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集体行动的意义建构——基于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的分析

网络集体行动的产生依赖于行动者对于“事件”的意义建构。运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分析网络集体行动的意义构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网络环境下,信息发起者、行动参与者与媒体相互影响,对事件进行着动态性的编码和解码,不断地赋予事件以意义。网络集体行动的意义构建中很难截然分开编码者和解码者,事件的编码经过多主体的共同努力,而解码方式呈现多元化。网络行动者在彼此的互动中不断地构建并完善事件的意义,推动着集体行动的发展。     

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研究综述

社会网络在我国的集体行动动员和参与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梳理和分析国内外 ４０ 多年来有关“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的研究现状,重点关注“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是如何发生联系的”、“社会网络是否有助于集体行动的参与”、“其背后的动力机制究竟怎样”等问题,从而展现该领域不断深化的理论成果。 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创新研究方法、加快本土化进程。     

网络集体行动中意见领袖的话语策略——以李天一案件为例

意见领袖在网络集体行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探究意见领袖的话语策略对于掌握网络集体行动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案例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从意见领袖话语的内容策略和表达策略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意见领袖话语的内容策略包括凸显事件主体的社会身份、多元化的表达方式、建构关联信息及挖掘独特视角等;而话语的表达策略则运用了试探、转移、道歉、批判、反思等话语方式。进一步分析发现,戏谑、恶搞、嘲讽等是意见领袖常用的表达方式,而挖掘事件的社会因素、唤起人们的认同是意见领袖话语的核心策略。与现实社会中的意见领袖不同,网络中意见领袖的产生更依赖于其思想和言论的引领能力。     

关于运动激愤式自杀社会意义赋予的探讨——以1919-1928年社会运动中的自杀事件为例

中国1919-1928年社会运动中的自杀事件具有"运动激愤"的特征.自杀事件发生后的媒体报道、追悼会与学者评论可以说明自杀被赋予了社会意义.运用社会建构论等理论和方法可以时运动激愤式自杀行动社会意义赋予的过程、方式、话语及其与中国现代社会运动进程的关系作出说明.     

中国社会语境下关系网的发生、运作和变迁

从关系网发生学的意义上区分,关系网具有原生性网络、交易性网络和创生性网络三种形式,与之相应的三种建构方式是文化建构、制度建构和技术建构。关系网的运作逻辑是一种交易关系,并追求成本收益比。中国社会中的关系网之所以发生强大的效用,同关系网络所嵌置的社会制度环境有关,即国家威权主义和相对"分裂"的行政体系。根据不同的关系网形式,可以对中国社会关系网的变迁和扩展作出评估与预测。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制及对策研究

网络群体性事件行动之网的构成要素有网民、"三公"部门及其公职人员、网络服务商及其从业人员等人类行动者与网络空间、网络监管制度、网络议题、网民意识、网络社会思潮等非人类行动者,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借助转译机制建构了认同联盟,推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与发展。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制通过转译过程分五个环节,即问题呈现、认同共享、征召、动员、异议。为此,从政府态度上,应把坚持公信力作为基本准则,从治理方法上应把情理法兼顾作为基本要求,从应对策略上则应以双层博弈作为实施路径。     

网络社会人际关系与社会支持 ——以扩散性动员为视角

在转型中国,政治参与正在网络社会中广泛形成。网络社会人际关系的特征与政治参与形成的扩散性动员的需求相拟合。网络社会人际关系的高密度、群簇化、多维连接和单一、非正式、弱关系的特性使得扩散性动员能够围绕特定事件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从而促进网络社会中集体行动的广泛发生、发展。     

“广东陆丰乌坎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研究

广东"乌坎事件"给全国各地处理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被认为具有重大标本意义。网络作为舆论的重要载体,在"乌坎事件"的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乌坎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舆情的生成-集聚-热议-消亡。这个过程表现为:"刺激性信息"导致热点议题形成,信息控制导致网络舆情进入潜伏期;网民与政府意见对立,舆情持续高涨;政府转变态度积极响应,舆情达到有序;新的信息输入导致舆情达到新的有序,舆情在波动中渐趋平稳。通过对新浪微博中有关"乌坎事件"的原创微博以及国内媒体对于该事件的报道情况的分析,能理清该事件网络舆情形成、演变过程的脉落,勾勒出网络舆情由无序向有序转化的轨迹。     

规范、网络与集体行动的社会逻辑——方法论视野中的集体行动理论发展探析

现代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与方法论创新密切相关。理性选择理论、社会规范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均具有明确的方法论导向,它们对集体行动问题的分析过程表现出不同特征。在反思理性人假设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社会规范分析认为,行动者决策遵循正当性的原则,社会规范具有认知塑造和秩序生成的作用。社会网络分析则认为,行动者嵌入在互动结构的脉络中,社会网络具有信息沟通和资源动员的作用。推进集体行动中层理论的发展,需要综合分析认知、策略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网络舆情中的“哄客”现象分析

网民借助网络新媒体介入公共事件,表达民意促进舆论发展,是社会的进步。然而在网民对公共事件的介入过程中,"哄客"与公共力量鱼龙混杂的局面成为近年来网络舆情不容忽视的现象。公共力量与"哄客"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合法、是否理性、是否强求"舆论一律"。"哄客"心理与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有关。     

互动仪式理论视域下网络话题事件的情感传播研究

从互动仪式理论出发,认为网络话题事件是一种新型的互动仪式,情感是网络话题事件的根本动力。事件主体通过参与互动仪式获取情感能量从而共享情感意义。事件的展开过程既是一个舆论建构的过程,也是一个情感刺激、互动与共鸣的过程,也即情感传播的过程。     

概念整合网络下新奇隐喻意义构建的认知解读

新奇隐喻的复杂意象结构难以通过单向的跨空间映射加以描述,而需要反映多重心理表征的动态概念网络来阐释其语义结构浮现机制,建构由语义失配所引起的创新语义,以助于我们对文本的解读。运用事件相关电位实验数据对这一认知过程进行了说明,并利用动态概念网络,结合英语语料中的新奇隐喻,对复杂空间交错下语义表征的动态演化过程进行了详尽的描写。概念整合理论帮助我们了解人类在话语深加工中的心智空间运演方式,探索意义在大脑中的建构过程。     

网络时代的感性意识形态传播和社会认同建构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合法性认同的力量下降,社会认同的评价性要求更为强烈。在网络社会,社会认同建构的自主性开始凸现,抗争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抬头,并且已经对传统的合法性认同构成挑战。网络时代的社会认同的建构是一个组织诸意义和价值的过程,而意识形态往往在个体的意义和价值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网络时代开始了意识形态由理论形式向感性形式的转向。因此,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自主性建构是以感性意识形态为内核的,而扎根于人的内心的感性意识形态赋予了网络认同不可小觑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体现在蕴藏于基层社会的巨大现实权力上。     

论自媒体的伦理边界及其保障机制建构——以微博中的网络谣言为例

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既拓展了人们的言论自由空间,也带来了伦理边界失守、网络谣言滋生泛滥的难题。网络谣言的产生,既有其社会原因,也有网络传播内在特点的因素,某种程度上讲,这是言论自由与公共责任、法治以及政府公共治理之间的博弈。要建构自媒体的伦理保障机制,需要充分发挥自媒体的"自净"功能,更要从政府层面有科学合理的引导措施,实现"他净",通过国家、社会、公民的联动与合作共治,最终实现"网络善治"。     

从“抵制杜汶泽”事件看网络群体极化现象

发端于网络的"抵制杜汶泽"事件,由于微博环境的影响和催化,内地参与抵制的网民在短时间内大量集结,事件升级速度快,影响范围大,最终导致杜汶泽参演影片票房惨败,杜汶泽本人宣布退出娱乐圈。其发展过程在内地与香港都呈现出典型的网络群体极化征候。民主社会、法制社会和文明健康网络的建设,需要人们理性使用网络舆论的话语权,恪守公民基本道德。     

“弱关系”和“强关系”下的网络互动和网络运动

随着网络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网络的快速、便捷、独立性和自主性,已成为中国公民获得信息、进行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的主要公共领域。在分析现实集体行动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其对于网络下集体行动的适用性和启示,通过随机问卷调查参与“钓鱼岛事件”而引发的网络运动中网民的态度和行为,研究不同网络社区的网络“意见领袖”通过网络“弱关系”获得信息和资讯;同一网络社区的网民通过与网络“意见领袖”的网络“强关系”,建立起网络“共意”和网络公共领域,共同分享网络情感,并不断反复、强化网络互动,同化其行为取向,从而导致网络运动的爆发式形成。在此基础上,从网络运动的结构性特征,并从政府控制、网络组织和网民的视域,提出引导网络运动的对策和建议。     

“公共领域”中的微博用户分析——基于微博范式下的网络舆论监督与引导

微博的传播方式有别于以往任何一种传播媒介,它集便捷性、公开性、交互性等特点于一身,实现了随时随地传播信息的可能,以140个字符体现了微博用户主体的观点,在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各项事务中有着自己特殊的传播方式。在网络社会的公共领域中,微博媒介发挥着"社会公器"的作用,文章旨在从传播学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公共领域"中微博用户的类型特征及行为需要,在研究微博用户心理特征的基础上,讨论微博对网络舆论的监督与引导机制,结合社会热点事件,探讨微博在现实社会的传播意义。     

传播社会学视角下的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治理

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中下层民众普遍性社会焦虑、社会中层组织的缺失以及知识分子集体失语在网络传播中的镜像反映。网络传播伦理失范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困扰。纾缓民众社会性焦虑、缓解社会结构性紧张需要公共行政部门主动建构公众传播的网络社会空间;社会结构的合理完善需要社会中层组织的大力发展并在公共事务管理和公众传播中发声;新媒体环境下社会公共角色的建构需要知识分子的"智识者"担当。     

集体行动困境的产生与化解

集体行动的困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西方学者根据生活世界的反映,建构了集体行动困境产生的的三种理论模型: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逻辑。针对如何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难题,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可以将之归纳为四种方案:霍布斯的第三方强制力即政府方案、市场方案、社会资本与综合自主治理的方案。通过对这四种方案优缺点的分析,建议把经济学和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网络社会的责任分析与构建

从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冲突和转换机制来看,网络社会的责任建构最重要的是要以责任观念为指导,建立起强调公平与正义、契约化的责任伦理底线,从而建立起网络社会的责任伦理制约体系。可以从微观、中观、宏观和三个角度来分析网络社会的伦理建构。微观针对的是传统的责任主体,中观和宏观指的是"准责任"主体,其中中观为计算机主体,宏观是指政治国家、社会团体等组织,它们都是不同于传统的个人责任主体的"准责任"主体。"准责任"不应被看作是孤立的概念,它是整个网络社会责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联系宏观和微观责任的中介。"准责任"概念的提出,为理解网络社会的责任与伦理提供了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