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合理性的研究框架——对韦伯和哈贝马斯合理化理论的研究

通过对韦伯和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的考察，得出社会学合理性分析框架的四个方面内容：经验普遍准则之确立的主题、主客体关系假设的预设、伦理和认知以及内在与外在的研究方向。这四个方面是二人研究合理性共同遵守的框架，但在具体的内容上二者又表现不同：韦伯的合理性是借助干“天职观”和预定论确立经验普遍准则，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是在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解构的条件下重建经验世界的普遍准则；韦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入神对立、主客对立，哈贝马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交互主体；在伦理和认知两个方向上，韦伯的合理性的区分是模糊的，而哈贝马斯则明确地对二者进行了区分；在内在与外在两个向度上，韦伯合理性是单线的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观点，哈贝马斯则是整体性联系和全面的贯彻。     

对韦伯和哈贝马斯合理化理论的研究

通过对韦伯和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的考察,得出社会学合理性分析框架的四个方面:经验普遍准则之确立的主题、主客体关系假设的预设、伦理和认知以及内在与外在的研究方向。这四个方面是二人研究合理性共同遵守的框架,但在具体的内容上二者又表现不同。韦伯的合理性是借助于“天职观”和预定论确立经验普遍准则,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是在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解构的条件下重建经验世界的普遍准则。韦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人神对立、主客对立,哈贝马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交互主体。在伦理和认知两个方向上,韦伯的合理性的区分是模糊的;而哈贝马斯则明确地对二者进行了区分。在内在与外在两个向度上,韦伯合理性是单线的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观点;哈贝马斯则是整体性联系和全面的贯彻。     

哈贝马斯与韦伯合理化理论之比较

哈贝马斯和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一脉相承,但二者在世界图景假设、哲学基础、理论性质3方面都有所不同:韦伯立足于超验世界和经验世界的对立来建构其合理化理论,其哲学基础是意识哲学,建构的合理性是普遍真理的形式合理性;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的世界图景假设是经验世界内的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对立,其哲学基础是语言哲学,建构的合理性是共识的交往合理性。     

儒家文化的合理化性质及其当代意义

立足于不同世界观假设,韦伯和哈贝马斯提出不同的合理化理论模式。韦伯的合理化是建立在人神对立或超验世界和经验世界二元对立基础之上;哈贝马斯的合理化是建立在经验世界的行动者的互动基础之上。从韦伯的模式来看,儒家文化的合理化是实质合理化或形式非理性的;从哈贝马斯的模式来看,儒家文化虽然合理化潜力低,但在认识和伦理两个方面都具有合理化潜力。在宗教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解构后,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是力图在经验世界内重建社会秩序规范。由于儒家文化的合理化也发生在经验世界之内,它对当代社会秩序规范重建具有一定意义。     

理性论与法治观——从柏拉图到哈贝马斯

合理性可谓法治的元理论,法治观直接导源于理性论。柏拉图在区分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基础上,将其法治观建筑在理念世界的殿堂之上。亚里士多德则从经验世界中论证原因,对原因的论证构成了亚里士多德论证法治的五个基本内容。康德以实践理性的绝对命题来构筑其形而上学的法治观。韦伯区分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并将其形式法治观建立在形式合理性的大厦之上。哈贝马斯在交往理性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其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     

韦伯与哈贝马斯法治观之元理论比较

从合理性的视角给法治一种元理论的解释,韦伯与哈贝马斯的研究路径各有千秋。韦伯根据波普尔对世 界的三种区分,即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将其目的行为对准客观世界,并以目的行为为取向,型构其形式 理性主义。韦伯的形式法治直接导源于他的形式合理性。哈贝马斯在世界三分的基础上,引入世界的第四个界 面,即生活世界。以此为切入点,哈贝马斯以沟通为行为取向,建构其交往理性主义。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正是通 过对交往理性的建构才得以形成。     

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探析

合理性问题是哈贝马斯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了探讨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思想,通过对韦伯理性观的分析,指出了传统合理性的局限之所在,并在以“生活世界——体制”的双重构架论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基础上,阐述了哈贝马斯以语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动去构建其交往合理性的必然性。     

对话与商谈如何可能?——以哈贝马斯商谈伦理透视多元社会之伦理建构方式

在当代社会文化多元、政治多极和经济利益主体多样化的背景之下,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为克服现实伦理冲突和传统伦理危机应运而生。商谈伦理学的主旨不是谋求共同认可的普遍伦理规范,而是通过"对话"与"商谈"及其有效性的形式化条件预设达成某种"共识,"以求证现代多元民主社会普遍伦理之可能性。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确证了当代社会生活伦理规范基础的建构从"抽象主体性"的建构方式向"交互主体性"的建构方式之转变。     

合理性：从韦伯到哈贝马斯

在现代性语境中,合理性是现代性的逻辑基础,合理性被赋予现代性的内涵.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区分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由于两者的冲突,使现代性陷入二难困境.哈贝马斯在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基础上挖掘出交往合理性概念,致力于重建现代性.交往合理性思想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病理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野,对于我们解决全球性问题具有启示意义.但是,交往合理性思想充满乌托邦幻想,其实质是全面颠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是为资本主义作无力辩护.     

理性视野下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的逻辑特性及关系

无形的大学理念和有形的大学制度构成了大学组织发展的基础,共同维系大学组织的传承和创新。以辨析二者的逻辑特性为起点,从逻辑起点、逻辑过程、逻辑形态、逻辑终点四个维度论证了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的基本特质:多样性和单一性、自律性和他律性、兼容性和强制性、实然性和应然性。进而在学理层面分析了大学理念是大学制度的根基与灵魂,大学制度是大学理念的载体和升华。最后,借鉴韦伯的理性理论在实践层面提出:大学应高扬理性之旗,站在理性视野下以责任伦理支配下工具合理性为行动准则,以信念伦理支配下价值合理性为行动动力,从而达到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的深度契合,为大学的理性发展奠定坚实的根基。     

理性与理性化进程--解读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

韦伯对于理性和理性化的分析,反映出他提出理性的基本原由是整个社会理性化的不充分和不完备.以此为视角,作者重新对韦伯的"理性化"概念的内涵和西方社会"理性化"过程进行了简要分析,在此基础上认为,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面临的仍是"理性化"的不足.因此,我们应该坚持"理性化"的进程,健全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秩序、法律体系和组织管理体系等,这是我们走出和避免陷入后现代理性彷徨的一条重要途径.     

法律解释的合法性

以“法律解释必然导致合法性问题”的论断为出发点,通过对西方理性传统中韦伯的从价值合理性到形式合理性的理论发展、解释的传统与法律解释的的本体论转向以及哈贝马斯对法律解释合法性理论的完善与深化的考察,对法律解释合法性问题的相关理论作出了谱系化的梳理,并揭示出,法律解释只有在合法性问题上站住了脚跟,才有可能成为社会治理真正值得信赖的手段。     

理性与理性化之间的迷思和张力——对马克斯·韦伯“理性化“概念的解读

本文认为韦伯对于理性和理性化的分析,反映出他提出理性的基本原由是整个社会理性化的不充分和不完备.文章作者重新对韦伯的"理性化"概念的内涵和西方社会"理性化"过程进行了简要分析,并认为,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面临的仍是"理性化"的不足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坚持"理性化"的进程,健全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秩序、法律体系和理性化的组织管理体系等,这是我们走出和避免陷入后现代理性彷徨的一条重要途径.     

人学视域中的韦伯思想解读

以人学为视角解读韦伯的思想,主要包含韦伯对人性的理解;韦伯对理性化状态下人的生存困境的洞察;韦伯对人类摆脱生存困境的途径探求。韦伯对人性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人的社会性、人作为理性存在和非理性存在的统一性以及人对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追求的双重性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韦伯洞察到人类面临着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以及社会秩序不断挤压人的自由生存空间的生存困境。面对这样的生存困境,韦伯提出了责任伦理与心志伦理的拯救之途。     

翻译标准的解构与建构

"忠实"翻译标准在当今仍有大量的拥护者,但它的局限性是不容置疑的。"忠实"之所以依然受到多人的推崇是由于目前没有一个可行可信的标准来取代它,要彻底解构"忠实"必须建构出新标准。翻译活动可以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指导,依据哈贝马斯交往合理性制定的翻译标准可以成为指导翻译活动的新标准。     

法律理性化悖论的现代性批判——一个正当性论证的视角

作为面向现代性的韦伯法律理性化的理论所包含的悖论,乃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律背反,以形式理性化为特征的法律现代性体现了现代法律正当性论证的一元现代性学术诉求.尽管形式理性化的法律现代性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价值,但是要破除法律理性化中的悖论就必须引入多元现代性论证的视角,立足于不同文化中的理性结构,为多元现代性法律制度的正当性建构提供可能.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与翻译研究

哈贝马斯对先验理性、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对实践理性的提倡使我们对传统翻译研究中的很多标准进行反思和质疑。其中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可使译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实践理性的提倡使翻译观念能随社会、语言的变化而变化,使翻译研究奠基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批判和汲纳可使译者注重翻译的社会影响,使译者在其无意识向意识的翻译过程中注重社会规范的遵从。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之争有助于译者在翻译时注重与作者、文本的对话和交流,并使译者在翻译时通过反思与传统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