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马克思和伊瑟尔的文艺人类学内涵——马克思与伊瑟尔的文艺观之比较

伊瑟尔最近的学说所展示出来的文学人类学的中心问题,也即文艺需要和文艺功能的问题,以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和理论地位凸显出来,启示我们从人类的文艺需要这个根本问题去认识文艺的功能,它印证了马克思哲学中的人类学内涵及其对于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意义.在两相对照中我们发现,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放到人类学的理论系统中去审视,用实践人类学的眼光重新审视那些文艺学观点,就完全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作出人类学的阐释,使之显示出深厚的人类学意蕴.     

文化与文本的复象:格尔茨与民族志“诗学”形态的发生

民族志诗学作为文学与人类学相交叉的理论研究形态,其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人类学研究中的诗性要素。自现代人类学研究以来,民族志研究的诗学倾向肇始于克利福德·格尔茨,其文学性首要体现于民族志文本的书写体制之中。它作为田野经验的文本化呈现,既包含着“在场”与“离场”的交错杂糅,也关涉着“观察”与“理解”“表述”与“阐释”之间的缝合。格尔茨认为,从事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化”视为“文本”所进行的一种“诗学”或“文学批评”向度上的阅读、分析与反思;而人类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作为“人学”的文学。在此,民族志作为一种召唤与回忆的拟像之物,通过具身化的方式而对文化的“他者性”勾勒一种复象的真实。     

《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的 广义修辞学考察

作为一种话语场域,期刊汇聚了修辞文献,而作为一种话语表征,期刊也见证了广义修辞学的蓬勃发展。通过对文艺学界两种重要期刊和一个广义修辞学专栏的修辞研究相关文章的分析可以发现,广义修辞学转向构成了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的一种态势。文艺学界从本体论的角度,将修辞看成是“文”和“人”的现实存在和审美化存在的根本境遇,从理论层面实现了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与修辞哲学的统一。     

性格与意境:马克思主义文艺典型论的视野开拓--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古典文论的一种会通

恩格斯的散文《风景》中的审美体验打破了“意境”说的东方界限,王国维的“意境”论中也存在着向西方 文论开放的可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人类学的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内涵着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基因, 为沟通“意境”说和“性格”说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典型”范畴包含着“典型”和“性格” 两个层次,“性格”和“意境”作为文艺意象光谱序列的两极都应该有典型性层次上的审美要求。“性格”说和“意 境”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学框架内的融通,对开拓典型论的视野,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更好地介入21世 纪具有不可轻视的重要意义。     

文艺学反思与文化诗学走向

文化诗学乃是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对文艺学的全新整合 ,其实质是从方法论上拓展了文艺学研究的空间 ,从价值论倾向上指向人文精神关注 ,从意识形态角度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情怀 ,文化诗学的目的在于提倡一种逼近历史现实的具有生成性、互文性、多元化的文艺学。     

垦比较文艺学“飞地”,探海外华文诗学奥秘——饶芃子的文艺学研究特色

新时期以来,饶芃子在原来文艺学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中西文学和诗学的比较研究,在文艺学与比较文学的交叉领域寻找两者的契合点,拓宽了文艺学的学科内涵,并促进其更新和发展;她还率先倡导、开展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海外华文诗学研究,从而发现和提出新的诗学命题,在拓展学科边界和新的理论建设上做出突出贡献.     

新时期文艺学反思二题

本文认为，新时期文学和文艺学在80年代出现了“向内转”的倾向。文艺学的“向内转”表现为审美论文艺学、主体论文艺学、文艺心理学、文艺文体学等兴起。但是“向内转”又使文艺学走向封闭，这也是另一种弊病。于是从90年代，又兴起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等，表现出“外突”的倾向，我们提倡“内部”与“外部”相结合的研究。     

重建文艺社会学三题

作为一门学科,文艺社会学 1930年代在中国创建, 1970年代末开始“重建”;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文艺社会学有不同的理论形态、学术范式、学科定位。“文艺社会学”和“社会文艺学”,类似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由于文艺社会学的根本特点在于“关系”研究,因此,无论定位于文艺学,偏重于“文艺 -社会”研究,还是定位于社会学,偏重于“社会-文艺”研究,都可统称为文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关系”与“非关系”性,构成“文艺社会学”与“社会文艺学”的根本区别。文艺社会学理论形态,有“传统”与“现代”之别。“中介论”与“传播论”,同属文艺社会学现代形态。在多元对话语境中,应该倡导建设“多维论”形态的文艺社会学。     

论文艺起源研究的考古学知识方式

19世纪以后,考古学知识方式对文艺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对文艺起源和原始文艺研究的科学命题设立和知识谱系化做出了巨大的学科突出贡献。当考古学知识方式逾越了亚里士多德传统和19世纪盛行的线性进化主义思潮以后,就给文艺学知识域带来了新的知识路向以及文艺起源问题的科学性重建,真正属于学科进展中的革命性转折。所以,在我们进行文艺人类学的知识推进过程中,必须要认真反思考古学知识方式的意义、作用和事态真相。     

在实践论人类学的基础上重建文艺与自然的关系

流行的社会历史学派的文艺学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阐释 ,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要思想。在自然生态危机空前严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的今天 ,在从实践论人类学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进行重新阐释时 ,有必要深入理解马克思的生成本体论中的关于人与自然的全面生成关系的思想 ,在文艺学中重建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学理内容 ,包括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文艺的生态本性、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文艺的重要内容、重视自然美的特殊审美功能和从自然美学习艺术美之道。为此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就必然提升为生态论文艺学。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非裔文学批评的转型特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在这一转型时期,美国非裔文学批评转型具有五大特征:即人类学转向,种族本真性的质疑,回归文学本体,学院派批评精神的形成,走向跨学科性、开放性和对话性。     

对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一种读解-兼及艺术生产论的当下意义

“艺术生产”这一理论范畴是马克思对人类艺术活动的一种命名。从《184 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剩余价值理论》等一系列著作 ,马克思日趋完备地探讨了艺术生产的一般规律及历史变迁 ,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 ,艺术生产的生产方式以及艺术生产力等问题 ,建构了较为系统的艺术生产理论。相对于从哲学的高度比照、规定艺术现象 ,艺术生产理论体现了从人类学、政治经济学等视角切入到艺术活动的另一理路。艺术生产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一个重要的理论创举 ,大大拓展了文艺学、美学的研究领域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当下意义。     

复调的生成-外位性思想与巴赫金的文化诗学

外位性思想是巴赫金在学术生涯初期提出的,它脱胎于其哲学人类学,并始终在其学术活动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他在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中加以积极应用,生发了复调小说理论、对话理论、狂欢化理论等。尽管外位性思想在哲学人类学、文化学、人文学科方法论等方面有很大价值,但巴赫金在文艺学领域的创见却有着明显的哲学人类学印记。这虽然为文艺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和学术视野,却是以对文学自身某些规律有所忽略为代价的,因此,这也是巴赫金的某些结论始终无法彻底自圆其说的根源。     

艺术人类学的西方语境与中国实践

艺术人类学无论是作为一种学术流派还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抑或作为一种基本视野和思维背景,它的命名和提出,对于人类学关于艺术的研究起到了弥补性的作用。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艺术人类学是来自英美的学术流派,最初都基本上集中关注遥远的、远古的原始艺术,随着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人类学的艺术研究也转向对现实生活的艺术现象的关注。关注特定时空的文化群体,强调参与观察和设身处地的文化体验,通过文化对话和文化体认,以民族志书写方式进行学术思考,以观察—体验—追问—反思的提问方式进行艺术观点的归纳提炼和构建。这样一种学术逻辑,使得中国的艺术人类学实践的多角度展开和多学科切入成为可能。因此,无论是文艺学学科视角的切入还是人类学学科的拓展,艺术人类学在当下中国的实践正日渐表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当下意识,越来越凸显出浓厚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学科素质。     

第六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综述

第六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大致可分成《诗经》文献学、《诗经》学史、《诗经》文艺学、《诗经》文化人类学和《诗经》语言学五大类。总的看来,提交大会的论文质量较高,各种观点的争鸣和思想的碰撞对《诗经》研究者带来了很好的启示,必将推动新一轮《诗经》研究高潮的到来。     

文学人类学的当代诉求

文学艺术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迅猛发展和"全球化"复杂演变的背景下,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嬗变,需要具有超越和整合功能的新的研究范武和批评方法对其作出阐释,而文学人类学应运而生、发展正当其时.文学人类学在充分关注民间文学、活态文学、传统文学的同时,必须面对而不回避正在嬗变的当代人类文学现象,对其进行独特的"发现"和解释,才能在批评实践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转换文学的研究范式.     

人类学眼光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对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一种解读

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命题与实践中,杨义对本土与西方、边缘与中心、书写与口传、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等多重关系的重新审视,显示出丰富的人类学内涵。这既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研究中诸种缺失的自觉省察,也是对方兴未艾的文学人类学思潮的一种回应,在今后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杨义所倡导的大文学观,使得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百年失语之后,有了回归本土范式的可能。     

从冷落的经典中解读诗性文化——《〈西游记〉诗性文化叙事》评介

《〈西游记〉诗性文化叙事》从中国诗性文化这一本源出发,以迥异于西方文化叙事的诗性智慧为阐释语境,围绕生死智慧与母性崇拜等题旨,为人们重新理解、阐释与研究这部古典名著提供了一把新钥匙;作者以文化人类学为架构贯通明代叙事文学与原始艺术,将传统意义上的儒家个体成长历程联系于人类最初生命孕育的虚空状态,使历练成长的人生之路升华为一曲黄金童年永逝的悲歌,从中表达出一种震撼人心的悲情与力量。     

七夕五考

七夕宗教文化现象无比繁杂而又影响甚巨,古今中外学者虽多有研究而始终不得要领。本文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比较全面地考证了这一宗教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为相关宗教神话、天文历法、民族迁徙、民风民俗、文学艺术的研究开拓了新的道路。作者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无比繁杂的七夕宗教文化均当源于夏人的原始宗教和天文历法。原始夏历纪日,当兼顾月亮盈亏规律和夏人宗教信仰,而将一月四分为一七、二七、三七、四七,所余时日当另作月尾,以应女人行经之期。一七、二七,月呈死而复生状,象征先妣生命力、生殖力均得复活,且有无限生命神力,故古人祭之,意在假借月神女神两种生命神力;三七、四七,月呈将死状,象征先妣生殖力、生命力均渐死去,无力可借,故古人不祭。古人“七夕”祭祀先,意在祈祷活人“长生又长生”;又有“七七”丧葬礼,则欲祈祷死者复活,“长生再长生”,佛教只是附会了中国的这一原始宗教而已。古人“七夕”祭祀先后,青年男女无论婚否均可纵情野合,暂时恢复群婚时代的自由,但已婚男女只能一年一度才可放纵,平日则被严禁越轨,这才是牛郎织女神话的本像。西王母本称“西母”,亦称“希母遮”、“西摩”、“西膜”,本是西北羌戎的“母虎工”,其神话最晚从殷代开始传入中原,并最晚在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