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政治批判探析

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政治批判蕴涵的理论主题是对空间生产政治现象形态的批判.他考察了空间生产与政治的关系,认为空间生产与政治是互动机制:政治影响空间生产,空间生产执行政治功能;其理论方法是运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阐释空间生产政治化的悖论及其克服路径;其功能特质在列斐伏尔看来,要拒斥空间政治霸权,就要凭借总体人和身体革命实现空间政治权利.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政治批判能够展现政治意识形态和空间生产的互动效果,其中蕴涵着对日常生活微观领域的考察,从而能够推动社会政治的研究视域.     

论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资本批判

列斐伏尔继承了马克思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对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以及城市进程与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组织的联系进行了深入考察。资本批判是其“空间生产”理论的基本维度和着力点,空间生产实质是资本主导的社会空间积累过程,因此,随着资本积累方式的转换,资本批判逻辑也必定发生转换。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资本批判理论形态立足于空间生产资本化批判,运用社会空间辩证法重点考察了空间生产资本化的悖论及其克服路径,强调要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就要进行空间革命,创造出理想的社会空间结构,因此,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也蕴涵着解放之路。     

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批判维度

列斐伏尔社会空间生产批判理论彰显在日常生活批判、政治批判、生态批判三大维度。在日常生活批判上,包括对日常生活空间异化的批判和对自由、多元、开放的日常生活空间的向往,从而呼吁人们进行日常生活的艺术革命。在政治批判上,“空间生产”不仅考察了空间生产与城市化、全球化的紧密关系,而且阐述了空间生产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从而内蕴着空间正义的追求。在生态批判上,“空间生产”不仅阐述了空间生产的生态意蕴,而且批判了空间生产导致的非生态化现象,从而内蕴着空间生态伦理的追求。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批判中彰显的理论焦虑和现实关切,可以说,也是对发达工业社会城市空间生产无节制扩张的生态伦理反思。     

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批判理论的思想谱系及逻辑形态

1968年文化革命的退潮是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批判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作为日常生活批判的深化和拓展,空间生产批判理论是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思想、后现代艺术理论和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等多种合力影响的结果。全球化的空间生产及其引起的问题要求学者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列斐伏尔把空间作为社会批判的切入点,并将理论焦点由日常生活领域转向空间生产领域,由此形成了艺术革命理论。     

空间生产——从列斐伏尔到福柯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运动的突飞猛进,西方发达工业社会进入空间时代,空间生产模式也由先前的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变为空间本身的生产。列斐伏尔面对发达工业社会的空间生产现象,用批判的思维和方法对空间生产过程及其问题作了解读,形成了"空间生产"思想。列斐伏尔之后,哈维、苏贾等学者深化了"空间生产"的研究视域。     

论列斐伏尔的空间拜物教批判

列斐伏尔总体上沿袭了马克思的资本及商品拜物教批判,但毕竟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他更看重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日常生活空间的思想异化现象,而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没有太多抱怨。空间拜物教实质是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凭借空间拜物教在全球散布,并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空间拜物教批判的理论目的就是将人从空间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救出来。列斐伏尔呼吁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和节日化以克服空间拜物教的悖论。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的空间哲学转向

针对学界对于列斐伏尔晚年思想的重大转变,即空间哲学的提出所产生的歧异,遵循列斐伏尔整个思想的发展脉络,运用体系内比的方法,对其晚年思想重新加以厘定。分析认为：空间哲学并不是一个新的独立的思想架构,而是日常生活批判体系内的研究重心的转向;空间哲学是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推进,是日常生活批判的空间批判。     

列斐伏尔空间文化批判理论述略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列斐伏尔创造性地提出并构建了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成为当下研究后空间地理社会学、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以及解构神秘意识形态等问题的重要学术资源。但是学界对列斐伏尔本人及其空间思想却有更多的不解甚或误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理论的力量和实践的效能,因此本文从发生学的角度拟对列氏空间理论进行溯源并考察其研究路径,以谱系学思路力图还原其本来面目,为今天全球化都市空间新样态提供理论视角和分析依据。     

列斐伏尔与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学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已经成为当代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核心领域,通过把马克思的核心范畴、主题运用到空间分析,他不仅在空间分析中充分发展了辩证法思想,而且提出了以城市权为中心的空间政治学设想。列斐伏尔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围绕资本主义批判形成了多层次的理论建构和创新,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效应。他的例子表明,城市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落脚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政治学乃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当代再生产核心特征的理论工具,亦是寻求改善当代城市生产的核心理论资源。1     

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生态观论析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他认为,空间生产和生态有着各自的运行逻辑,但二者能够结合,并推动着空间生产生态化。它们构成相互依存且不断排斥的关系: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带来了很多生态问题,蕴涵着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困境,呈现出非生态化的趋势。为了克服空间生产带来的生态困境,列斐伏尔倡导实现空间生产生态化。空间生产生态化是为了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实现人的可持续存在和发展。空间生产生态化需要彰显总体性生态观,变革现有的空间生产方式。因此,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建立总体性的理念和生活态度,遵循自然整体规律,建立新型的空间生产方式。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生态思想,顺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对后现代工业社会工业化生产造成的空间生态系统失衡作了考察,提出了空间生产生态化的实现路径,对构建后现代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空间批判——析列斐伏尔的《空间与政治》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间不仅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统治的工具,而且为资本的扩张和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资本的空间生产带来了空间的爆炸,创造了大量的空间矛盾,它已经成为一把双刃剑,对国家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造成了重要的影响。     

《共产党宣言》对政治概念的解构和重构

在《共产党宣言》中，政治是用于限定统治、制度、运动和斗争等历史活动的定语，是随着经济基础变化而不断具有新形式的动态概念。在阶级社会的历史阶段，作为定语的政治和阶级又统一于新旧阶级统治的本质特征。在此意义上，《共产党宣言》不仅对作为“绝对真理”的政治、法律和道德作出了彻底的批判，而且试图祛魅遮蔽阶级属性的启蒙政治理念，更在后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视域下提出了重构公共性政治的可能途径和必要条件。今天，当历史正反经验和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为资本主义政治/阶级统治提供了更新治理技艺的客观条件，用以重构政治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权诚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乃至危机。但是，经济全球化和无人化生产工具变革所带来的过剩危机，以及由互联网所提供的开放商谈空间，将推动阶级意识的迅速发展，而《共产党宣言》的政治实践也必然走进一个新时代。      

民族政治发展研究的缘起、论域及展望

民族政治发展研究缘起于中国政治学、中国民族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和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实践的变化。目前,这一研究主要涉及民族政治发展的内涵与内容、形成与实现、困境及出路、目标与战略、未来走向及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政治发展与政治参与、政治发展与政治文化建设等领域。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民族政治发展研究将呈现出注重实证分析与现实问题和个案研究、注重政府政治体系与非政府政治体系并重等走向。     

时代更新背景下政治学理论发展的新方向

政治学理论是时代政治精神的结晶。 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政治学理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形 成了三大发展主轴。 这些阶段和主轴反映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曲折历程。 伴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阶 段, 中国政治学的主体意识和反思意识明显增强, 摆脱对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依附、 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 政治学理论体系已成为共识。 在这一目标的导引下, 涌现出田野政治学、 历史政治学、 民族政治学等诸多理 论建构尝试, 它们从不同角度倡导建立本土化的政治学理论体系。 时代变迁推动着政治学的发展转型, 建构 基于中国国情的政治学理论成为下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 充分挖掘本土议题、 反思和重构概念体系、 形成新 的政治学命题和证成中国文化价值, 将是政治学理论下一步的主要发展方向。     

"政治先于社会":认同政治学的政治与社会概念——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剖析

拉克劳与墨菲认为认同政治学不是研究政治是什么,而是关注政治认同的形成过程与条件,寻找进行颠覆与建构政治空间的新途径.因此,后马克思主义把政治定义为,既是社会构造物的建构,同时也是社会构造物的颠覆.这一定义排斥了政治是社会的一个领域的观点,强调政治的建构作用,突出政治的优先性,把政治提升到本体论的地位,政治成为建构社会的主要因素.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是"政治去经济化",在人的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中,突出人的能动性作用,排除了社会客观结构对政治能动性的制约作用,否定了政治活动得以产生的客观性基础,把政治活动看成是不受任何客观条件制约的东西.     

论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后马克思哲学"转向

列斐伏尔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谓“后马克思哲学思潮”的不自觉推动者:他首先赋予马克思哲学一种“诗性实践的本体论”视域,从而架空了物质生产实践概念;其次,他试图瓦解马克思“物质生产第一性”的基本叙事逻辑,提出“消费引导型科层制社会”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概念;在其晚年,他把社会历史辩证法改造成所谓“空间化本体论”,这实际上是把历史辩证法“空间化”的“后现代转向”。但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坚守着马克思的政治信仰与哲学理论基本底线。     

对劳动人本政治观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

马克思的劳动人本理论揭示了政治生活起源于人的劳动生存利益的内在需要。政治与人类社会同生共存,是社会的政治主体利益的全局关系所支配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社会政治(广义政治论)同阶级政治(狭义政治论)有联系又有区别,把二者有机结合构成了马克思的完整的劳动人本政治学说,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崭新成果。社会主义是从阶级政治走向社会政治的过渡,其发展之艰辛、道路之曲折,都是空前的。劳动人本政治理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发展而发展;即使出现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类的暂时中断,但人类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大方向是不可逆转的。     

列斐伏尔视野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

列斐伏尔解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的本质及职能理论,国家在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的职能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及管理各个方面,列斐伏尔将国家的消亡问题看作是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理论的核心,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理论始终如一坚持的基本方向。     

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政治现代化研究

1979年霍梅尼革命后,伊朗从一个亲西方、世俗的君主专制国家变成一个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伊斯兰政教合一国家,从而对伊朗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治国理念不仅为当代伊朗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为其发展设置了政治背景,是当代伊朗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的来源。1989年的宪法修订为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的政治改革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从拉夫桑贾尼到哈塔米再到内贾德,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权更替在一定程度上是伊朗政权性质中政治与宗教因素的较量。如何找到宗教与政治的平衡点,将是伊朗政治现代化发展面临的最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