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育龄晚期妇女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研究

育龄晚期妇女受历史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更具有特征性。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育龄人群的终身生育水平,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海南省的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海南省40～49岁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发现海南省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相互促进作用。提出加大全面两孩政策宣传力度,完善两孩政策相关配套设施,建立孕产家庭生育关怀制度,以此提升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     

保安族女性生育文化探析

保安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保安族妇女中早婚、早育、多育现象较为普遍。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特别是保安族妇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保安族妇女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说明文化教育对一个民族传统观念的改变起着重大作用。     

河南省稳定低生育水平研究

准确的生育水平数据是制定人口政策和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在制定河南省人口发展战略的过程中,运用科学的方法,综合评估河南近期的妇女生育水平,分析河南省生育水平特点和面临的压力,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对策建议,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日两国生育意愿、生育水平及影响因素比较

利用中国和日本的现有资料,分析两国已婚妇女的生育意愿、生育水平、意愿与行为的差距及部分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约十年前,两国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都高于现实的总和生育率,且日本妇女期望子女数远大于其现实的生育水平。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类别、闲暇时间、本人兄弟姐妹数量对两国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有影响。个体生育意愿是动态的,与个体所处生命历程阶段相关。在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下,了解真实的生育意愿和行为,掌握两者差距的特点,才能够准确预测生育水平,制定有效的人口发展政策。     

安徽省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及变动研究

以我国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结合历年统计数据,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剖析安徽省妇女生育水平现状和发展趋势,探析生育模式的变动情况.研究发现安徽省虽早已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但生育水平起伏较大,存在着反弹势能,且皖北、江淮和皖南三大区域之间生育水平发展不平衡.当前全省应当平稳推进现行生育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能力,不断优化人口结构.     

土族人口生育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对土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孩次别生育率、低年龄生育率及人口再生产率进行了考察。认为土族人口的生育水平尽管有较快下降，但仍然存在较为普遍的多育和早育现象。为此，应当从发展民族经济、提高教育程度、改善健康状况及拓宽就业渠道等方面入手，促使土族人口的生育模式趋于优异化。     

妇女当家会强化低生育水平吗?——一项关于家庭权力与生育决策的实证研究

妇女地位的提升对降低生育率有着重要作用。在低生育水平的湖北宜昌农村地区,数据分析表明,家庭权力在生育决策中产生重要影响,男性的生育观念更为传统,男性主导家庭权力可以提高家庭的生育意愿,而女性拥有越来越自主的生育决策权力以及更理性的、以核心家庭幸福为准则的生育观,但在这部分地区,没有证据显示妇女当家会直接降低生育率。因此,在妇女家庭权力日渐提升的趋势下,为防范极低生育水平、提升农村家庭的发展能力、为妇女生育提供良好的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环境尤为重要。     

男性生育角色与我国生育保险制度改革

当前我国生育保险制度主要是面向生育女职工的,缺乏对男性生育角色的重视,导致生育过程中男性不能很好地履行其责任和义务。生育保险制度改革中强化男性生育角色,对于促进男女平等,全面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省生育保险制度研究

一个城市的生育保险水平的高低,不仅影响着该城市妇女的就业水平、权益保障和实现的程度,而且反映该城市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山东省各地的生育保险的改革与制度建设有了快速发展,东营、淄博实行了全市统筹,青岛和威海两个市区在参保范畴上起到龙头作用。但从全省范围看,山东省的生育保险制度仍存在许多问题:在制度上存在着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分化;生育保险基金相对不足,企业负担重;生育保险待遇的局限性与区域的不均衡性;生育保险参保人数仍偏低,统筹层次不高。针对这些问题应采取逐步实现农村生育的保险,减轻企业负担,逐步提高生育保险的待遇标准等系列措施,从而完善山东生育保险制度,促进山东妇女各项事业的和谐发展与繁荣。     

上海市生育意愿30年的演变历程

通过对1980年初以来上海开展的数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的回顾与梳理,展现了过去30年上海人口生育意愿(主要是意愿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性别)的演变历程:意愿子女数呈不断减少趋势;不同群体间生育意愿数虽存在差异,但都低于2个孩子。同时,总和生育率、孩次率等多项指标显示,上海人口的实际生育已长期处于很低水平。文中历次调查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与相应年份总和生育率的纵向比较可表明,在低生育水平社会,人们的实际生育水平一般低于所报告的意愿生育水平。     

论临时复制的法律定性

作品在线使用的日益普及,使得临时复制的法律定性成为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重要问题。以是否对临时复制件进行再利用为标准,可以将临时复制分为两类。其中没有对临时复制件进行再复制或间接传播的临时复制不属于复制。作品的在线使用所对应的临时复制件仅仅被感知的临时复制不属于复制。     

论遗产的生产与再生产

作为既定的物质或非物质存在,遗产本无所谓生产与再生产,在"遗产运动"的热潮下,遗产进入一套完整的保护与利益机制之中,出现了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生产与再生产现象。本质上,遗产产品的生产是"遗产化"过程,再生产则是不断建构的过程,透过这些过程,可管窥作为过去的遗产对于现世的功能所在。     

苗族生育神话的建构

生育神话是伴随着苗族原始生育意识的不断推进而变化的。这种变化,既反映出苗族先民在特定时期内新的生育意识的出现,又包含了旧有生育神话的某些原型。由于苗族没有文字,现今所能看到的生育神话往往都是经过大量的不断“改造”而保留下来的。故此,对于今天的苗族生育神话,我们往往要对之做溯源性的还原,方能知晓它在某个时期的“原生态”。     

死后人工生殖的生命法学思考

随着生物科学和医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死后人工生殖问题。死后人工生殖对社会伦理及法律提出了挑战。我们应该坚持保障子女权利原则、自我决定原则、生育责任大于生育自由原则及人工生殖技术医疗性质的原则,对死后人工生殖问题做出判断; 应该制定全面的人工生殖法律,明确禁止死后人工生殖。     

生育文化与民俗心理学

近年来生育文化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相关的研究已经涌现出许多。本文指出,在生育文化的讨论中,人类学家的意见是十分有用的,因为人类学的关键词就是文化。正如大量界定所阐明的那样,生育文化的核心是人们的观念,所以,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运用心理学(特别是民俗心理学)的思想和方法是非常必要的。     

人口文艺来源于原始生殖崇拜

由原始人的自身生产所决定的生殖崇拜,它的物化形象就是最早的人口文艺作品.人口文艺源于原始生殖崇拜,在我国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即中原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鱼、蛙生殖崇拜反映的人口文艺;东部及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龙(蛇)、凤(鸟)生殖崇拜反映的人口文艺;东部近勃海红山文化晚期大型祭祀遗址孕体女神崇拜反映的人口文艺.这种原始生殖崇拜和人口文艺出现于原始母系社会早期,但其观念文化并不与原始社会相终结.     

从经验的角度看:论艺术的再现和表现

从经验的角度看 ,艺术的再现和表现可以分别这样定义 :再现是主体通过客体的外在属性去反映客体的内在实体本质 ;表现则是主体通过客体的外在属性去表现自身的内在实体本质。     

从“权力再制”到“文化再制”：教育实践中的符码逻辑——伯恩斯坦符码理论框架下的教育不平等问题

本着“符码是文化再制的内在机制”而非“外在权力关系的转播站”的观点，伯恩斯坦建构了一个新的分析工具——“符码”来探讨西方教育不平等的深层逻辑。他认为西方学校教育并不能有效推动社会阶层流动及改善个人地位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学校教育是社会阶级再制的工具，优势阶级通过“符码权力”进行控制，造成劳工阶级孩子在学校中处于不利位置的事实。为了实现教育符码相对“自主性”，教育系统应在符码控制领域提供及再制批判的资源，当教育再脉络化领域具有某种程度自主性时，其产生的论述能够阻碍官方符码教育论述的支配程度，市民社会的兴起在实现“自主性”方面也值得期待。     

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思考

马克思在其理论中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范畴或概念 ,但在其社会再生产理论中 ,不仅涵盖了西方经济学中有关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相平衡的均衡理论 ,并且包含了西方经济学中社会总供求均衡理论所不能比拟的深刻内涵和广泛内容。马克思所阐述的社会总产品的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原理 ,虽然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而言的 ,但舍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 ,仍然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重温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有关理论 ,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以及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诗歌翻译的意象再造与认知局限

鉴于文化、生活、教育等多方面客观因素的制约．诗人、译者和目标语读者三方在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对诗歌意象的理解无可避免地存在着认知局限。理解以上三方的认知语境对意象表达的干预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意象模搠的可能性．更好地再现诗人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