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对儒家经学的创新——以《易传》、《中庸》为中心

周敦颐作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以新的视野诠释<易传>和<中庸>等儒家经典,构建将宇宙本体论与儒家人性论、道德修养论相结合的道德形上学.把儒家经学哲学化、义理化,对儒家经学加以时代的创新,为宋代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北宋贡举改革与经学变古

北宋贡举改革完成于北宋中晚期,主要涉及考试内容和人才培养方式两个方面。改革不仅有助于全面提高科举入仕官僚的素养,而且确立了儒学对科举的全面统治,推动了儒学的复兴。通过对科举考试内容和取士科目的改革,不仅重新确立了儒家经典在科举考试中的核心地位,而且促进了经学变古。     

权变: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经学阐释的特点是通经以明理。中国传统经学的“权变”思想是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正是以此为思想基础 ,综合汉学与宋学 ,创新儒家经典 ,从而形成了新儒学———理学。     

论经学与相关问题

自东周到清朝,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只能是经学(解释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儒家经典以礼为本.研究儒家经学,不能废弃史、子、集部之学,不能忽视佛道二氏之学.经学没有死,不会死.     

经学辨析

经学作为儒家经典的官方阐释学,通过十三经经学文本体系的建构,且随着阐释重心从"五经"到"四书"的转移,在进行皇权大一统意识形态重建的同时,也为儒学的形态演变及其社会传播提供了中介手段,由此显现出正统之学的经学与传统之学的儒学,从纲纪教化到思想发展的文化分野与中国命运.     

宋代《四书》学的多重观念文化理性

宋代是一个兼集贫弱与宽松的社会历史时代.国家内贫外弱之势激发着主流士人群体图强奋发的使命意识;政治宽松及其文治需求激促着儒家学者及其儒学思想发荣繁茂.身当于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朱熹以"章句"与"集注"相适别的诠释文体,合辑并注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生成了<四书章句集注>.环绕<四书>与<四书章句集注>而开展的经学活动是为宋代<四书>学.宋代<四书>学涵载着:赵宋政权应用儒学的社会文治理性,宋代学者开新儒学传统的学术理性,宋代学者群体奋发作为的使命践履理性.     

玄学、理学对《论语》学的拓展

<论语>学是儒家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儒家经学体系中居于特殊地位.由于<论语>主要是孔子及其弟子对现实的"应世随感"式的言论,而作为"垂轨万代"的经典则须作进一步理论拓展.魏晋、两宋是<论语>学的两座高峰,玄学、理学对孔门弟子不闻的"性与天道"作出一系列创造性诠释,从而推动了<论语>学的发展与内圣之道的建构.     

宋代僧人对儒家经学的认识与回应——从释智圆和释契嵩谈起

儒家经学是儒学思想的核心和基础,是儒家学说中最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内容,在中国古代学术中居于重要地位.宋代是中国古代经学变革的重要时期.在宋学形成前后,释智圆、释契嵩站在佛教立场上,对儒家经学给予了探索.他们不拘泥于古圣贤章句的束缚,以"微言大义"的举动和读经致用的态度,走出了宋代经学发展的第一步,昭示了宋代经学复兴的时代特色和发展趋势.     

试论李翱《复性书》的心性思想

为振兴儒学,唐代儒家学者李翱以儒为本,重新重视<中庸>、<易传>等儒家经典,吸收同时代佛学心性理论,著<复性书>三篇.李翱在<复性书>中提出具有本体色彩的"诚"的概念,并利用佛学著作<大乘起信论>"一心二门"、"本觉"的思维方式论证凡人和圣人心、性、情的关系,系统阐述凡人去情复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论清代的《大戴礼记》研习——兼谈传统经典与科举

清代是<大戴礼记>研究的高峰期.自戴震、卢文弨等相继校订后,有关它的专书研究和专篇研究佳构迭出.清代学者对<大戴礼记>的经典价值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挖掘,并有了新的认识,普遍认为不仅材料可补载籍之阙,可证传统经典笺疏,而且与早期儒家理念、与"三礼"相表里,尤其<曾子>十篇与<孝经>完全一致,地位远在<大学><中庸>之上.因此,<大戴礼记>作为儒学经典的地位不容置疑,历代以来将其视为正经附录的做法颇失公允.也正是因此,宋代以来有关<大载礼记>"列为十四经"的说法,有无史实根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十四经"之一,受到重视和表彰.借助科举这根指挥棒,<大戴礼记>逐渐受到士子的关注,有关它的基础性知识也逐渐得到普及.     

明代书院与历史教育

明代时,历史教育在书院中占有重要地位,就内容而言,主要以“五经”和通鉴类、纲目体史书为主;就方式而言,自学、引导和督查应相结合,在学习中着重强调力所能及和由主到次,依托讲会是其在形式上一大特色。由于王、湛之学在明中后期有着广泛传播,故书院的历史教育也被深深地打上了心学烙印。从总体上看,科举与理学始终是明代书院历史教育围绕的中心。     

儒学、经典与圣人之道--论北宋学者对儒、经、道关系的定位

北宋学者出于维护儒学权威、重新阐扬儒学价值的目的,对儒学进行了重新定位,对经、道关系提出了新的理解。他们的反思建立在"尊儒、宗经、崇道"的基础上,对汉代学者的儒学观提出批评。他们认为,经典之中蕴藏了"圣人之道",要把握圣道,自然离不开经典,但仅仅通经,是难以真正理解圣人之道的真谛的。因此,必须超越汉儒的方法,善知经者不求之于意言之间,而应求之于意言之外。这就决定了宋代经学的义理取向。     

唐代试律诗正文用典修辞效果探析

诗文作品用典是一种修辞手法,恰当用典必会产生一定的修辞效果。文章在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以普通用典的修辞效果为视角,结合唐代试律诗正文中用典的例子,对唐代试律诗正文用典的修辞效果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认为这一修辞效果可以分为提升性效果,曲折性效果,简洁化、言简意赅的效果。     

范进中举与《生绡剪》小说类型比较

通过对《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与《生绡剪》第十二回的对比,发现两者在情节、人物遭遇等方面颇多类似之处,两者讽刺手法的运用也很相似,都反映了清代康乾之世的科举背景以及在此背景下的社会心态。因此两者创作思路与创作技巧的相似性,可以作为小说相似类型研究的一个例证,也可见《生绡剪》第十二回或对吴敬梓创作"范进中举"颇有启发。     

理学史公案《朱子晚年定论》平议

儒学发展到北宋出现新的变化。新儒学者们探求儒学经典义理,发现真正的儒家之道,当时称新儒学为“道学”。南宋中期道学分为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遵德性”与“道问学”的治学途径方面发生分歧,致有“朱陆异同”之争。明代中期王阳明发挥心学,创立“致良知”之说,学术界再次发生理学与心学之争。王阳明为平息与调和争论,认为朱熹于晚年对其曾从事的传注训释的治学方法感到悔悟,同于心学之旨,亦合于“致良知”之说,遂编著《朱子晚年定论》。此论虽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却有助于阳明学之盛行。然而朱熹与友人的书简中偶有表示于“尊德性”工夫的欠缺,但这属偶然自谦之辞,在其去世前数年犹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其他典籍的训释考证,并不存在悔悟之事。《朱子晚年定论》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而借此欲调和或会通“朱陆”与“朱王”则属于主观的勉强牵合,于学理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论王世贞对宋明理学的批评与反思

明代中后期文坛巨匠王世贞在倡导文学复古运动的同时,还对当时的儒学发展状况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凭借渊博的学识,王世贞积极探寻儒家经典本源,指出了宋儒在解经、证史时所存在的种种“支离割强”之处,并对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弊端及理学家文艺观念进行了直率的批评,呈现出回归孔孟原始儒学的倾向。     

道学形成及道学对儒学影响论略

儒学长期局限于训诂与注疏,到唐末、五代时期,已越来越僵化与衰微。两宋时期,求变思潮成为思想界与政治界的主流。政治的改革,学术思想的发展,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最终催化了道学的形成。道学融会佛、道思想,较好地解决了儒学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使儒学重新走上了独尊的地位。     

明代儒经学术与科举制衡作用下的儒家类丛书编纂

明代儒家类丛书的编纂大体经历了明初汇纂注疏、 正嘉自抒议论、 隆万浅说评点、 启祯儒经新 说四个阶段。 明代科举制度、 科举的主试文体、 举业文风等都影响着儒家类丛书的编纂, 使其形成了重视群 经总义、 注重指导举业文章、 遵从规定注本等特点。 儒经思想学术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制衡和取舍, 决定了明 代儒家类丛书编纂的复杂性———阐说儒理又要兼顾功利, 秉承程朱也不回避阳明, 兼有经学和文学的性质、 学术与治道的功用。     

论晚清湖南经学

晚清湖南经学基本由理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三大块构成,在不同的领域都有各自的典型代表人物,而 各代表人物在治经倾向上又有所不同。晚清湖南经学为近代儒学地域化的重要内容,自身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学 术特征。在对待晚清湖南经学的评价上,学界历来各执一词,并没有形成客观定性的共识。     

元代书院官学化的历史文化解释

元朝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与汉族的农耕文化经历了一个从冲突到融合的发展过程。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元朝统治者崇佛重儒,使蒙汉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其结果使蒙古社会传统的知识发生了转型,高等教育活动主要围绕儒家文化高深学问展开。"国子学的多元性"、"书院的官学化"、"科举的时断时续"构成了蒙元时期高等教育的主要特点。本文在回顾元代官学化的历史事件和综述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元代书院的官学化问题进行了文化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