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研究综述

相对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较为混乱的时代,政朝更迭,硝烟四起.但是,少数民族入侵促使了民族间融合,促进了中国艺术的发展.就近十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研究进行综合整理,内容涉及佛教文学研究、佛教音乐研究、佛教美术研究,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研究展望.     

论魏晋南北朝佛教志怪的传布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志怪小说创作进入高潮。佛教志怪的编撰者,主要是佛僧与信佛的士大夫。而佛教志怪的传布,亦主要有赖于僧侣与士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霸府频繁出现的原因探讨

霸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而特殊的机构和政治现象,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和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霸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出现,导致霸府频繁出现的原因有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的削弱;幕府机构和公府机构的高度膨胀;魏晋南北朝时期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礼释戒”的“格戒”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戒律与礼制在观念、制度、生活等层面，体现出彼此“同一”与“差异”的“文明对话”。魏晋南北朝时期僧人与儒士将中国本土之礼仪制度与佛教的戒律仪轨互相类比、诠释，通过“以礼比戒”“援礼义证戒”等“以礼释戒”的阐释过程，出现“格戒”的现象。同时，这一时期的佛教通过翻译律典、制订中国僧制，树立“戒礼有别”的主体意识。     

魏晋南北朝妇女再婚考述

魏晋南北朝妇女再婚考述赵志坚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社会动荡和思想解放的时代，其婚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妇女再婚的难易程度和范围大小，是衡量婚姻关系自由开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本文试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再婚做一考述。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从后妃到公主，从士族女...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艺术形象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审美理想发生转折的时期。就形象的形神关系来说，在先秦与两汉，人们对于形象的理解基本上是表象性的，从两晋的陆机，经过东晋的顾恺之，南来的宗炳，以至南齐的谢赫，形神理论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轨迹甚明，从注重形似到注重神似，从追求外貌的酷肖逼真到追求内在审美特征。魏晋南北朝时期之所以能完成这个转化，是同当时盛行的道家思想、佛教思想和玄学理论密切相关。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诗与山水画作为独立的审美形象出现在艺术领域之中，为艺术形象理论的审美化奠定了基础。     

《宋书》联合式复音形容词研究

《宋书》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复音形容词的重要语料。从语义上,采用同义联合、近义或类义联合、反义联合和平行联合;在词性上,采用名词＋名词、形容词＋名词、名词＋形容词、形容词＋形容词、动词＋形容词、形容词＋动词等构成形容词。其复音形容词发展趋势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词汇复音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单音形容词向半自由语素的演变,体现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复音化水平的提高。其复音形容词产生的内部原因是中古时期是汉语复音化的加速时期,外部因素首先是社会的不断发展使汉语词汇复音化,其次是中古时期骈骊文风的盛行,民族融合与佛教用语的广泛传播促进了大量复音词产生。     

论魏晋佛教舞蹈的审美自然观

作为人类精神产物之一的佛教舞蹈,与魏晋南北朝崇信佛法、保护佛教密不可分,魏晋时期各君主贵族对佛教舞蹈的推崇也直接影响了佛教舞蹈艺术的发展,此时的佛教舞蹈呈现出一种超然脱俗、飘逸旷达的风姿容貌,这样的舞蹈气质体现出老庄玄学不拘泥于形迹、直视自然本真的精神标准。应当说,这一时期玄学、佛教与道教的交融对佛教舞蹈的影响是巨大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路佛教传播?

印度佛教是中国佛教的源头。中印佛教的传播,通常有海、陆两条道路。海、陆佛教交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打通。中印佛教交流实现了海、陆环形循环,相对于陆路佛教传播,海路传播研究相对要冷清一些。不过,钩沉中古时期的佛教入华文献,可以发现：自魏晋始,海路弘法的道路逐渐顺畅;至东晋南北朝,外籍僧人沿海路来华者渐具优势。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是世界文化交流史的一大盛事。     

佛教“中国化”的原因及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中衰，当时人们宗教信仰的迫切需要，懦学、道教、玄学、佛教相互间的融合与斗争以及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扶植，是佛教中国化的真正原因，佛教中国化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建筑以及风俗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普请与参禅——论马祖洪州禅"作用即性"的生活实践

中唐马祖道一为代表的洪州禅提倡的“作用即性”的思想,一方面因其将“弹指动目”等行为视为“佛性”的体现而受到石头禅系的批评;另一方面在肯定日用生活的神圣性之时,解释了洪州禅乃至整个南宗禅劳动实践的佛学意义。百丈怀海建立禅门规式,其中的“普请法”便是“作用即性”思想的产物。在普请的劳动实践中完成禅理的参究,是洪州禅的一大特色,并影响到禅门其他宗派。     

朱熹理学与佛学心性论比较研究

在心性论上,朱熹理学与佛学之间存在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的关系。儒佛在心性论上的根本不同是儒家以＂善恶＂论人性,而佛教以＂清净＂论佛性。朱熹丙戌之悟期间的观点是＂性体心用＂说,佛教在理论上的错误主要在于误心为性,导致＂作用是性＂。在心性情关系上,朱熹主张性体情用,而佛教最终走向是去情复性。     

略论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与其他任何宗教一样,其宗旨是追求出世解脱,是与人文精神相对立的。然而佛教自传入中国内地之后,通过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及中国社会生活相结合,逐渐中国化。而中国化的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其鲜明的入世精神。通过辨析“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这两个概念,通过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与印度原始佛教,传统佛教与中国儒、道文化的异同比较,从佛性与人性、出世与入世、理想与现实等方面可发现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佛教有既出世又人世的思想性格,这将为当代中国佛教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空有之争视域下净土宗思想呈现——以省庵思齐为例

在空有之争的视域下,将省庵所代表的净土宗思想放在整个佛教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净土宗一方面通过“空”强调自宗所推崇的净土法门圆具佛教核心思想,另一方面,又在“空”的基础上,通过延展“空”所具有的积极的一面,进一步肯定“空”原本没有肯定的“妙有”。由此,“空”本来所指向的对自性的否定,一变而为对自性（佛性）的肯定,从而实现了从“空”向“有”的转变。在空与有的张力中,净土法门成为了沟通外在与内在、佛教理论与主体自性的最佳途径。     

张载的佛教观及其启示

从对佛教的认知层面考察张载的佛教观 ,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的基本态度是批判的、排斥的。其批判、排斥涉及本体论、心性论、因果论及讲道方式等。在本体论层面 ,张载由“气”的运行状态、“空”的存在形式多样性、“空”的有用性和人生实在性等方面证明“空”的“实有性” ,以否定佛教“万物为幻”之说 ,并由“气化论”批判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在心性论层面 ,张载批判佛教心性论为“知觉为性”、“灭人本性”、“去人伦之性”、“妄言天性”。这种批判显示出张载复兴儒家实学的宏伟志愿和坚定的道统意识 ,但也反映出他对佛教的偏执态度及由此形成的对佛教的误读     

论黄庭坚融通儒释的修养理论

作为临济宗黄龙派门人的黄庭坚,其颇具探索、践行禅学修养的自觉意识,其禅学修养路径是通过反观自身以明了自身本有之真如自性,然后通过对此真如自性的护持,最后达到随缘任运之精神境界。这与他身为儒者对儒家修养功夫的阐发具有内在的对应关系。而黄氏有关儒释修养论的探索与阐发,亦对思想界的儒释整合做出了重要贡献。     

略论建立汉文佛教文献学的必要性

在汉文佛教文献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有必要建立一门专门研究汉文佛教文献的学科,即汉文佛教文献学.汉文佛教文献学是以汉文佛教文献及佛教文献工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佛教文献产生、发展、整理、存藏、传播、利用的历史和规律,并为佛教文献工作提供理论指导的专科文献学.汉文佛教文献学与汉文佛教史料学、汉文佛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欧美佛教文献学方法不适用于汉文佛教文献,而汉文佛教文献学与中国传统文献学又有诸多不同.另外,汉文佛教文献在整个中国文献学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而有必要建立汉文佛教文献学.     

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初探

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一方面,佛教逐渐演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从文学上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文学的助佛教弘传并融汇于中国文化,两者相互作用,初始借文学以宣扬佛教．渐趋达到佛教意识,对正常文学式样的有机渗透,文学不再表面化地宣扬佛教教理．而是在其意境中把人们引向空寂的世界。     

共生共荣: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非人类中心主义”在检讨近代工业文明以来的自然观和环境生存模式方面功不可没,但它暗含的“人与环境只能是互斥关系”这样一个前提值得商榷。征服自然的环境观念、人与自然冲突的生存模式并不是唯一的,人与环境共生共荣的理念和生存模式是可能的。当然,使这种模式具有客观普遍性,需要一定的条件。     

董仲舒的祥瑞灾异之说与谶纬流变

祥瑞谴告,在孔子思想中已有萌芽,但到董仲舒这里才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在“天--地--人”相统一的宇宙结构体系中获得准逻辑化的论证。天人感应的思想是祥瑞灾异之说的理论来源。祥瑞、灾异与人事行为尤其是政治得失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为政的好坏直接能够感召出祥瑞、灾异。流行于西汉末并兴盛于整个东汉时代的谶纬就直接继承了董仲舒的感应、灾异之说,在综合网罗了古代各种方术之后,竟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纬书中有许多地方甚至直接吸取了董仲舒的文字。魏晋以后,谶纬的主流朝两个方向发展,或为道教、佛教所消化吸收,依托于一定的宗教形式而存在和演化;或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在民间信仰中继续传播和扩散,虽历经焚禁,但仍代有传人,好之者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