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弘治朝之科举与弘治会元考论——以《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为中心

明代科举处于科举史的鼎盛之期,以弘治朝为代表的明代中期又是明代科举的成熟阶段。此期的分地域取人、考试规范性、庶吉士考选、防弊措施等方面均有表现,而会试所取的榜首——会元,正代表了明朝科举的最高水平。在弘治朝会元中,钱福之文体现了重气格的成弘时文之风,董圮因年辈较晚,对正嘉时文及唐宋派具有一定影响。汪俊的仕途浮沉则被打上了科举政治的较深印痕,体现了举业与宦业相关的特点。《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所载录的丰富史料对考订以上事实极具学术价值。     

在还原中建构——《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抽样分析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在全面梳理明代科举与文学相关史实的基础上探究明代科举与文学交互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史实收录方面,《编年》注重收录与科举相关的人物仕宦和与科举考试、文学创作相关的重要事件,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体现了该项研究的交叉性质。在文献使用方面,《编年》大量采录登科录、碑志、行状、序跋等原始档案和集部文献,力图立体展现明代科举与文学发展的鲜活生态。     

明代科举宾兴考述

明代科举宾兴是清代科举宾兴的直接发展源头。在明代初年,宾兴礼第一次与乡饮酒礼分离,成为府州县一级的科举送别及庆贺典礼。明代地方科举经费预算为宾兴礼的举行提供了有力的经费支持。地方社会中,官府拨款及民间捐款设立的社会公益助考基金首次以＂宾兴＂命名,它们尽管在全国各地尚不普遍,但却为清代科举宾兴的普遍设立提供了最佳借鉴对象。     

明代科举制与八股文评价述论

科举在明代达到空前完备，科举选才、授官一体化造就了大批人才，也造成了诸多问题，对当时社会影响深远。然科举最终走向末路，在清末不得不废。自科举废除后，学界对历行1300年的科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科举定性及明清时形成的科举考试文体——八股文的认识与评价，始终成为科举研究经久不衰的热点，学者争论最烈，分歧最大。梳理明代科举研究脉络，可对科举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明代科举鼎甲研究

文章根据地方方志、明人文献资料,对明代科举状元、榜眼、探花的任官品级、出生籍贯,作了细致的数字统计,用大量统计材料说明了明代科举鼎甲在录取、产生区域、任官品级等方面的特征。     

明代科举制度研究的一部力作——评《明代科举制度考论》

王凯旋先生的博士论文<明代科举制度考论>(以下简称"考论")一书,二十余万字,2005年6月由沈阳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明代科举考试思想述论"、"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科举三级考试探议"、"科举制与八股文"、"明代科举分卷制度考论"、"科举防弊惩弊制度试探"、"武学与武科举问题研究"等7个专题,对明代科举制度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深入研究.     

论明代社学与学校教育

明代学校教育的宗旨是为科举考试服务,在此前提下,明代地方府、州、县学均为官办学校。以往史学界对明代基层社学的论述总的倾向是社学游离于官学之外,我通过对明代大量文献资料的分析研究,认为社学是明代官学系统的最基础部分,它对于准确理解《明史》所说“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代潮州府进士的分布及仕进情况研究

明代潮州府进士155人,在广东省府际之间居第二。明代潮州府进士在分布上具有不均衡性。就时间分布而言,大体可分为起步期、缓慢发展期、鼎盛期、曲折发展期等四个阶段;就空间而言,可以分为三个梯队,梯次之间差异较大。这种不平衡性,主要是国家文教政策、各地经济和文化教育水平的差异等多方面的因素所致。明代潮州府进士有出色的表现,涌现出了一批全国性的重量级人物。明代潮州府进士成绩表明,潮州不仅是岭南重要的科举中心、人才中心,而且是重要的文化中心。明代潮州的科举成就,不仅确立了其岭南文化重镇的地位,而且为今天潮汕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代文社与科举文化

明代中后期文社的大量出现是科举文化衍化出的重要文化现象.明代科举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以八股文为考试文体,以程朱理学为解题规范.出题范围的狭窄,文体格式的固定,以及评卷标准的僵化为士子们寻找考试规律提供了便利.他们自发地组成文社,相互探讨学习攀业.文社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交流切磋举业的机会,对他们的登科也大有裨益,甚至还成为下第士子的精神家园.文社因科举而繁荣,反过来对明代科举文化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很多文社在明代后期掀起了复古的思潮,他们试图以社团的力量,通过对明代前中期文风的提倡,改变当时空疏浮躁的科举风气;并刊刻社稿以及名家名作,作为规范士子们写作时文的准绳,以更好地矫正士人心态.文社社事活动的开展,又衍生出了许多泛科举文化现象,如时文评点之学的盛行,科举书籍的刊刻、推广等.随着势力的壮大,一些文社要员或操控科举考试,或干预朝政,使文社远离了当初建社的本意.     

科举配额制演化的历史考察——兼论"凭才取人"与"逐路取人"之争

科举配额制度是基于公平分配举额的目的,在协调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成。宋代科举在州府试中实行解额制,明代科举实行南北分卷制度,至清代则发展为分省定额取中制。科举取士的演化趋势是分区取人的办法越来越具体,区域配额也越分越细。实行这一制度带有优待边疆和文化落后地区的用意,有利于边远省区人文教育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科举时代的"公正"理念。     

元代湖南科第盛况探析

元代科举十分萧条 ,但三湘士子异军突起 ,湖南一改唐宋以来的落后状况 ,在元代一跃成为全国的科举先进地区 ,进士的分布亦很有特色 ,其原因值得探究     

论近代湖南西学流布的时差与路径

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起始期,湖南与东南部省区比较,其引进西方文化的时间要晚近2000年;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湖南西学依然呈现滞后状况;清末民初,湖南赶上了以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改革社会的政治学为输入重点的西学传播潮流。西学在湖南的流布特点制约着湖南近代历史的走向。     

晚明清初督抚辖区的"两属"与"兼辖"

晚明清初,省域巡抚与区域巡抚的辖区是互相重叠,而不是此盈彼缩,出现了较为普遍的"一地两属"现象。省域巡抚总管一省的行政事务,区域巡抚专管辖区内的军事行动,双方有时也会协商处理一些事务。由于两类巡抚长期共存,在实际政务运作中,"两属"地区的道员会同时向省域巡抚、区域巡抚请示、汇报一些民政事务。晚明的总督名义上管辖数省,实际上只管辖一省的军事、行政事务,对其他各省只是"兼辖"相邻区域。     

社会经济史与湖南的区域研究 ——以明清时期洞庭湖区的宗族与垸田为中心

不少研究试图用江南"资本主义萌芽"带动湖南米粮生产及垸田围垦的视角,来理解从"苏湖熟"到"湖广熟"的过程。但垸田开发本质上是土地经营的问题,很难被简单归结为长途贸易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成为可能,需要的不仅是雇佣关系与贸易,而是带有资本性的制度。传统中国,能体现这种制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在祖先或神明名义下的控产机制。关于宗族控产机制、礼制推行与公私观念等领域的探讨对湖南的区域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明代"贡士"小考

不少学者误解了明代“贡士”的概念。在明代,“贡士”一词是一个泛称,包含两种意义:一为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一为贡入国子监的生员。至清代,贡士才被规定为会试中试者的专称。     

明代蜀藩宗室考

有明一代,受封为藩王的皇子共有62人,建有50个藩王府。这些藩府分布在全国各地,只有册封在成都的蜀王,是在一省范围内唯一存在的一个宗藩。本文依据文献及近年来出土的文物,系统梳理和考证了明代蜀藩世系、宗室嗣位与后裔下落,以及蜀藩府署与陵墓等历史情况,揭示了这个"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的兴亡轨迹,及其与朱明朝廷、宗室内部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古代湖南旱灾研究(至1644年)

古代湖南旱灾发生的频率呈加快趋势 ,明代以前旱灾危害大于水灾 ,从明代开始水灾的危害开始超过旱灾。旱灾造成农作物减产或绝收 ,引发饥荒、死亡和其它灾害。     

东北地区出土的明代瓷器探究

东北地区出土的明代瓷器中,数量最多的是碗、碟、盘等日常生活用器,地域上基本集中于吉林省的扶余和辽宁省的新宾两地。这种现象的出现应该与明代东北的历史有关,历史上北元势力曾盘踞于扶余,后金曾定都于新宾。瓷器在明代东北应该多是官宦贵族的用具。东北地区出土的明代瓷器基本来源于中原地区,中原瓷器流入东北的途径主要有互市、赏赐、中原人口流入等。     

清代州县政权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代封建王朝奉行传统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但是自明朝中后期以降的商品经济更为活跃,“抑末”、“轻商”的思想与政策逐渐受到愈来愈多的人否定。这种社会意识反映到清代地方基层政权贯彻经济政策的操作中一方面奉行朝廷颁布的重农抑商政策,一方面扶持商品经济发展,有时为着后者而对前者采取阳奉阴违的作法。 地方政权的职能发挥,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何等的推进与制约作用,本文就清代州县政权的这一问题试作分析。     

从学规看明代书院之课程建设——以弘道、大科、湖南三书院为例

通过对明代弘治、正德、嘉靖时期有代表意义的弘道、大科、湖南三书院的学规的考察,认为明代书院的课程意识已经基本形成,已有必修、选修和学科、活动课程等类型的区分,初步建立了一套由课程计划、课程设置、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组成的课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