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诗"概念的发生

“新诗”概念是研究早期新诗的一个关节点。这个概念的发生、确立,构成早期新诗寻求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新诗”概念的来源显得相当复杂,既有纵向的来自晚清“诗界革命”的某种继承,也受到美国新诗运动等外来影响。作为“新诗”发明者的胡适,是这个概念的大力推行者。     

一项难以实现的诗学规划——闻一多"三美"主张新论

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的“三美”主张,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中国新诗史上表述最完整、最有系统性的有关新诗形式建设的规划与方略。不过,对于以现代汉语为基本的语言体系,以现代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为特定文化语境的新诗创作来说,“三美”主张实现起来却是相当困难的。     

“新诗的进步”与“新诗史”的诞生

"新诗的进步"是朱自清诗学体系的核心概念。借助于"新诗的进步"说,朱氏最终突破了胡适现代新诗本体话语的束缚,把现代新诗的合法性建立在了新诗自身的历史存在之上,宣告了"新诗史"的诞生。这个进步的新诗史观和叙述框架,至今仍然支配着我们对中国现代新诗的思考和叙述。朱自清以"新语言"和"新世界"两大标准为尺度,对中国现代新诗史的具体论述和分析,也因此成为了新诗史的经典结论。     

边缘之处大有作为

在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研究中,新诗研究面临着两方面的困境与挑战：一方面,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文化认同问题的凸显,新诗的“合法性”再度成为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是在人文学术研究的话语图景发生急剧变化的状况下,如何突破自1980年代起由当代诗的写作与批评实践引领而在今天日益陈旧的新启蒙主义／审美主义话语,     

从话语理论角度重新评价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论争

着重从话语理论的角度重新评价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论争,论述话语维护和颠覆文化霸权的两面性,力图揭示历次文学论争的实质——谁能说话?说什么?怎样说话?明确新的文化霸权和真理意志是如何在一次次文学论争中得以形成和确立,及其对上述争议性问题给出怎样的“正确”答案,进而为阐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次又一次文学论争现象提供新的理论资源和思维角度。     

一种“摆脱”文化母语的言说——论作为新诗范式的“白话”诗

将“白话”作为汉语诗歌的关学范畴纳入中国新诗审美意识生成、生长的历史视阈,其“所指”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早期“白话”新诗写作构想的“言文合一”,绝不仅是言语方式的改变,而是对“文化母语”言说体系的叛离;由此生成的“作诗如作文”写作“方案”,作为胡适“革命”话语的逻辑起点,其美学旨趣也首先不在诗歌艺术形式本身,而在文化心态的整体转型。另一方面,就“白话”所确立的汉语诗歌新的话语方式而言,它的“能指”空间极为丰富,艺术内部诸多价值形态也是其构成的重要内容。这两方面均为后来各历史时期的汉语诗歌走向提供了艺术经验。本文探讨的是前者。     

论小诗:一个批评的范例

“小诗”是中国新诗发生期建构的重要型态,“小诗”的写作不仅是新诗这一体裁本身的“历史”,它更关涉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复杂而歧异的思想状态和主体表达方式。作为一个诗学概念,“小诗”的命名是和周作人的日本诗歌译介相关的,周作人从译介日本诗歌中发展出“小诗”这一诗学概念。“小诗”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复杂、岐异又激烈的思想状态以及寻找恰当的主体表达方式所致,也是早期新诗内部发展机制的需要。对于“小诗”的论述,涉及到以下几个相关理论问题:一是“小诗”的诗学特征,二是小诗与传统的关系,三是小诗与国际诗坛的关系。“小诗”作为早期新诗中的一种范型,从流行到衰落,集聚了中国新诗乃至新文学产生之初的诸多话语特征,对于“小诗”的批评,不仅源于早期新诗的自我设计和想像,更体现了现代文学的生产机制。     

话语的共振、破裂与分流——对新时期之初“人道主义”论争的再回顾

在新时期之初“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中,启蒙话语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表述自己的观点,用以论证人道主义的普适性和合法性,并与意识形态话语形成了矛盾和冲突。在此后政治的干预下,“人道主义”讨论被迫中断。在论争中,启蒙话语在表述方式上体现出与意识形态话语的某种一致和“共振”,但是,两种话语的真实指向却大为不同。这一分歧和矛盾表明了在思想解放取得初步成效之后,两种话语曾经共有的“新时期共识”的破裂。     

蚕蜕里的新生 --新月派诗论与中国传统诗论

新月派的诗歌理论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是"蚕蜕里的新生"传统文化的某些材料被其用作理论支点和批评话语;新月理论家们用现代的话语对传统文论进行了转换;用现代科学知识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诠释和说明,为其注入了活力.二者的这种关系体现出中国现代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互动,从中也可窥探中国新诗发生之源,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全球化和民族化提供了有益启示.     

错位的新诗评价标准--对新诗合法性的文化反思

在诗歌一元论理论前提下,中国新诗的评价标准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中国新诗为表现现代生活的"新原质",进行了一系列"非诗化"的探索,从而获得诗歌现代性品格,因此,以古典诗歌的意境理论作为新诗评价标准是错位的。对新诗合法性理论的文化反思,是确立新诗评价标准的前提和基础。     

"废名圈"新诗批评话语的生成

"废名圈"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一个真实存在的派别,在新诗创作和批评方面均有独特的造就.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这一派圈子形成,同时形成了谈诗、讲诗、论诗的风气.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沦陷后的北平诗坛,北平沦陷区的教育、文化环境为这一派诗学话语的生成提供了条件."废名圈"围绕自由诗这一观念和理想,建构自己的新诗批评话语.这既离不开对当时新诗发展问题的正视,也离不开对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选择性继承."废名圈"新诗批评话语也是一种隐微的政治性话语.考察这一派新诗批评话语的生成过程和意味,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这一派的具体存在,认识中国现代新诗史和新诗批评史的发展.     

现代中国新诗的诞生与政治文化——以胡适的实践为中心

现代中国新诗的诞生,宣布了一个崭新文学门类的开端,但裹抉在文化转型时代的新诗体式,其意义本身就因“文学革命”、“诗学传统”、“语言使用”、“思想启蒙”等词语而超乎于文学的范畴。有鉴于此,笔者尝试以探讨新诗的诞生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平行关系,作为研讨的逻辑起点,结合历史背景特别是新诗首位实践者胡适的理论和实践,具体解析白话的使用、新诗的形式、写作的权利、写作的内容共4方面内容,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一个立体的研讨中,揭示新诗丰富的历史意蕴。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生成与具象传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话语和政治话语的重大创新与发展,该话语的生成是现实逻辑、理论逻辑、文化基因合力作用的结果。从现实逻辑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生成是正确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抵制西方话语对中国民族政策污名化、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话语体系的现实需要。从理论逻辑和文化基因来看,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是话语生成的理论遵循、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是话语生成的理论指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团结文化是话语生成的文化基因。而话语生成之后,通过传播才能获得人们的认知和认同。因而,可通过修辞化、视觉化、音乐化、故事化等传播路径,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具象传播,进而建构与增强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认同。     

"新"与"旧"的纠缠——早期新诗合法性再认识

“新诗”外部空间合法性的争取,首先要面对的是古典诗歌传统投下的巨大阴影。胡适等人意识到,必须采取一种决绝的方式,才能为初生的“新诗”争得一席立足之地。这种决绝方式的具体体现,就是一方面断然宣布“旧诗”“死刑”,剥夺其合法性;另一方面,分别从创作实践和观念演绎两个向度,大力张扬“新诗”之“新”。而在这个过程中,反对派的声音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存在。     

从清末修律中的"礼法论争"管窥礼法关系

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近代法律改革,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法律改革。这一时期,也是礼法之间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新修订的刑律是否应继续纳入传统封建礼教的规范,这场争论就是著名的“礼法论争”。礼法论争不仅反映了外来的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本土的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中国法制在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通过对清末修律中“礼法论争”这一具体史实的分析,回溯礼的产生及礼法关系的演变过程,启示中国现代法制建设必须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依托,在借鉴西方法制经验的同时,中国应当走民族化、中国式的道路。     

论新诗运动的"前喻文化"特质

借用美国人类学家米德的代沟理论术语,可以说在华夏现代文化转型过程中其实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态势:一种为前喻文化制约下的中西文化撞击态势,一种为同喻文化制约下的中西文化磨合态势.总的来看,是后者在逐渐替代前者.正由于前喻文化长期制约了新诗运动的价值取向与历史走向,新诗才表现出喜新厌旧的激进型艺术特质--长处在于创新有余,短处则在于积累不足;而一旦中西文化撞击被代之以相互磨合过程,同喻文化就可以取代前喻文化.这种文化现象,有助于现代诗形成相对稳定的艺术传统.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多维政治整合机制探析 ——以“五个认同”为分析中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在历史悠久和超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国家建设的系统政治文化工程。“五个认同”作为中国民族理论与政策的特色话语与概念表达,往往被视为民族事务治理的价值目标,从认同维度衡量中华民族建设的实践成效。从国家建设的政治理论出发,“五个认同”还蕴含多维政治整合机制,是现代国家通过领土整合、国民整合、文化整合、政党整合和制度整合,实现各族人民认同中华民族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政治过程。深入发掘和认识“五个认同”体现的政治整合机制及其实现过程,是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路径的关键。     

中国民歌的优秀传统应该继承和发扬——兼评《崛起的诗群》关于民歌的错误观点

关于新诗发展的道路的讨论由来已久了,但绝大多数的论争观点都是建筑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基点之上。这是一种有益的探讨,符合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需要。现在又有人提出了新诗的“崛起”论,其中《崛起的诗群》一文颇具代表性,该文声称:“具有现代倾向的新诗潮,与同时在中国兴起的其它艺术门类中的现代萌芽一起,归入了东方和世界现代艺术潮流”,“而且有一部分作品已经达到了足以登上当代国际诗坛的水准”。于是作者认为:“现代倾向总要出现,不在今天,便在明天,不由这一代青年开始。也要由下一代青年人开始。”这是明明白白地把现代倾向(即西方现代     

史性·哲性·科学性:小说观念的现代"围城"

近现代思想文化运动质疑和否定了文载历史的真实性,使中国传统小说依靠历史而产生的合法性出现了理论危机。周作人等新文学倡导者适时引入现代科学方法和理念以及哲学的思辨求真精神,为小说的合法性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并通过“黑幕小说”批判事件使之得到确立。中国现代小说观念努力欲摆脱对历史的依附和依赖,但现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及史传传统的巨大影响,仍不断推动着现代小说向“历史”复归。     

孙大雨新诗格律理论探析

孙大雨对新诗格律的探索在时间上仅仅稍晚于新诗史上最早进行格律试验的陆志韦，是新诗史上最早认真考虑新诗格律问题的少数几个诗人之一。孙大雨新诗格律理论的核心是他的“音组”说。孙大雨的新诗格律理论为中国新诗提供了一种既符合诗歌普遍的格律原则，同时又适应现代汉语自身特性的格律设计方案。同时，他又将自己的格律理论应用于创作与翻译实践，留下了相当数量可谓圆熟的新格律诗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