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抗蒙第一记功碑——龙岩摩崖

龙岩摩崖记录了南宋末年抗蒙斗争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龙岩城抗蒙保卫战.作为南宋政权的南部军事重镇,龙岩城从修筑到最后被蒙军攻破始终受到当时国家政权的高度关注.龙岩城抗蒙保卫战的胜利揭开了南宋末年抗蒙战争阶段性胜利的第一页,为扭转战争态势,推迟南宋的灭亡起到了重要作用.     

略论南宋初年平定游寇的斗争

南宋初年,游定猖獗,它严重地威胁到建立不久的南宋政权的安全。但是,只经过了短短的数年时间,各股游寇相继被平定,南宋政权也转危为安。本文分析了南宋初年游寇出现的原因、成分以及游寇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巨大危害性;论述了南宋军队与游寇斗争的经过、获胜原因以及平定游寇的意义。     

蜀汉政权重要官员的地域构成及变化--兼议诸葛亮的"贵和"精神

刘备蜀汉政权的统治基础,由荆州、"东州"和益州土著三大政治集团组成.为巩固政权,刘备和诸葛亮对这三支政治力量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以荆州士人集团为依靠,极力笼络"东州"人士,使二者融为一体,成为政权的组织基础;对益州人士,则笼络利用和戒备打击兼而用之.从而达到有效控制益州的目的.蜀汉政权的具体构成,完全服从于刘备、诸葛亮制定的基本组织原则.作为蜀汉政权组织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诸葛亮在具体的人士安排上,表现出"用士惟诚,国事惟和"的"贵和"的思想和道德准则.这一方针的长期坚持,保证了蜀汉政权长时期的稳定和安宁.     

诸葛亮治国之道对治学之道的承袭及其偏离

诸葛亮未出隆中时是一介书生,自有"观其大略"的治学之道.由于人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当诸葛亮走向政治舞台时,其治学之道无疑会对他的治国之道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以刘备驾崩永安为分界点,前期治国之道主要承袭了治学之道的精神,后期则有所偏离.这种差异使诸葛亮的性格前后也有细微的变化.     

论黥布之悲剧

黥布的悲剧有两重性.一是他唯利是图、"为身不顾后”[1](P2605)的性格悲剧.项羽、韩信、黥布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战将类型.二是他从战场上的英雄到身为世大的悲剧命运.黥布的悲剧命运固然有其主观方面的原因,而根本原因是汉初政权稳固之后刘邦开始剪锄功臣,铲灭异姓王而分封同姓王,因此黥布的悲剧命运有其必然性.     

试论南宋初年高宗对金退避妥协的原因

南宋政权建立后 ,面对金人南下的威胁 ,宋高宗采取了退避妥协的政策。这一政策 ,成了南宋社会一切矛盾冲突与危机的总根源。南宋初期 ,政权腐朽 ,高宗无意中兴 ,军政涣散 ,力量薄弱 ,社会矛盾突出 ,统治力量分散 ,是高宗退避妥协政策的原因     

补释宋高宗“最爱元祐”

关于宋高宗赵构"朕最爱元祐"一语,应该放到南宋初年政权重建的过程及具体政治情景中去理解。南宋政权重建的最初历程是两次政权转移:一是从张邦昌至孟太后,二是从孟太后至赵构。在这一历程中,孟太后是转移之枢纽,赵构称帝最主要、最实质的合法性基础即来自孟氏的迎立。但是,孟氏废后的身份却影响了这一基础,而孟氏的命运又系于朝廷对元祐政治的评价;因此,赵构在绍兴重修神宗、哲宗《实录》的场合中提出"最爱元祐",主要是为了加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总之,赵构之"最爱元祐"一语,主要不是北宋晚期所谓"新旧之争"的继续,而是政权重建这一全新历史任务的产物。     

南宋抗蒙第一记功碑——龙岩摩崖

龙岩摩崖记录了南宋末年抗蒙斗争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龙岩城抗蒙保卫战。作为南宋政权的南部军事重镇，龙岩城从修筑到最后被蒙军攻破始终受到当时国家政权的高度关注。龙岩城抗蒙保卫战的胜利揭开了南宋末年抗蒙战争阶段性胜利的第一页，为扭转战争态势，推迟南宋的灭亡起到了重要作用。     

宋孝宗惩治官员贪墨的措施

宋室南渡之后,官场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使社会矛盾激化,严重威胁到了宋朝政权的稳定.宋孝宗继位后,为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固,对官员的贪墨进行了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使这一时期成为南宋历史上吏治较为清明的一段时期.     

真德秀《诗经》评点的“性情之正”说

真德秀的《诗经》评点,以"性情之正"为价值核心,这种文学观渊源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和"重质轻文"的文学功用理论,对南宋末年的文学产生了影响。     

黄震的社会政治思想及改革观

黄震是南宋后期著名的爱国学者和思想家．他在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支配下,提出了以正纲常、励士风、重人才、苏民瘼为核心的政治主张及改革方案,希冀以此挽救南宋政权的统治危机．黄震政治思想中所体现出的某些进步、合理的成份值得后人珍视．     

檀道济之死与北府兵集团的衰落

檀道济是晋末刘宋初的名将，能征善战。他以自己出色的军事才能为刘宋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这个过程中，他成长为刘宋政权的支撑力量——刘宋兵集团的领袖人物。由于宋文帝对北府兵集团力量的猜忌以及檀道济自己在政治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摇摆不定，导致其最终被无罪冤杀。他的死标志着北府兵集团乃至刘宋王朝力量的衰落。     

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的嬗变

为研究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地嬗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唐宋诗歌中关中及秦岭文化意象地变迁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认为,唐宋时期的关中地区经历了从帝都到“故都”的巨大政治变迁,唐宋诗歌中的关中地理意象也表露出迥然不同的文化感知:唐都长安既是帝国的国都所在,又是无数文人士子实现政治梦想的目标之地,因此有唐一代题咏长安的诗歌俯拾皆是,长安、关中题材的诗歌占有相当份量,以讴歌长安及关中平原“帝王州”恢弘气象、寄托举子科举入仕的政治梦想居多;宋代国都东迁,长安关中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关中平原周秦汉唐时代的大量历史遗迹每每触发宋代士人伤时感世的心灵,宋代的长安访古诗,总有麦秀黍离的历史沧桑感。研究还认为,在唐宋诗中,秦岭在唐代是士大夫政治顺达或困顿的分水岭,在北宋是隐士文化的象征,到了南宋,则成为爱国人士北伐抗战、恢复中原的地理象征。分析,对于认识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地理意义的传统政治中心地区历史地位与文化意义的嬗变无疑有重要意义。     

纸醉金迷兴王府——南汉统治者的奢侈生活及其影响

唐宋之际,割据岭南的南汉几代统治者都过着纸醉金迷的奢靡生活,在历史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导致宦官擅权,政治腐败;加重了岭南地区人民的负担,导致了岭南局势的动荡;削弱了南汉的国防力量。     

论杨万里的易学思想

杨万里的易学思想在宋代占有重要地位 ,他认为《周易》一书是圣人通变之书 ,在研究《周易》时以古鉴今 ,古为今用 ,思考现实的问题和南宋王朝的命运。同时 ,善用以史证易的方法。他认为易之道是天理。当然 ,他的易学观有浓厚的理学家的色彩 ,有时以《周易》为儒家的政治思想作注脚。从整体看 ,杨万里的易学思想重视适用 ,重视总结历代王朝兴亡成败的规律以利当世 ,有独特的个性     

“小人”在中国政治文化符号中的演变

"小人"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种特有的现象,往往与"君子"对举,在先秦时期,经历了由位到德的变化,成为社会评价和审美评价的标准。汉唐时期,不攻小人,国家强盛。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唐末的牛李党争,都是由于君子和小人的激辩而产生的党争,致使国家衰亡。宋明时期对小人大加攻伐,宋代产生了庆历党争、元佑党争、蔡京对新党的迫害以及庆元党禁等几次党争,并伴随宋代始终。明代围绕着大礼仪开始了君子和小人的激辩,因此而影响了明代的政治格局,明末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加速了明代的灭亡。其实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小人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代名词。     

苏洵与"纵横"

苏洵在唐宋古文八大家中颇为特殊 ,不但功名最薄 ,官阶最低 ,传世文章最少 ,而且杂糅纵横之学 ,取法纵横之术 ,挥洒纵横之文 ,带有鲜明的“纵横”烙印。苏洵文章之所以独树一帜 ,就因为特色鲜明 ,自成一格 ,而最突出的特色便是具有纵横之风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品格研究综述

政治品格是政治主体的精神脊梁，体现的是政党的宗旨性质与价值追求。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学界开始关注政治品格；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治品格研究逐步深入。总体而言，我国学界围绕政治品格的概念释义、基本要素、价值意蕴、主要内容与涵养路径等理论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已经形成了政治品格研究的理论谱系。然而，由于我国深入研究政治品格的时间不长，当前尚存在研究数量总体不足、研究议题不够多元、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等问题。要让我国的政治品格研究始终保持较高的知识创新度和理论生命力，学界需坚持学理导向，深化政治品格基础理论研究；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政治品格锤炼现状研究；坚持多元导向，推动政治品格跨学科跨领域研究。     

吕夷简与北宋中叶的政风

吕夷简是宋仁宗朝执政时间最长、影响颇大的宰相。吕夷简从政后经历了由直言敢为向因循保守的转变过程,并以善弄权术而闻名于史。吕夷简的从政特点其实是宋初以来,特别是宋太宗朝以后保守政治发展下的产物。由于吕夷简的特殊地位,其从政特点遂对北宋中叶的政风产生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构建执政政治共识的探索与完善——论中国共产党"共和"的政治共识

任何执政党都需要构建一定的政治共识来促进和加强执政,如何构建以及构建怎样的政治共识则根据各个政治体的历史与现实有所差异。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政治特点构建并持续推进以＂共和＂为核心的政治共识,并围绕＂共和＂积极合理利用自由、民主、法治等政治价值来配合构建执政的政治共识系统。构建＂共和＂的政治共识不仅符合执政党的性质宗旨和政治原则,而且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政治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