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的理性思考

通过回顾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从科学认识到形成国际法律规范，最终成为政治家和国际社会关注焦点的演变过程，概述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及框架；重点说明了作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法律规范灵魂的《公约》及其《议定书》的理性精神；同时分析了对待《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态度及其根源，说明了那些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非理性表现，进而探讨了一个科学问题背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博弈的表现及其根源。最后说明了中国在非理性意识的影响下备受世人关注的原因：理性地表达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应当坚持的原则立场和行动方向。     

《墨西哥气候变化法》及其对中国气候安全立法的启示

《墨西哥气候变化法》是在特殊的国际、国内立法背景下通过的,是在遵循气候正义、气候公平等法理基础上制定的,有广泛的国际、国内法律基础.该法规定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则、规则和相应的实施机制,具有注重“协调与参与”、“透明与责任”制度性设计等特点.中国与墨西哥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参考和借鉴《墨西哥气候变化法》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应采取诸如制定综合性气候变化应对法、加强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建设、进行减缓性与适应性立法等措施,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林业应对气候变化视域下的公众参与制度设计

国家已将《气候变化应对法》纳入立法计划,并将林业纳入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森林法》应当为公众参与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法律保障,参考新《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对公众参与制度进行整体设计。同时,还应针对林业的特殊性,建立森林碳汇教育制度和林业建设志愿者服务制度,并将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改造为志愿者行动。     

气候变化影响下贫困地区女性领导力的柔性化开发——兼评《气候变化影响与适应性社会性别分析》一书

2016年春,百余国家在纽约签署《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开启了新的篇章,要求缔约方在采取行动处理气候变化时,应当尊重、促进和考虑到性别平等、妇女赋权的因素,以提高适应能力、加强抗御力和减少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为目标.[1] 2016年11月,《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6)》发布,以"《巴黎协定》重在落实"为主题,围绕缔约方应该怎样有效地、及时地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编录了数十篇文章.该书中以"社会性别与气候变化"为专题,指出我国的气象灾害影响分布与贫困县分布高度一致,95%的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农村地区.[2]由于许多农村地区的青壮年男性大多外出务工,留守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女性成为务农和照顾家人的主要劳动力.这也意味着,面对气候变化,女性是主要的承受者和决策应对者,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女性成为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群体之一.     

主持人语

<正>《巴黎协定》的达成标志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已经进入到了全新的阶段,同时为国际社会开展碳减排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国应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碳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是达成碳减排目标的要举,同时也是落实《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的重要方式。我国各级政府、企业主动通过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推进气候变化立法等一系列措施来加强碳减排。2012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应对气候变     

论英国《气候变化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英国于2008年率先颁布和实施了世界上第一部《气候变化法》,该法案确立了温室气体减排的中远期目标,规定了碳预算每五年计划,设立气候变化委员会,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体系等,为其他国家制定本国气候变化法起到了示范作用。中国也面临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多重压力,应对气候变化的任务繁重。因此,有必要全面系统地考察英国《气候变化法》的出台背景,梳理、分析和提炼出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与主要特征,指出我国现行立法和执法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在参考和借鉴英国成熟经验和合理成分的基础上,为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提出法律对策。如尽快由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出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法》;根据该法的原则和精神,构建完善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设立部级单位能源和气候变化委员会统一管理和部署全国节能减排工作;构建国内排放贸易体系,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内涵审视与适用研究 ——以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为视角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确认的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基本原则。但是在后京都谈判进程中,面临着被重新解释和修正的挑战。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和谈判情境,发展中国家要坚守共同但有区别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地位,需要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气候正义内涵重新审视,正视原则适用中面临的问题,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社会气候变化谈判。     

论全球气候治理中FAO援助机制的嬗变及中国应对

《巴黎协定》明确了"自下而上"型的温室气体贡献目标,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更需包括FAO在内的多元主体予以共同治理。事实上,FAO已将援助发展中国家应对粮食安全的传统工作范围延伸至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但客观而言,其仍存在国际合作模式僵化、机构设置与整体目标不匹配、行动能力不强、工作透明度不高等一系列问题。对此,FAO宜在自身改革和治理中更突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要地位,加强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的互动与衔接,创建发展中国家关于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的数据库。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亦应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机制的完善,并创新农业发展战略和碳融资方案。     

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前景探析

《京都议定书》第4次缔约方会议计划在2009年底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就2012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达成新的全球协议计划,但是能否顺利地达成新协议的预测则比较困难,后“京都”时代的前景依然模糊原因在于：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协议显然没有给涉及到众多国家利益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谈判留出足够的时间;另一方面,现实中很多阻碍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地解决,如各方利益分歧难以协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得不到彻底的落实、《京都议定书》内容的缺陷、理论上的争论不休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此,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仍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进程。     

气候哲学研究中的几个核心问题

几十年来,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气候哲学也逐渐成为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目前,气候哲学研究主要围绕气候模型、气候变化中的不确定性、气候科学的共识与异议,以及气候政治与伦理等几个方面展开。气候模型是气候科学中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工具,关于气候模型的哲学分析集中于气候模型的本质、检验,气候模拟中参数化、调整的科学意义,气候模型与经验的关系等问题。不确定性是气候科学研究和气候争论中的核心要素,相关的讨论主要涉及不确定性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来源,不确定性的管理与决策等方面。气候科学共识的形成及其意义,如何看待气候科学异议和怀疑,是当前气候哲学讨论的另一重要话题,气候科学家和哲学家们进行了广泛调查和深入讨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各国政府和社会在政治上有一套广泛认可的哲学框架,英国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和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各自的气候政治学,产生了广泛影响,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