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斗米道与先秦古蜀象牙祭祀之间的联系

先秦古蜀的象牙祭祀和兴于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都曾先后出现在古蜀大地上,这二者的形成和发展都与当时的政权统治、外部环境和社会发展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二者的内涵联系为:都是以为各自的政教合一的统治体系服务为目的,都是作为维系宗教组织统治的重要物证,都是巴蜀土著文化中自然崇拜、巫鬼文化传承的结果,都是维护经济秩序、控制财富的重要手段。因此,尽管二者年代跨度较大、差异较大,但二者之间却有着传承、递进、维护借鉴等关系。     

三星堆文明的资源体系与交流网络

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商周青铜时代的诸多共性,但也具有古蜀文明的特性,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典型考古学样本。三星堆文明的资源体系十分宏大,涉及青铜、象牙、玉器、黄金、朱砂、海贝等许多种类,这些资源在商周时期极为重要,其来源体现出中华文明交流互鉴的发展程度和古蜀国家的控制能力。三星堆文明的资源体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政治统治和广泛的交流网络之上,是古蜀王国国家与文明形成的标志性成就之一。三星堆考古发现重绘了世界上古文明的知识图谱。     

羌族释比经典中古蜀都王的历史疑案考释——兼论长江上游古羌蜀和谐文化

释比经典<泽基格布>中,羌族如波泽基王到达古蜀,<必格溜>中,羌人首领王到蜀都吆神猪,<苦巴米亚>中,羌人到蜀都运铁,<色阿日耶>中,羌族的山神谱系中有古蜀山神,<祖师请>中,羌族大释比祖师在古蜀的巴斯涅朵之地参加祭祀,这些表明释比经典中包含着羌蜀间的战争与和平,商贸与开发,睦邻与共处的多重史影与信息,隐含着远古羌蜀间历史中的重大疑案,这对于我们研究羌族文化与古蜀文化的原貌与文化变异,继承羌蜀间和谐美好的精神文脉,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蜀字源于瞽矇考

对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考古资料与相关文献的宗教学研究表明,"蜀"字的起源,确实非如许慎《说文解字》所说的来自对"葵中蚕"的观察描述,而是植根于古蜀祭祀系统,产生于商朝人对古蜀祭祀系统中的盲巫觋和大目神像之瞽矇睅目与跽坐体姿等突出特征的观察;"蜀"字是对这些最突出特征的简约集中的象形表达。这一结论本身又可以进一步对三星堆遗址坑的古蜀文化定性认识构成支持。     

古丝绸之路道教文化传播与交流——以道教在西南古丝绸之路传播为例

道教文化在古丝绸之路的传播除了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外,还有一条从四川经云南至缅甸、印度、中亚的西南丝绸之路,从秦汉至明清时期,这条道路成为道教文化向东南亚、南亚乃至中亚传播的重要路线。西南丝绸之路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古老的道教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道教文化传播影响比较大的国家有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越南、缅甸、老挝、泰国等,在古代道教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古蜀史料辨伪

古蜀史是指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以前西蜀地域的历史。在古蜀史料中关于"蜀之为国,肇自人皇"、"蜀王,黄帝后世也"、"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的记载皆出于战国后期及秦汉时期。从有关这些史料的典籍的时代及所述史事的考辨,可以证实近世所建立的古蜀世系观念是由传说而"层累"地造成的,它仍属传说的性质,并非信史。近年学术界在研究巴蜀文化时存在一种以"信古"的倾向出发而将传说与史实混淆,未能对有关史料进行辨伪,以致难以认识古蜀社会性质的真实。     

“蜀左言”新解

《文选·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蜀王本纪》有"蜀左言,无文字"的称述,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古蜀人"左言"是与汉语性质不同的少数民族语言,这几乎成为此前古蜀文化和古蜀语研究者的共识。现在古蜀有文字已经得到学术界认可,而对"蜀左言"的词语结构、文献用例、构词语素含义的研究结果表明:"蜀左言"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少数民族语言,而是上古汉语的一个地域分支;它与上古汉语雅言并无贵贱之分,而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蜀左言"与上古汉语的区别并非体现在词序和语序上,而主要在语音的声调上。     

三国蜀来敏《本蜀论》考述——兼说古蜀传说的记述变化

来敏《本蜀论》,成书于三国蜀汉,是巴蜀地区最早的地方志书之一,由于年代久远,此书早已亡佚。但此书对于研究古蜀历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本文即对《本蜀论》的作者情况和亡佚时代等进行探究,并通过比较《蜀王本纪》等书,说明古蜀传说在记述上的变化及其特点。       

论普陀山南海观音之形成

普陀山南海观音源自古印度南滨海,经由斯里兰卡等南海诸国传入.南海观音在民间被普遍视为"慈航普渡"、"救苦救难"的海上保护神,其形成与航海关系密切.由于普陀山具备了对外交流的地域与人文优势,故南海观音在魏晋之际已有流布迹象,并于南朝萧梁时期成形.     

蜀文化发展渊源的探索

我国文字记载蜀与中原发生关系最早当在殷末。如殷墟卜辞有“至蜀”“蜀射三百”周原甲骨有“伐蜀”的记录。《华阳国志·巴志》云:“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于《尚书》”,而《尚书·牧誓》确有此记。但古史有关巴蜀事端零若散珠,又多讹误,故不能详其考。因此,运用考古材料来研究古蜀历史文化,则是非常必要的。     

金沙遗址蛙型金箔与蛙崇拜源流初探

古老的蛙崇拜以两种形式存在:一是文物,一是神话与民间信仰,两者互为表里.古蜀王国金沙遗址蛙型金箔与马家窑彩陶蛙纹有着传承关系;蛙型金箔象征了蛙崇拜祭祀仪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蛙崇拜南传与彝族先祖由蜀入滇相联系.古蜀王国在源于马家窑彩陶的蛙崇拜南传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论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公民权的对外扩张

公民权作为古罗马社会中个人与共同体关系链中的重要权利,随着罗马共和国的发展强盛,成了颇具价值的财富。古罗马的公民权对外扩张,是一个对“公民权”内容分割、分别授予的过程,这种高度发达的政治智慧成功地起到了对异族的同化作用,在同化的基础上,罗马人巩固统治,稳定社会,继而推动了罗马社会的交流融合。     

杜宇神话的真相探究

杜宇作为古蜀先王,其知晓度最高,相对多的记载使他成为破解古蜀之谜的密钥。通过对杜宇族源、婚配、禅位和魂化等事迹的探讨,可知杜宇是继蚕丛、柏濩、鱼凫之后的蜀族首领,从天墮山下至江源,与朱提族首领"利"通过联姻组成部族联盟,从而学习了农作技术。杜宇因教民务农而被奉为土地之主,又因不能治水而禅位开明,自己退隐西山,死后被视为杜鹃,继续催人耕作。     

古蜀国有“成都、新都、广都”这“三都”吗?

《华阳国志》说:"蜀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号名城。"古蜀历史的研究者因此都认为古蜀国有"三都"。其实,这个"蜀"不能肯定就指古蜀国,当时以"蜀"字作为区域或国家名称的,除了古蜀国,还有秦汉时期的蜀郡、三国时期刘备的蜀汉国。《华阳国志》记古蜀史并无新都、广都为"都",考古发掘古蜀国之"城"亦不见新都、广都。"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当为蜀汉时期之史实。     

古蜀文明探源

本文对古和夷部族迁移路线、开明人及开明国史、三星堆等三个不同的民族、地域和国家进行了思考.古和夷部族的南迁,应该是五帝时期或之前已抵达古南海的西南面地域,在此过程中,和人部族完成了游牧民族向农业民族的转变.尧舜之前,和人部族已迁至峨山一带定居,并成为一文明强盛的大民族.直到夏代前期,和人部族被迫再次南迁,从此失去了与中原民族和中央政府的联系.开明人对古蜀地域文明的影响,因春秋中叶开明人西迁入古蜀地域而起.大约周桓王或周庄王时,开明人雀古蜀地域建国,始有开明国.不久.开明王国就取代杜宇王国成为古蜀地域最强大的国家.开明王国延续了12代王朝,约三百八十年,至公元前316年,秦灭开明国,中原史家称之为"灭蜀".目前.三星堆出土文物被学术及非学术界认为古蜀人蜀国的遗物.事实上,诸多证据表明,三星堆并非古蜀人遗址,而应是苗族先民即当时的三苗部族在南迁过程中最后一个三苗国的遗址,它是两千多年三苗国历史的终结.     

三星堆新论

三星堆考古研究已逾半个世纪 ,对三星堆的文化属性和伟大历史地位 ,仍存很大争议。本文在五六千年前世界人类主要文明发生、发展和生态环境变迁的广阔背景下进行考察探究 ,提出人类主要文明共时性概念 ,认为发生于公元前 32 0 0年中国南方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化并不是中原黄河商、周文化的地方邦国分支 ,而应属于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爱琴海等人类第一轮史前文明系列。作者继 1983年首次提出“南方丝绸之路”概念 ,继续探讨这条曾经连接并促进史前诸大文明贸易文化交流的国际通道 ,正是形成三星堆神秘、瑰丽青铜艺术风格的原因。本文建议将三星堆及以前的古蜀时期称前古蜀 ,三星堆灭亡后 ,杜宇开明等十三代蜀王时期为后古蜀。     

先秦淮河流域货币文化初探

地跨豫、鄂、皖、鲁、苏的淮河流域是先秦货币的重要流通区域。尽管先秦文献没有淮河流域货币使用情况的记载,但这一地区本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的大量先秦货币资料为我们探讨先秦流域内的货币文化提供了可能性。淮河流域货币文化源远流长,至迟在商代中期已经使用天然货币———海贝。春秋时期天然海贝逐渐为金属铸币的空首布所取代。战国时期,淮河流域分属楚、魏、韩等国,货币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先秦四大货币体系中除刀币和圜钱极少流通以外,布币、贝币等均在流通,楚国黄金货币———爰金的使用尤为突出。淮河流域还是我国先秦货币的重要铸造地区     

近十年来中国古代王朝民族政策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学者们对先秦至五代民族政策研究主要分为整体研究和阶段性研究两部分.整体研究内容包括民族关系理论及民族政策特点等.阶段性研究:先秦时期研究,包括夏朝、西周、战国等时期的民族政策;秦汉时期研究,包括整体研究和对于和亲、羁縻等具体政策的研究,以及对于匈奴、羌、西南夷等具体民族的政策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研究,包括对三国时期蜀、吴,十六国,东晋南朝等时期的民族政策;隋唐五代时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唐代,包括整体研究和具体政策、具体民族研究.     

春秋列国与古印度列国之比较

"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代中国与古代印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二者之间的渊源深厚,特别是诞生于古印度的佛教使中国成为其"第二故乡"。而春秋时期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时期,其时可谓是社会急剧变化、政治错综复杂、战争连绵不断、学术文化异彩纷呈。古代印度的列国时代同样是古印度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时期,其时政治、经济和文化东移,城市和国家再度兴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诸子百家争鸣的景象。文章将二者时代特征、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诸方面作比较研究。     

一带一路视域下“邛”在古南方丝绸之路中的作用

“邛”为我国西南地区一古族名，亦为一古地名。 邛人在秦汉时期的辛勤付出对我国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开凿与运行 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依据先秦至两汉时期“邛”的历史记载，以邛都为中心的“邛”作为南丝路西线的最初开拓区域，为南 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和运行，提供了必备的人力资源和物产资源，并在交通互连、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维持管理南丝 路和族群关系拉动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纽带作用，其历史功绩不容忽视和低估。 历史价值远远超出了经济贸易交流范畴，亦能 为国家和现代各族人民施行“一带一路”建设大战略提供经验借鉴，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