评熊十力对西方哲学中知识论的误解

熊十力的哲学就是要在哲学和知识论之间划界 ,认为哲学的范围就是本体论 ,知识论不在哲学的范围之内。本体论讨论的是终极实在的问题 ,讨论的方法是直指本心的性智。而知识论是向外追求 ,其方法是分析思辨。因此知识论不同于哲学 ,它应属于科学的领域。熊十力这一看法是对西方哲学中知识论的误解。西方哲学的知识论讨论的核心问题虽与本体论有所区别 ,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一脉相传的。本体论关心终极的实在 ,知识论则关心我们是通过什么途径或什么方法才能达到终极实在这样的问题 ,其方法并不是纯粹向外追求。然而熊十力也正确地看到了西方哲学中的知识论并不能使人达到实在     

朱熹和柏拉图:"理学"和"理念论"思想之比较

朱熹是唯心主义理学的集大成者,"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他以"理"作为哲学本体,建立起一整套庞杂的理学本体论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是古希腊哲学发展的产物,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朱子的理学和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进行比较可看出有许多相同和相异之点.     

论中国哲学中的"不言说"与"言说"

中国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别究竟何在?其中的一个回答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最主要差别在于中国哲学以"不言说"的实践方式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而西方哲学则以"言说"的方式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中国哲学虽然也有"言说",但其"言说的"的价值最终要由这"不言说"的实践来决定,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中国哲学对于用以"言说"的文字就不甚重视,往往有"得意忘言"的情结。中国哲学因其以"不言说"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而表现为一种非逻辑的心灵体验哲学或实践学。     

不同结构的"为人生"——两篇《狂人日记》的文化解读

在文学是"为人生"的认同下,果戈理的小说进入鲁迅的选择视野,并影响到他的《狂人日记》。但从深层结构考察,两篇《狂人日记》呈现出很多差异性:从本体论的层面来看,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一种文化的本体论,其逻辑起点是对中国文化本体结构的思考;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则是一种人的本体论,其逻辑起点是对抽象的人的思考。而从方法论的层面来看,鲁迅选择的是用存在主义哲学来看视中国文化本体结构的问题,致力于绝望中的反抗;果戈理则是用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来考察人的当下境况,坚信人的灵魂沟通。     

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论哲学特质——早期新儒学的思想特点

新儒学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其早期思想奠定后来发展的核心,其中,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提供了主要的思想框架,梁漱溟从中西印思想的比较中得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质,熊十力进一步将之归为哲学本身的本体论特质,并认为这一特质只为中国哲学所体认,冯友兰进一步从哲学与科学的不同肯定了哲学的特质。三大家的思想对于新儒学的思想形成具有根本性的贡献。     

熊十力对“种子说”的批判及其对佛教心性本体论的扬弃

种子说是唯识学的核心理论之一,但是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却对种子说进行了针对性的批判,熊氏新论与唯识学之间的根本分歧由此可见一斑。熊氏对种子说的批判不仅反映出与唯识学相比,熊氏本体论更接近于中国化佛学的心性论,而且体现了熊十力在根本立场上已经脱离了非本体的佛学本体论,立"仁心"、"本心"为本体,从而为近代中国哲学建立起更加可靠的本体来。     

马一浮对熊十力《尊闻录》之异议及其影响

经考证,《尊闻录》是熊十力在其"新唯识论"体系成型之前的最后一部探索性著作,体现了一种非现成性本体论思路,熊十力本是据此思路来建构其哲学体系,但马一浮对《尊闻录》的异议却最终导致了熊十力在建构"新唯识论"体系时基本放弃了此一思路,而接受了马氏的现成性本体论思路。     

辟以运翕 翕以显辟——谈熊十力的体用一如哲学

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宗大师,其体用论哲学影响海内外。哲学上的本体言语道断。熊十力从切己自反入手,准确地把握住了宇宙大生命之体。他匠心独运,立于传统,却超越先哲;佛家的一切皆空、道家的无何有之乡、西洋的心物二元论等哲学,熊先生则一转为儒家的触处皆真、满街是圣人的体用不二哲学。读熊氏哲学能引发人一种向上的精神力、民族自信心及民族自豪感。哲学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熊十力的哲学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奏曲。     

关于“哲学无定论”问题的探讨与陈修斋先生的阐释

哲学无定论是20世纪中国哲学家明确提出并反复探讨的一个重要哲学问题,其实质是立足于现代哲学对哲学本性所做的一种探讨。这个问题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被鲜明地提出并得到热烈地讨论,是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思潮环绕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相激互融的结果。严复、王国维、张君劢、丁文江、熊十力、贺麟在20世纪上半叶对这个问题予以了逐渐深入的探讨。陈修斋于1988年发表的《关于哲学本性问题的思考》一文,从元哲学的高度,并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这一问题予以了新的阐释,使这一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鲜明地凸显出来。     

纪念熊十力先生

熊十力与梁漱溟都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 ,他们之间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交谊始于1919年暑假。熊十力求学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门下和讲学于北京大学 ,均出于梁漱溟的热情推荐。熊十力才气横溢 ,思想不因袭旧说 ,梁漱溟既曾为之深深叹服 ,又多有心不谓然者而予以批评     

“用”的凸显:熊十力后期思想的向度

由“摄用归体”到“会体归用”,是熊十力“体用哲学”圆成逻辑。笔者认为:在熊十力后期思想中,一方面,以“心”为“终极本体”的宗旨并没有改变;另外一方面,理论重心则由“体”向“用”的转化、落实,虽无否定“本体”的意味,但更凸显了“用”的层面。     

熊十力与儒家历史哲学的现代发展

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历史哲学在古代发展中呈现出以儒家历史哲学为主导的基本特征。但在西方文化东来的近现代,儒家历史哲学遇到了各种进化论历史观的严峻挑战。从康有为到冯友兰,几代中国学者以不同方式对进化论历史观作出了理论回应。但是,直至熊十力,才以“本心”本体论的历史哲学思想建构,实现了儒家道德决定论的历史观与进化论历史观的有机融合,从而将儒家历史哲学推进到进化史观的现代形态,并在理论上对中国与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给出了创造性的回答,为儒家历史哲学的现代发展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