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苏轼在宋词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苏轼在宋词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历来的论者多着眼于他首创“豪放”词风的功绩,而对其他方面则注意不够。宋人汪莘尝言:“余于词所爱者三人焉。盖至东坡而一变,其豪妙之气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二变而为朱希真……三变而为辛稼轩……此词之三变也。”(《方壶诗余自序》)汪莘对三人的欣赏是颇有见地的。我认为,如果沿着这一条线索探讨苏轼在宋词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或许会比较全面些。     

论辛弃疾农村词的词风

一对于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作品,论者往往只注重他的政治抒情词。辛弃疾的门人范开称他是“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近代大词论家王国维也说,“南宋词人,白石(姜夔)有格而无情,剑南(陆游)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稼轩)耳”。建国以来,对辛词研究不但论者众,论著多,而且研究范围亦日趋扩大。但从总体上说,众多论者除了评价辛词的人民性和爱国主义等政治内容外,依然多是对前人观点的再阐发。对于辛词的词风,古今论者虽也承认他的变异多样,但都忽略了对其农村词词风的研究。其     

“说唱词话”和《金瓶梅词话》

“词话”是元明说唱文学重要形式之一。1967年上海嘉定县宣姓墓出土了一批明代成化年间竹纸刻印的书籍,内除一本南戏《白兔记》外,其余都是“说唱词话”,共十六种。近年来有人据此推断《金瓶梅词话》的成书问题,造成了混乱。曾有人提出,词话之“词”,“可有三种解释:一词调之词;二偈赞之词;三骈丽之词。”更有人认为,词话就是“有词有话,即有说有唱。词泛指诗、词、曲等韵文而言”。实     

元代散曲中的少数民族创作

散曲继词而勃兴,最初流传于勾栏瓦舍,有街市小令之称。元人钟嗣成在《录鬼簿序》里就说散曲作家作品有别于“高尚之士,性理之学”,认为作曲这件事会“得罪圣门”,并且不无自我解嘲地说:“吾党且唱哈唎,别与知味者道。”虽如此说,散曲作家成分并不单纯只是书会才人,酒楼学士,其中亦不乏达官显贵、才高名重之流。钟嗣成为后一种人涉猎曲坛解释,说“盖文章政事,一代典型,乃平日之所学,而歌曲辞章,由于和顺积中,英华自然发外”。从《录鬼簿》所收的一百五十多个作家来看,太多被视为“八娟九儒十丐”,里籍生平湮没无闻。这既与当时读书人的沦落境遇有关,而元代政权比较短暂,入明以后更添民族     

试论李煜变“伶工词”为“士大夫词”

王国维《人间词话》论及李煜时说:“词至李后主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对于李煜的这一杰出贡献,除个别人外,绝大多数学者都予以肯定,但没有人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所谓“伶工词”,就是作者依一定乐律填词,然后交给伶人去演唱,内容多以男女相思、纵情淫乐为主,风格柔媚、缠绵悱恻。象这样供统治者享乐的词是根本没有多少真情实感的,如果有真情流露,反倒有碍于佐欢。“伶工词”尽管把词“雅化”了一些,但却背叛了民间词的抒情传统。而“士大夫词”则是     

试析《马氏文通》“转词”与“动字”之间的格关系

一、转词的含义 转词的定义在《马氏文通》(以下均简称《文通》)中有两处。一处在“外动字”章:“外动行之及于外者,不止一端。止词之外,更有因以转及别端者,为其所转及者曰‘转词’。”另一处在“内动字”章:“内动者之行不及乎外,故无止词以受其所施,内动之不得转为受动者此也。而施者因内动之行,或变其处焉,或著其效焉,要不能无词以明之,是即所谓‘转词’也。”那什么是止词呢?《文通》曰:“凡受其行之所施者,曰止     

元遗山言情词初探

元遗山虽以诗鸣世,但词的成就亦很高,尤其是他的言情词。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其言情词的特色及其形成原因。一是深曲委婉,缠绵悱恻的相思离别之词;二是一些“缘事而发”、“即事名篇”,大胆讴歌纯洁爱情,深刻批判封建礼教的词;三是一些“言近旨远”、“寄慨遥深”之作;四是真挚动人的悼亡之作。词人以“亦雄浑,亦博大”的壮词为主,但也创作了如此之多的言情佳作,究其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即词人对情的极度的推崇,词人的叛逆精神和当时的形势所迫。     

《龙洲词》艺术风格新探

过往治宋词者言及刘过《龙洲词》的艺术风格,意见互有牴牾。黄昇将《龙洲词》纳入辛派藩篱。他说:“改之,稼轩之客。训多北语,盖学稼轩者也。”而另一些论家却以为《龙洲词》非可刚于稼轩藩篱。《四库提要·龙洲词提要》说:“(刘)过词赠辛弃疾者则学其体,……余虽跌岩淋漓,实未尝全作辛体。”刘熙载说:“刘改之词……虽沉著不及稼轩,足以自成一家。”近代的况周颐说:“改     

灵谿词说(续十二)——论秦观词

花外斜晖柳外楼,宝帘嗣挂小银钩。正缘平淡人难及,一点词心属少游。 (论秦观词一) 当词之发展已经因苏轼之出现而扬起了一个诗化之高峰的时候,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虽然是苏轼的好友,但在词之写作方面,却并未追随苏氏之“一洗绮罗香泽之态”的开拓创新的尝试,而毋宁是仍然停留在《花间》词之闺情春怨的传统之中的。不过,秦观的词在内容方面,自表面看来,虽与《花间》之传统有相近之处,然而在意境方面,却实在又有其个人所独具的特色与成就。刘熙载在其《艺概·词概》中就曾经说。“秦少游词得     

释“爱子”

江淹《别赋》:“或乃边郡未和,负羽从军。辽水无极,雁山参云。闺中凤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腾文。镜朱尘之照烂,袭青气之烟煴。攀桃李兮不忍别,送爱子兮霑罗裙。”此写征人之别。其中“爱子”一词,颇令人迷惑。注家或者含胡其词,或者谓系“妇人送自己亲爱的儿子出发”。     

顾贞观《金缕曲》“非正声”辩

清词人无锡顾贞观(华峰),因友人吴兆骞(汉槎)谪非其罪,被远戍宁古塔而哀之深,念之切,谱《金缕曲》两阕寄之。满族词人纳兰性德读到此词,为之泣下数行,叹为“河梁惜别之诗,山阳死友之传,得此而三!”清末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评道:“华峰《贺新郎》(自注: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两阕,只如家常说话,而痛快淋漓,宛转反复,两人心迹,一一如见”;“二词纯以性情结撰而成,悲之深,慰之至,丁宁告诫,无一字不从肺腑流出,可以泣鬼神矣!”这些评语,可说颂扬得当。但他后面又说:“虽非正声,亦千秋绝调也。”则令人困惑。正声的“正”,含“典雅纯正”之意,如“正声     

论刘禹锡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二)

一、关于“法制”的理想梦得的“法制”理想,主要体现在《天论》上篇中,与他的“天人之际”学说紧密联系。他说: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善必罚。当其赏,虽三旌之贵,处之咸曰宜。何也?为善而然也。当其罚,虽族属之夷,     

“一倡众和”的产生与发展及在“戏曲伴唱”中的运用

一、“一人倡,众人和”的产生《礼记·乐记》记载“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荀子·礼运篇》说:“清庙之歌,一倡而三叹也。”《朱子类语》说:“清庙一倡三叹者,人多理会不得。注下分明说,一人倡之,三人和之。譬如今人挽歌之类。”这是最早关于“一人倡,众人和”演唱形式的文字记载。清庙是周代祀奉文王的家庙,《清庙》是《诗经周颌》的第一篇,是祭祀文王的“登歌之辞”。其歌唱特点是一人领唱,三人应和之钟鼓备而不用,弦瑟迟而浊,“肃和鸣,先祖是听。”《诗经、鲁颌、有瞽》)一倡众和的演唱方式不仅用于宇庙登歌,…     

王沂孙词初探

清代词人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说“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始极其变”的“宋季”词人,其中包括南宋遗民周密、张炎、王沂孙诸人。所谓“变”,则是指这些遗民词所表现的哀婉凄咽的故国之情及其所运用的比兴寄托,隐晦曲折的表现手法。它不同于正统婉约派倚翠偎红,浅酌低唱的传统题材;也不同于豪放派雄奇驰骤,悲歌慷慨的艺术风格。他们用词这一文学形式,唱出了特定时代的哀以思亡国之音,把词的表现形式,推     

关于明代后七子诗派成员及其诗歌主张

<正> 如何评价明代诗歌,历来看法不一,但总的来看,基本评价较低。就在明代,对明诗的评价已有很大的分歧,胡应麟在《诗薮》中说:“自《三百篇》以迄于今,诗歌之道,无虑三变:一盛于汉,再盛于唐,又再盛于明。典午创变,至于梁陈极矣,唐人出而声律大宏。大历积衰,至于元、宋极矣,明风启而制作大备。”而和他同时的人屠隆则在《鸿苞》十七“论诗文”中云:“至我明之诗,则不患其不雅,而患其太袭;不患其无辞采,而患其鲜自得也。夫鲜自得,则不至也。”     

试论柳永的生命意识

作为一位颇有影响的北宋词人,柳永千百年来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古代评论家根据社会的道德规范和审美志趣,对其作品褒贬增损,莫衷一是。誉之者谓“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虽多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倚声家当尸而祝之。”批评者在肯定他为北宋巨手的同时,颇病其“好为俳体,词多媒黩,有不仅如《提要》所云以俗为病者。”但是,无论毁誉,一旦涉及柳永的人品和他的艳情作品,批评家多持否定态度,“薄于操行”,“词格不高”庶几成为定论。即使对其词多所肯定的评论家,一旦谈及其描写风月之情、市民作风的词,也忌讳莫深,不敢充分肯定其思想价值。事实上,作为一个追求人格自由、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作家,柳永一反词贵典雅的传统而追求“骫骳从俗”的审美情趣,变化写小     

论曲的“放”——兼探词曲不同的审美取向

任半塘先生在《词曲通义》中,对词、曲不同艺术风格概括为:“词静而曲动;词敛而曲放;词纵而曲横;词深而曲广;词内旋而曲外旋;词阴柔而曲阳刚;词以婉约为主,别体则为豪放;曲以豪放为主,别体则为婉约;词尚意内而言外,曲意为言外而意亦外——此词曲精神之所异,亦即其性质之所异也。”如果我们将这八组分别对立的概念细加辨析,就会发现:词与曲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敛”与“放”;而将曲的“放”之美学特质界定了,那么,词与曲的不同审美取向也就一目了然了。     

朱敦儒词风探微

朱敦儒是宋南渡时期的重要词人,宋人汪莘曾将他与苏轼、辛弃疾并称为“宋词三变”,这个“三变”论从很大程度上是就朱词的风格而言。朱敦儒的词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概言之,朱氏早期词风以密丽和狂放为主,中期转为疏朗和沉郁,而清新与通俗则是晚期词作的主导风格。     

“男子而作闺音”——唐宋词中一个奇特的文学现象

唐宋词中存在着一个颇为奇特的文学现象,那就是清代词论家田同之所指出的:“男子而作闺音”(《西圃词说·诗词之辨》)。也就是说,作者明明都是些士大夫文人(男性),然而当他们提笔写词时,却往往发生了“性变”,变出了一副女性的声腔口吻。例如下面这首很有名气的《生查子》;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     

论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及反思与世变之关系（一）

早期晚唐五代之词作 ,自表面看来虽大多为歌筵酒席之艳曲 ,但由于其所产生之大时代背景 ,乃正当干戈乱离之世 ,所以在这些艳词中已有世变之暗影隐现其间 ;而也就是此种隐现之暗影 ,遂形成了词之一种特殊的美感性质。其后的靖康之变与南宋之亡 ,两巨大世变更是造成了词风之转变的主要原因 ,于是常州派的词学家周济 ,乃积累了前代词学家的反思而终于提出了“诗有史 ,词亦有史”的说法。而晚清之世变 ,更产生了大量的史词 ,足见词之发展及词学之反思与世变之关系的重要性 ,文章将对此加以综合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