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期的历史观

启蒙运动不仅迅速地促进着西方社会的变革 ,而且有力地推动历史学的进步 ,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 ,西方史学在 18世纪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启蒙时期的历史观是获得集中表现的领域之一。本文将从 4个方面对启蒙时期的历史观予以分析。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史观向启蒙时期的理性史观的演变。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史观和启蒙时期的理性史观可以说是西方史学上的两朵姐妹花 ,成为西方史学文化中的文化 ,它们所体现的价值成为有效和后人探询的典范。人文史观带给史学文化的光辉亮点是 :他们鄙弃禁蔽人心的宗教史观 ,反对把圣经中那些荒诞无稽的传说当…     

中国文明有历史吗——中国史研究在西方的缘起、变化及新潮

自18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但囿于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他们一般将中国文明与埃及、巴比伦和亚述等已经衰落的文明等量齐观,既否认中国人有历史观念,又否认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他们的研究,突出“历史的西方”与“非历史的东方”的对立。这种状况,一直到二战之后才有所改变。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费正清学派”,便是这一改变的一个标志,突出表现为走出了传统的欧洲汉学,以研究近现代中国为特点。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的新一代中国研究者,进一步努力清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提倡“从中国发现历史”。这一努力在近年,又由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更有显著的表现。但对中国文明、历史的性质及其优劣的评价,最终还需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做出。     

布克哈特对启蒙史学的颠转

在布克哈特生活的19世纪，用商业和技术之类“促进物质发展的因素”来衡量文明进步，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启蒙史学原则。作为启蒙史学大师，布克哈特提出一种反启蒙的启蒙史学观。他不相信世界历史是一个从原始开端到走向文明理想的过程，也不相信有一种决定性力量在推动这个历史过程。启蒙史学基于“自然状态”与公民社会状态或文明状态的二元区分，从文明进步论出发去“重写”世界文明史，而布克哈特的启蒙史学却力图揭示：体现人类“自由精神”的“文化”完全有可能在商业技术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趋于消亡。     

关于世界历史研究的几点思考——《法老与学者——埃及学的历史》读后

世界历史从world history到global history的转变,意味着"新世纪需要新史学"。纵观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与纵向发展,世界历史逐渐演变为全球史,20世纪末中国探讨全球史,史学家本着重新认识历史的使命,开始试图站在平衡立场的角度来解释东西方史学,并取得重大成果——全球史观否定国家本位;冲出传统史学在理论与方法上的束缚;重新评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打破西方中心论。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审视历史研究中遇到的所谓"东方主义"、"西方中心论"等学说,更深入地探究东西方文明、文化。     

福泽谕吉的“文明”历史观刍论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的杰出代表,也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具有一定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哲学家,以“日本的伏尔泰”著称于世。通过明治维新,借助西方文明,日本能够奇迹般地迅速成为举世瞩目的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与福泽启蒙思想的巨大促进作用密切相关。“文明”历史观则是他启蒙思想中最富合理内容和最有进步意义的思想。本文试图就“文明”历史观的产生根源、基本内容、合理因素和历史功过,作一简略论述和剖析。福泽“文明”历史观的产生,并非历史发展的偶然现象,而是日本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首先,它的产生是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要求。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     

史学危机?思想启蒙?学术建构——试析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史学主潮

百年中国史学可以说是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的对抗史,这一明显特征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几乎有一全程展示。八十年代初是史学无所适从的年代,旧有范式的失落使历史研究者转而引进了各种宏大范式来填补史学研究的空白。九十年代是中国史学真正发生危机的年代,危机的发生来自乾嘉传统的大步回归,乾嘉传统无可争议地成为了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陈寅恪热”的出现即可看做是史料考订派“硬想回到乾嘉去”的载体。史观与实证的“兼容并包”是未来史学的不可争议的正确取向,任何一派的一统天下都将重蹈史学研究的闹剧。随着新实证研究方法的兴起,彻底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还历史以丰富多彩的原始风貌,可能是解除目前史学危机的一种新的尝试。     

赫伊津哈和他的文化史研究

本文通过对现代荷兰著名文化史家约翰·赫伊津哈史学思想的分析，重点介绍了他以文化“均衡论”和“游戏”概念为中心的文化史观，对现代文明的批评与诊疗，及对后世心态史学的重要影响，以说明其对发展西方文化史传统的作用与贡献，从而正确认识和评价赫伊津哈在西方文化史研究中的历史地位。     

试评福泽谕吉的文明史观

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前期最有影响的启蒙思想家。他以自己主张的平等、民主、独立、文明开化等启蒙思想,在日本哲学思想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而其闪耀着资产阶级理性之光的文明史观,尤其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赖山阳的《日本外史》与中日史学交流

赖山阳所著的《日本外史》,在中日两国思想史、史学史上发生过积极的影响。但在我国至今未有评论赖山阳及其《日本外史》的论著问世。本文从赖山阳的简历和著述、《日本外史》在日本的影响、山阳史学的特点及其评价、《日本外史》在中日史学交流史上的地位等几个方面对赖山阳及其《日本外史》作个评析。赖山阳的《日本外史》,正是日本史学按中国史学传统编写、并在日本开始摆脱中国史学传统前夕的日本史著的一部代表作。同时,由于其在中国的翻刻流传,对中国以后接受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文明史观等资产阶级新史学有着一定的催化作用。     

19世纪中国人历史观念的新旧过渡

19世纪是中国人历史观念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重要过渡时期。传统华夏文明正统史观随着“天下”空间架构的裂变与文明谱系的夷夏错位而走向消亡,人们以新的世界眼光探索中西文明由对立而走向“大同”的历史趋势,并在历史的变易观念中注入竞争进化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