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史记》研究及其启示——以《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为例

钱钟书的《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以日本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为论述标本,探讨了有关《史记》的诸多问题。他对《史记》史学地位的肯定、对《史记》编排有失协调问题的揭示、对司马迁天命观之矛盾的诠解、对《史记》深意的挖掘以及对《史记》文学性的探讨等,对今天的《史记》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一次古地震在京郊形成的地裂沟——历史上乐徐、平阴在今何处?

公元前231年,我国山西、河北地区,曾发生过一次强烈地震,这就是《史记·赵世家》中所说的秦始皇十六年(赵王迁五年,即公元前231年)"代地大动,自乐徐以西,北至平阴,台屋墙垣大半坏,地坼东西百三十步."这次地震的震级及震中烈度,据1976年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强地震简目》定为六又二分之一级,八度.但是,乐徐、平阴的地理位置在今何处?唐朝人张守节在《史记》中注曰:"乐徐在晋州,平阴在汾也","其坼沟见在,亦在晋、汾二州之界也."这条注释是错误的,但看起来似乎很具体确切,因此对后人影响很大,直至近代还受着它的影响.例如,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没有     

《玉海》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宋人著作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之一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最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时,以《史记集解索隐》为本注,以《正义》为增注附刻其内。编刻者为减少与《索隐》注文的重复,对《正义》删削独多。自《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风行于世,单本《史记正义》遂湮没以至失传,明人已无缘复睹《正义》全貌。20世纪初叶,日本泷川资言从传入彼邦的《史记》古本栏外标注,手辑《正义佚存》一千余条,后散入《史记会注考证》相应《史》文之下,自谓"略复张氏之旧"。然而宋人吕祖谦、王应麟、胡三省等人著作中大量征引单本《史记正义》,泷川均未寓目。笔者从王应麟《玉海》辑得所引《正义》105条,其中67条为《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所遗佚。这批《正义》佚文对深入理解《史记》文义甚有价值,尤其是所引张华《博物志》,为解决司马迁生年疑案提供了确切的文献根据。     

“三人亡马步行”非“无马步行”浅议

《史记·李将军列传》“三人亡马步行”一句,一般选本皆忽略不注,有的选家虽有诠释,如王伯祥先生《史记选》注为“亡马步行,无马而徒步行走。亡通无。”(见《史记选》四四七页注三七)北京大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也注释为:“‘亡’通‘无’。言此三人并没有马,只是步行。”(见该书三五五页注四二)此说未必的当。“亡”在古音阳部,“无”在古音鱼部,两字同属微母,故为双声通假,这毫无疑问。但此处“亡”训作“无”,“亡     

《史记会注考证新增正义的来源和真伪》辨正——程金造《史记》三家注研究平议之三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最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于《正义》删削甚多。合刻本大行于世后,单本《正义》即在中土失传。20世纪初叶,日人泷川资言从传人彼邦的《史记》古本栏外标注,手辑《正义佚存》一千余条,散入《史记会注考证》相关史文之下。读《史》者盛赞其便。20世纪中叶,程金造发表《史记会注考证新增正义的来源和真伪》,宣称佚存《正义》系以伪为真,十分之九出自彼邦人士的伪托。其说迄今仍被学界奉为定论,备受尊崇。细审程文,其引据立论的泷川资言的一段文字,竟是经他精心剪辑而成以利其批评的伪本。 程氏从佚存《正义》中精心选来欲证明其为伪托的例句,经逐条平议,反而证明其非张守节所作莫属。佚存《正义》实为失传已久的部分《正义》的重见天日。泷川资言不愧为张守节功臣。程氏的妄说则须推倒,以免贻误后学。     

《史记》勘误七则

对于《史记》的点校，中华书局曾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于是才有了1959年版十卷本《史记》。但是，在翻阅《史记》过程中，仍时或发现其中的一些错误被疏漏。本文所列举的十卷本校勘疏漏，大多为龙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水泽利忠《史记龟注考证校补》、陈直《史记新证》、梁玉绳《史记志疑》等未发现。偶有被发现者，倘觉其未加考论，仍有考论的必要。现在姑且冒昧将其列举出来，以冀商讨。     

司马迁生年探源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争论、筛汰,形成了两种流行的意见。 其一是根据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迁为太史令”句下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注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按照这条注释所示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年)上推二十八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前一三五)乃司马迁的生年。 其二是根据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迁年四十二岁”。按照这条注释,从武帝太初元年(前一○四)上推四十二年即汉景帝中     

论钱钟书的《史记》研究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20世纪以来,《史记》研究呈现出喜人的局面。其中,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的《史记会注考证五十八则》以中国古典文学特有的感悟式的评点研究为基础,重点考证、评点了《史记》中的疑难字词和精彩段落,利用古今中外事例阐发义理,研究方法形式多样。尽管是微观研究,札记式评点,但可谓字字珠玑,散金碎玉。     

四十年来台湾的《史记》研究概述

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一部体大思精、包罗万象的通史巨著,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自它问世至今,历代研究者代不乏人,尤其是近十多年来,《史记》研究成了热点,出版了大量论著,涌现了许多《史记》研究新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台湾的《史记》研究,是国内整个《史记》研究的一部分,过去我们对台湾学者的《史记》研究情况知之不多,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交往的逐渐增加,台湾学者的《史记》研究成果也陆续传入大陆。这里,就笔者所见知的材料,对四十年来台湾的《史记》研究情况作一个粗略的介绍。四十年来,台湾的《史记》研究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几乎每年都有论文或专著出     

《管锥编》的训诂理论与实践

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1979年)是一部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术巨著。《管锥编》对中国十部古籍(《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研究的侧重点是谈艺之道,但立足点是训诂,研究古代语言文字的意义、疏通解释古代典籍文献是其基石,只有在训诂实践的基础上才能进而纵谈艺术规律,这是易简之理。训诂学在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