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北京

《北京文学》举办“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诗歌朗诵会为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更好地宣传奥林匹克精神,在国际奥委会开会并确定了2012年奥运会举办城市之际,7月12日,由《北京文学》、北京朗诵艺术团联合举办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诗歌朗诵会在北京市文化局礼堂举行。会上朗诵艺术团的团员们声请并茂地朗诵了由《北京文学》月刊社和北京朗诵艺术团共同筛选出的来自全国各     

《呼兰河传》与《城南旧事》的儿童视角分析

回忆、故园和儿时的故事是每一个欲还乡而不得的游子的情感和精神寄托.东北作家萧红与台湾作家林海音都在各自的作品中回望故园,表达了对故土的深深眷恋、对儿时的留念、对生命的思考和叩问.其中以萧红的《呼兰河传》和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最具代表性.这两部作品虽然创作时间不同,却有着很多共同点：回忆自传、儿童视角、散文化结构、对故土的眷恋与怀念等等.但由于萧红与林海音成长和人生经历的不同又使两部作品有着不同的叙事视角和叙事色调;对女性命运、社会时代有着不同的思考和抗争态度.本文拟从萧、林儿童视角选择、儿童视角下的人生书写、儿童视角下的性别意识三个方面对《呼兰河传》与《城南旧事》进行简要分析.     

《呼兰河传》与《城南旧事》在女童视角中的比较研究

萧红的《呼兰河传》和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是两部采用女童视角的自传体小说。在女性视角和儿童视角的融合中,萧红更多地介入了成人化的思想,使得其视角缺少像《城南旧事》中的成长感,这也同时让《呼兰河传》的视角更为静态,更为客观。而同样是视角的变迁,萧红在作品中采用的是多视角合一的手法,林海音则选择了单一视角的视点转换来实现。通过女性话语、女性意识的融入,两位作家在作品中营造出了不同的“阴性”空间。     

“迷醉”是文化的关键词

小时候陈应歧家住城南。回头一望，艺术家的梦想，也许是源于儿时城南旧事不绝如缕的幸福，如今正在剪辑2009新片《卧底将军》的他被称为中国电视“南方商业片一雄”。     

居素甫·玛玛依《玛纳斯》变体中的北京、中北京之谜及《玛纳斯》产生年代全破译

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中的“北京”、“中北京”的方位及产生年代是世界学术难题,长期以来研究者众说纷纭。本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和论证,同时认为玛纳斯实有其人,《玛纳斯》是柯尔克孜人的真实历史,由此柯尔克孜人10至12世纪历史空白的填补成为可能。     

论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非虚构”书写

作为引领抗战时期文学潮流的“非虚构”书写,在展现中国革命与抗战思想文化的价值体系、精神指向及时代情绪诸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文学内部而言,战时“非虚构”书写以多样的文体类别、情感方式及表达技巧,拓宽了文学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和革命的表现领域,进一步发挥了其国家/民族叙事的功能。从文学外部而言,“非虚构”书写打破了文学本身最关键的以虚构为核心的“文学”的界限,拉近了文学与民众生活的距离,形成了一套极富大众化特质的民族形式,其文学史价值也正体现在这一书写潮流与现实及历史的密切联系之中,表征着文学所具有的强烈的“现代性”时代特征。战时“非虚构”书写的思想精神资源并没有随着时代发展而成为被封存的历史,它于文学自身的价值观念、生产机制、审美标准、文本形式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层变化及创造性实践,都具有鲜明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重构砚乡的文化记忆——读《宝砚庄》

长篇小说《宝砚庄》是一个文学的“异数”,它以散点透视的手法,多角度重构砚乡的文化记忆。《宝观庄》可视为“非虚构”写作,但因其取材于过往旧事,故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文学叙述,而非生活实录。     

余华长篇小说新作《文城》的承续与创新

余华长篇小说《文城》综合了余华20世纪80年代中短篇小说的先锋性和90年代长篇小说“回归”现实主义的传统性,既有艺术形式上的先锋探索,又有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极高的可读性。《文城》的内容既有“生活的现实”,又有“文学的现实”,其“现实”是“虚伪”与“真实”的混合。与余华其他长篇小说相比,《文城》的时代与历史、现实与想象、虚构与真实的“并存”更为自然无痕。小说讲了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内部是统一的,相互之间却是分裂的,但这种分裂在余华创作的整体上却实现了某种统一性,也即先锋的余华与“回归”的余华在这部小说中实现了统一。《文城》在书写血腥、暴力、死亡上,在语言诗性上,在人物对话书写上都承续了余华小说的一贯风格,但在主题、结构、题材、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又有比较大的变化,具有新的开拓意义。     

论徐小斌小说中的幻境书写

在徐小斌的《羽蛇》、《炼狱之花》、《蓝毗尼城》等小说中，“以虚拟实、借幻求真”的幻境频频出现。徐小斌小说中的幻境主要包括巫幻之境与梦幻之境两种类型，它以借此言彼的方式对社会症候、人性劣根、文化顽疾等予以讽喻，在“幻”与“真”的空间变形及虚实张力中，深化了读者对现实弊病及苦痛人生的认识。徐小斌小说中的幻境书写独具价值，它不仅以绮丽的审美想象拓宽了当代文学的表现形式，使幻境书写成为由真实与神秘、世俗与宗教、智慧与诗情缠绕而成的叙事迷宫，而且以文学的虚构性使幻境成为探索未来世界形态的工具，并使幻境书写生发出丰富的生态预警价值。     

长亭外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我是在《城南旧事》这部电影中听到这首歌的，一直印象很深。街边没有专营老影片的碟店，每每忆起这首歌，便总有些空落。就好像旧时曾坐过的马拉车，叮当叮当的马铃声碎碎地敲击着童年时的梦，可现在一直没有机缘再坐。     

论苗汉文学中祖先崇拜之异同——以《亚鲁王》和《你在高原》为例

《亚鲁王》和《你在高原》作为中国文学中关于祖先崇拜书写的典型文本，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其中的差异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与重视。汉族文学中的祖先崇拜已经现世化为“慎终追远”之“远”的逻辑起点——当下现实生活中的家族长老，以血缘关联为纽带，以时间为线索，一代代地向上追溯，试图找到共同的终极性的血缘之“根”。这一家族长老系列既是现实中有限性世间凡夫，也是终极世界的象征性精神符号。苗族文学中的祖先崇拜则保留了原初宗教信仰本色，以信仰为逻辑起点，祖先神在彼岸的神圣世界，与祖先的连接保证了当下生命存在的鲜活价值。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经济、文化和政治对祖先崇拜的信仰内核影响程度之别。     

林语堂与西方“北京形象”话语的互动

自13世纪以来,西方“北京形象”在“理想化”与“妖魔化”之间不断变迁。林语堂笔下的“北京形象”打破了西方“北京形象”话语霸权,解构了神秘的或带有恶意的“北京形象”。《京华烟云》描摹了北京的历史大事、精神气质、风景名胜、文化观念以及民俗生活,塑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动人的北平”形象。在《京华烟云》的基础上,《辉煌的北京》进一步展现了北京古老的辉煌、丰富多彩的民众生活及其精美的艺术,展现了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老北京形象。     

新移民文学的原罪与原味——重评《北京人在纽约》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及其历史影响

《北京人在纽约》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是新移民文学早期的“经典”作品。两部作品凭借“群选经典”效应建立了新移民文学与当代文坛、国内读者、文化市场之间的共生关系。因为市场化的操作手法,两部作品给新移民文学的发展造成诸多负面影响（“原罪”）,同时,在写作上,它们也开启了新移民文学自叙传小说、世俗品格、代际特色和移民情结等鲜明标识（“原味”）。多年来,新移民文学一直沿着《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开辟的道路前行,摆脱“原罪”“原味”的束缚,以主体意识乃至间性意识努力超越,这将成为新移民文学保持个性、继续繁荣的关键。     

此前空白的空间——麦尔维尔南太平洋绘图中的真实与叙述形式①

麦尔维尔在太平洋不同海域的经历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促使他实现从个人叙事到宏大叙事的转变。麦尔维尔需要一种新形式以实现“讲述真实”的目标,而这成为他对世界系统进行文学绘图的基础。他的绘图焦虑迫使他探索地图上的空白空间,在那些他 “真实地方”的版图外区域寻求真实,并试图找到一种表征形式,以使自己成为“讲述真实的伟大艺术”的大师。太平洋为麦尔维尔提供了一个地理空间,可以揭示“综合性真实”,包括政治的、科学的、美学的世界,并展现了他在统一形式与内容上的努力。他对空白空间、真实地方和文学表征的兴趣,既开启了他关于世界系统中权力关系的哲学思考,也开创了《白鲸》独特的文学形式。     

文学伦理学视野下《黄金洞》的文本解读

中篇小说《黄金洞》一直赓续阎连科所构建的“耙耧世界”文学场域的书写，文本中桃与贡家父子三人的乱伦之事意在表征现代化进程之中文学之于伦理道德理性书写的“异变”和反思。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作为引子来介入文本的分析，分别从伦理环境、身份选择和失控的斯芬克斯因子三个方面加以阐释，来表达阎连科笔下耙耧世界的“乡村死亡报告”。     

“北京作家书屋”落户平谷

北京作协10月18日在平谷县图书馆举行了“北京作家书屋“揭幕典礼。 “北京作家书屋“是为了以不同流俗、又凸现作家特点的方式纪念北京作协成寺20周年的活动。20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履和进程,北京作家在文学园地上耕耘播种,收获了令社会瞩目的成果。现在,北京作协已发展成近千人的队伍,聚集着老、中、青、“新“4代作家与众多文学评     

族群文化精神史、历史民族志与文学叙事的复合——重论张承志的《心灵史》

张承志的《心灵史》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书写哲合忍耶教派的宗教文化精神的发展史。在书写方法上,《心灵史》以历史民族志的书写方法将历史文献与“历史田野”相结合,并以历史想象描叙历史情境。《心灵史》不是纯粹的历史学著作,它沟通了历史、人类学和文学,形成了一种复合型文本。     

简论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理论——兼就《超越"民族化"和"西方化"》一文与葛红兵商榷

本文认为,马克思关于“世界文学”的理论既阐明了世界文学的出现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又是对当今时代文艺的科学预见。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关系是“多元一体”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本文还对葛红兵《超越“民族化”和“西方化”》中的若干观点提出了商榷性意见。     

老北京地名的传说

百花深处：曾称“花局胡同” “我留下许多情,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这是当下很多年轻人喜欢的一首歌《北京一夜》,歌里提到的“百花深处”,其实是北京真实存在的一条胡同。     

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

研究中国文学,首先要追问的是何为“中国文学”？或者换一种提问方式：“世界文学”语境下“中国文学”及其“观念”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学界关于中国文学观念的争论,长期滞留于“纯文学”还是“杂文学”、文学史上何时或有无“文学自觉”或“文学独立”等老问题。时至今日,老问题尚未解决,一系列新问题,包括如何看待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和非虚构文学、如何应对文化研究对文学的“浸入”、如何甄别文学关键词之中大量的“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等等,则已然出现。刘勰讲“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故只有找到中国文学观念自身的关键性特征,才能真实而深刻地把握中国文学的神理与诗心。事物的起源决定事物的性质,中国文学滥觞期的《诗经》和“诗言志”,以诗学与经学的兼合在源头上铸成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兼”者,通也;“兼性”者,兼通、兼融、兼包、兼怀、兼成、兼和是也。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表现于价值论是仲尼式“吾道一以贯之”,表现于方法论是彦和式“唯务折衷”,表现于文体论则是四库全书式“兼收并蓄,如渤澥之纳众流”。由价值论的“天行一道”,生成为方法论的“兼和两端”,坐实为文体论的“体备四部”,中国文学观念完成了自身的兼性建构,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