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变革与政府创新

政府创新能够促使政府寻求在体制改革外切入改革深水区,印证了世界对效能政府、民主政治、公平正义、治理变革的公共诉求。治理变革是从世界性治理趋势出发,结合我国治理的引入与实践,为政府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实现公民参与意识、扶植民间社会组织和扩大政府间合作治理的途径。     

政府治理研究现状分析-基于CSSCI来源期刊论文的分析

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文章以2005年以来CSSCI来源期刊中有关政府治理方面的论文为基础,通过统计分析,从政府治理模式、政府治理结构、政府治理的实现路径、政府治理的工具、政府治理的绩效评价等方面对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总结,并展望了未来研究趋势。     

大数据背景下政府治理变革之道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以及大数据战略的提出,对我国政府治理理念、治理范式和政府数据治理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促使政府推进治理机制制度变革。基于大数据时代的基本要素和基本要求,政府治理机制创新和变革的进路应当是在政府职能、政府治理责任、治理目标、信息自由等方面的变革。行政法治为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创新提供规范基础,政府职能转变服务于政府治理创新,公众参与成为促进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创新的重要参与力量。     

和谐社会目标之下的政府治理

从统治到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是当代政府治理变革的基本趋势。追求社会和谐与善治,始终是我国治理变革的基本目标与价值。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几轮机构改革,目的都是精简机构,提高效率,惠及民众。然而,由于对“主体替代”模式的过度依赖,使治理的目标与路径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导致我国政府治理中出现诸多不和谐因素。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确立多中心治理理念,注重治理结构的均衡;必须完善公民参与机制,提高社会自主治理能力。     

当代中国政府治理范式变革——基于麦肯锡7-S系统思维模型的一种探讨

变革政府治理范式,使之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发展变化,是世界各国政府治理的恒新主题。而麦肯锡7—S系统思维模型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政府治理范式的变革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体现系统思维的视角和方略。由是观之,当代中国政府治理范式变革必须坚持如下方向:政府治理理念变革:从重效率到重公平;政府治理战略变革:从重经济发展到重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政府治理结构变革:从竖直化到扁平化;政府治理体制变革:从单中心到多中心;政府治理风格变革:从行政管制型到公共服务型;政府治理人员变革:从传统人事管理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政府治理技术变革:从人工型到电子型。在我国政府治理范式变革过程中,必须着眼整体统筹谋划,各个要素的变革必须配套进行并保持对社会环境的最佳适应状态。     

论政治文明建设视野下的政府治理文明目标及其路径

政治文明建设离不开政府治理文明。作为权力配置、权力使用、权力运行及监督文明主要体现的政府治理文明,本身就是政治文明的重要部分,更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经之路。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从统治向治理转变的普遍趋势,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政府治理文明获得了新的内涵和体现形式。在对我国当前政府治理体系的局限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我国提出的建设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分权政府、民主政府及服务政府的目标,提出了以职能转变为中心、实行政府机构改革、加强民主参与、培育公民社会、实现治道变革等我国政府治理文明建设的可行路径。     

当代中国政府治理范式变革——基于麦肯锡7-S系统思维模型的一种探讨

变革政府治理范式,使之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发展变化,是世界各国政府治理的恒新主题。而麦肯锡7—S系统思维模型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政府治理范式的变革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体现系统思维的视角和方略。由是观之,当代中国政府治理范式变革必须坚持如下方向：政府治理理念变革：从重效率到重公平;政府治理战略变革：从重经济发展到重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政府治理结构变革：从竖直化到扁平化;政府治理体制变革：从单中心到多中心;政府治理风格变革：从行政管制型到公共服务型;政府治理人员变革：从传统人事管理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政府治理技术变革：从人工型到电子型。在我国政府治理范式变革过程中,必须着眼整体统筹谋划,各个要素的变革必须配套进行并保持对社会环境的最佳适应状态。     

大数据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目标与路径

大数据的广泛应用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政府治理变革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大数据将推动政府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方式的创新。政府治理的目标就是应用大数据实现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在运用大数据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过程中,应通过数据共享优化政府治理结构,通过政务形态信息化调整政府治理关系,通过政务平台技术化重塑政府流程,借用大数据来提升政府创新能力,通过数据应用法制化提升政府法治水平。所以,政府必须要主动适应信息公开和数据共享的大趋势,以此推动政府治理的变革与创新,进一步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转型经济视角下政府治理及体制性约束

转型经济研究为分析经济转型与政府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经济转型与政府治理变革是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两个基本变量,二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都受制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体制性约束.1978年以来由计划向市场的经济转型既是政府治理变革的后果,又构成后者最根本的驱动力.在经济转型背景下,政府应适时地调整治理理念,协调合法性与合理性、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重塑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建构有效政府,实现社会和谐、可持续的发展.同时,政府治理也面临一系列体制性约束因素.     

社会管理创新与政府转型刍议

在社会治理格局中,传统政府集权式单一治理是政府产生危机的主要根源。因此要加强和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只有从本源上对政府进行变革才能奏效。实现从传统政府治理模式向现代政府治理模式,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从政治统治向公共服务的根本转变是政府进行变革和治理创新的关键着眼点。     

关于服务型政府内涵的法哲学思考

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是近现代西方社会治理实践的智慧结晶和政治资源,对于当今中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换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从创设政府的本源看,人民把国家管理权力委托给政府,政府要对人民负责。所以,服务型政府应该是民本政府;从依法行政的原则看,政府必须遵守和践行法治,实现对权力的有效规约和限制,所以,服务型政府应该是有限政府。当代中国构建服务型政府,是对传统政府管理范式的深刻变革,也是对近现代“民本政府、有限政府”理念的历史超越和当代创新,具有重要的法哲学思想依据。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思路

建设服务型政府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政府实现良好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深化各项改革,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发展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廓清服务型政府的内涵和本质。服务型政府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主要目标,将有限的公共资源优先用于公共服务支出。服务型政府是由法制政府、电子政府和效率政府等结构要素共同支撑的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是公民需求导向型的政府,体现为从“以政府为中心的重管制模式”向“以满足公民需要为中心的公共服务模式”的转变。     

论政府作为与不作为--从责任政府的视域看

责任政府与共和、民主、宪政及法治之间存有价值关联.应然状态中的责任政府应是积极作为的政府,而非不作为的政府.实然状态中积极作为的政府未必是责任政府,不作为的政府则肯定不是责任政府.对于责任政府的构建而言,厘清政府作为与不作为的概念,揭示政府作为与不作为的内在机理,设置政府作为的权力边界,构筑政府不作为的防范机制是问题的关键.     

关于我国市民参政特点的思考

市民参政的良性发展是城市政府治理目标实现不可缺少的中介.我国市民参政所呈现出的特点与扩大城市居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只有改变市民参政中的政府主导性,保持市民参政的相对平衡性和稳定性,才能使广大市民的政治参与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的政府管理模式优化

生态文明追求既表明了当前人类历史发展的困境,又预设了历史发展的新趋势,从而必然成为审视和改进现有政府管理模式的价值依据。当前,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经常力不从心,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其根源在于政府管理模式方面存在缺陷。因此,实现政府管理模式的优化是当前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的政府管理模式优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摆正政府角色地位,建设"社会本位"的服务政府;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建设"生态优先"的责任政府;再造政府管理流程,建设"协调高效"的整体政府;合理选择政府治理方式,建设"位置恰当"的善治政府。     

责任政府视阈下的行政文化建设

责任政府已经成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当然取向.构建责任政府需要新型责任行政文化这样的"软环境"的创造.但是,受传统行政文化的影响,责任政府的建设活动依然受到诸多制约.因此,要实现责任政府的建设目标,就必须引导、塑造、培养新型责任行政文化.     

政府绩效的决定因素：观点述评、逻辑关系及研究方法

通过对国外学术界近年来关于政府绩效决定因素的研究进行分类与述评,阐释了决定政府绩效的各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关于政府绩效决定因素的研究方法,认为现有政府绩效研究使决定政府绩效的复杂系统过于简单化,不能准确反映政府绩效决定因素的复杂性,因而设想引入复杂系统分析方法对政府绩效决定因素进行复合因素分析。     

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兼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培育和形成都难以规避市场的考验，市场能够起到大浪淘沙的作用。同时，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容替代，它能起到“助推”或“催化”作用。当前，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前夜，在此背景下，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政府无疑要发挥引导和扶持作用，但如何把握“介入度”，从而保证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这是各经济体在确保经济顺畅发展的同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西方企业化政府与我国行政改革

西方“企业化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公共服务改革发展的一般规律。我国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是一种行政体制的创新,有待形成新型的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式。文章分析了西方企业化政府的主要特点和现存问题,提出了构建有限政府、有效政府和廉价政府的命题。     

公共产品类型、绩效与政府满意度差异

利用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2010年公共产品与政府服务调查数据,探究了公共产品类型和绩效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满意度的不同影响。根据民众对政府公共产品提供责任的期望,将公共产品分为完全政府型、政府主导型和个体主导型3类。回归结果显示,公共产品提供绩效对中央政府满意度影响较小,对地方政府满意度影响较大。其中,中央政府受政府主导型公共产品影响最为显著,地方政府受个体主导型公共产品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