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国初期法制实践的特征——以20世纪50年代《婚姻法》贯彻运动为例

新中国建国初期,法制实践延续了革命时期群众运动的方式。具体表现为,采取以政策引导法制实践的办法,对干部与群众进行思想教育与法制宣传,以实现不同社会阶层主体对新法律制度的理解与接受之目标。1950年的《婚姻法》贯彻运动便采用此种法制实践路径。该路径选择能够加速新法落实,减少因法制不完备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这也造成群众在法律观重塑过程中对法制和政策的错位理解与法律认同感降低等影响。     

从革命法制到现代法治——建国初期禁毒法制的历史审视与现实观照

建国初期的禁毒运动,在彻底禁绝鸦片烟毒的同时,也初步构建了新中国禁毒法制框架。这种具有时代特色的革命法制虽然有助于高效彻底地肃清毒品,但是也直接影响和支配着禁毒工作的纵深推进,给当代禁毒法治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主要体现为:禁绝毒品目标的提出、运动式禁毒会战的启动、指标化考核方式的盛行、斗争化戒毒理念的形成等。面对日趋复杂的毒情形势,我们不能希冀简单复制疾风骤雨和群众运动式的治理模式,只有将禁毒工作真正纳入法治化、科学化、理性化的轨道,才能有效治理毒品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其社会危害。     

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

新民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曾一次又一次地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动员和领导千百万群众,开展一场又一场声势浩大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最终使社会得到根本变革,验证了群众运动只有在革命政党领导下才能成功的原理。     

革命者与群众运动

什么是群众运动?站在不同阶级立场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人,回答也截然不同。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总是毫无例外地动用了人类语言中最恶毒的词句,来咒骂群众运动。什么“平民的骚动”呀,什么“乌合之众”呀,什么“痞子运动”呀,什么“惰农运动”呀等等。与此相反,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革命者却用另外的词句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大声疾呼:革命群众运动是千百万劳动人民革命创造性和革命自觉性的集中表现。     

承袭与发展:根据地佃权保障法制对近代佃俗与民国法律之扬弃

诞生于抗战减租运动中的革命根据地佃权保障法制,在批判承袭近代租佃习俗和民国法律基础上,进一步充实了佃权的权能,严格限制了地主的撤佃权,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依靠集体的力量,通过政治保障与法律保障相结合、事先保障与事后救济相结合,在佃权保障的强度和有效性上较租佃习俗和民国法律又有重大发展,这是一场生动的法律变革,体现了很高的政治理性和法律智慧。     

对社会主义时期群众运动问题的历史反思──兼论邓小平“不搞运动”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要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贯彻党的路线，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全部实践，既有辉煌的成就和丰富的经验，也有严重的失误和深刻的教训。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在群众运动问题上失误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的关系、发动群众与遵循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关系、依靠群众与坚持党的领导的关系。党在群众运动问题上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从60年代初少数领导人开始认识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的区别，到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明确主张“不搞运动”，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群众革命运动的态度?——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我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诬蔑

对待群众革命运动的态度问题,向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根本问题之一。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如何,是鉴别革命立场是否坚定,观点方法是否正确的试金石,是区分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重要标志。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说,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有三种不同的态度,这就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     

川籍留日学生与四川保路运动

1911年四川发生的保路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川籍留日学生先是进行了持续的争路宣传,其后又领导和推动了运动从和平请愿抗争发展到武装起义,给腐朽的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加速了它的灭亡。     

试论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建国初期（1949—1952）党对识分子开展了一场思想改造运动，这场思想改造运动基本上是成功的，但由于没有很好总结这一运动的经验和教训，致使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工作走上了曲折的道路。     

建国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草案)》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草案)》是建国初期禁毒运动中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一部禁毒法案.同时,也是惟一一个较为全面地规定了具体量刑标准及处罚措施,并且是全国适用的禁毒法案.该《草案》是在建国初期特殊的历史背景禁毒运动中出台的,对涉毒犯罪的犯罪主体、犯罪罪名、处理原则、刑罚种类及适用等都进行了明确规定.对建国初期的禁毒法制具有重大意义.该《草案》虽未公开实施,但可从中反映当时包括立法技术、处罚措施、量刑标准在内的法律文化,又可对当今的禁毒提供若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