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的空间结构对生态智慧的表述——以侗族杆栏建筑为例

侗族杆栏式建筑门的结构,既有遮风挡雨、隔湿避瘴的生态适应功能,又具有文化功能、建筑审美功能和艺术特色。它蕴含着侗族生态建筑宇宙观和原始信仰体系中的“生命神性”,其开放性空间结构构成一个人性的封闭空间。它既是建筑空间人性化的表述,又是对“人宅相扶,感通天地”的“天人合一”生态建筑宇宙观的深度表述。     

“自然”的人与“文化”的人——体质人类学和族群研究

在人类学研究过程当中，能否尝试以一种“整体观”的新思维来考察人类的发展过程？这是本篇文章重点讨论的问题。笔者强调从人类的“自然性”和“文化性”这二重属性上理解人类的本质。最后，笔者阐释了“体质是自然的体质，也是文化综合体的体质”这一命题。     

现代化进程中东方作家的乡土立场

近现代东方社会普遍进入现代化历程，这个进程与反帝反殖反封建斗争交汇一起，20世纪中后期又面临“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乡土”成为东方作家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选取的一个最根本、最本土、最自我的文化、文学甚至政治立场，他们以“离乡”和“批判乡村”拉开乡土文学的序幕，接着以“乡村批判”和“归乡”为乡土文学的自觉时期，后经“乡土”与“祖国”的同一以及“仰视乡土”的“新乡土文学”的创造，最后进入文学、文化、人类灵魂的乡土“寻根”之旅，“乡土”被赋予了文化批判与现代审美价值。     

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和文化创新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中,文化的发展出现“离异”,究其根源在于我们长期信奉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方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本”、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的思维方式、知识分子失去“自我”。新时期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正确认识文化转型,走综合创新之路,发展出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新文化、新哲学。     

实践本体论的关系性与美

实践本体论是以自然本体论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社会本体论,即阐明人类及其社会的存在本原和存在方式是社会实践的存在论。实践美学以实践本体论为本体论基础,把实践美学推进到新的阶段。实践是一种关系性哲学范畴,它超越了传统哲学和美学的形而上学视野,消解了主体和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主体和客体、主体和主体、客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之中探讨美的存在本原和存在方式,使得美学成为了关于人对现实审美关系的科学,在人对现实审美关系之中来把握美和审美,因此,美和审美就是在社会实践之中生成的关系属性和价值属性以及自由创造。实践的关系性也就是 “间性”,但是,它全面地包括“主客体间性”、“主体间性”、“客体间性”,它们全面地生成着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及其审美。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论“公民”概念的本质及其历史

“公民”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它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学、法学和伦理学内容，其本质是公民身份，即拥有权利义务的主体。它区别于人民、臣民、市民等概念。“公民”在西方经过了古希腊罗马、近代的发展，在现代又随着社会互动、国际交往和人道思想的普及等而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公民”概念不断被扩展和修正，可以说，“公民”至今仍然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苗族“古老话”的法律文化价值探析

苗族“古老话”是研究苗族习惯法的一部“百科全书”,它记载了苗族习惯法的法律主体对公平正义的运用,从内容到形式、从意识到效果都体现了一个古老民族对法律文化的创造。它不仅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导性价值取向一致,而且创造了亦歌亦法的法律文化自觉的民间方法,传播了一种法律生态化的信息。苗族“古老话”对于中华法文化的价值和贡献在于：首先,在原生态的法律文化价值创造方面,它是我国武陵山区苗族古代习惯法的传承手段和文本载体;其次,在法社会学科学思想的弘扬方面,它是苗族社会土地制度、婚姻制度和解决内部纠纷的最权威的法律依据和裁决标准;再次,从法哲学科学思想的弘扬方面看,它是朴素哲学思想的表露,它反映苗族“事物生成共源根”的生存哲学智慧,是完整而独立的苗族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律动之“水”与消殒之“雪”——《边城》与《雪国》意象比较

《边城》中以“水”为中心的意象系统传达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道家精神和生命的意义，由此可窥见作家沈从文在小说中欲探索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所包孕的文化内涵；而《雪国》中以“雪”为中心的意象系统则彰显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的禅宗思想，濡染了日本文化所独有的“物哀”、“幽玄”的美学风格，显示出川端康成对生命的独特探索。     

论贵州侗族服饰中的审美民族性

贵州侗族服饰就是一个独特的隐喻体系,它是通过服饰的三大核心部位来完成对其民族历史、文化、精神及意识的隐喻:衣服的款式和颜色宛如一颗杉树,隐喻的是民族精神的本源,是人与自然和谐一体观念的表达;发式宛如土堆,隐喻的是始祖居所,是"萨"崇拜信仰的形式表达;头花宛如新生命,隐喻的是情爱和生殖力,是自由、快乐追求的表达,是柔性美文化的体现。贵州侗族服饰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隐喻,表现了该民族最纯真的艺术意志和审美精神。     

"十洞"款会的历史变迁及其价值初探

"侗款"是侗族古代社会的一种村寨之间自发联合的民间自治和自卫组织,是侗族和谐生活的文明公约,是侗族地区自我约束的"法律"体系,是侗族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灿烂明珠."侗款"在侗族和谐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十洞"款会文化历史变迁及其价值的分析,让人们更加具体地了解"侗款"文化.     

试论侗戏的传承与保护

侗戏是在侗族说唱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传统艺术,具有鲜明独特的审美特色,承载了侗族丰富的文化传统,体现了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意识、审美情趣与审美追求。本文试图阐述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如何传承与保护我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戏     

侗族曲艺艺术研究述评

1985年“侗族曲艺交流会”的召开,是侗族曲艺艺术研究的开端,也是侗族曲艺研究中的里程碑,同时也是“曲艺”这个概念首次进入到侗族文化系统内部.侗族曲艺的研究对侗族歌谣系统中的说唱艺术进行了梳理、归纳、分析及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侗族民间艺术的整体研究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黔东南黎从榕地区侗族大歌田野调查与研究

对黔东南黎从榕地区侗族情歌音乐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从多种形式举例分析了侗族大歌的音乐特征,并指出侗族大歌音乐文化作为我国民族音乐文化殿堂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应促进侗族大歌音乐从田野走向社会,进一步提高音乐文化的研究层次,实现传承与发展的有机结合。     

侗族大歌审美文化内涵分析

侗族大歌是一种原生的艺术样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一种文化与教化手段。侗族大歌的内涵博大精深,它伴随着侗民族的形成与侗族社会的发展而形成、发展,是一种独特的蕴涵民族精髓的具有教化性质的＂百科全书＂,它传承了侗民族的文化和审美特色。其丰富的审美文化内涵体现在各种类型的大歌之中。大歌的形式和内容丰富多彩,其审美情趣、审美追求、审美理想和审美视界四个方面,深刻地体现了侗族大歌的审美文化内涵。     

侗族习惯法对女性发展影响探析——黔桂侗族、瑶族习惯法系列研究成果之九

侗族社会发展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之中，父权家长制度占据支配地位，并因此产生了制约女性发展的社会生产、生活的规范和禁忌。这些规范和禁忌的负面效应，严重弱化了侗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妨碍了侗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提高，制约了侗族地区和谐小康社会的构建。所以，摒弃侗族习惯法中不利于女性发展的消极因素，对保护侗族女性合法权益，促进侗族地区文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栽岩”的神圣性与社区“资源边界”的稳定——来自黄岗侗族村落的田野调查

侗族对特定生计资源的规序化配置,主要就是通过社区的"栽岩立法"对"资源边界"的划定取得各方的认可。这是侗族社区社会运作的文化策略。其实质在于,运用文化的方式,将社区生计资源的丰沛与匮乏,在制衡格局中得到有序的配置,集中体现了侗族的生存智慧。     

“下野地”:一个独特的艺术存在——试论董立勃小说创作的地域特征

作为本土作家的杰出代表,董立勃的小说创作极具鲜明的新疆兵团色彩,其创作底色被深深地打上了新疆兵团这一特殊地域的烙印。"下野地"的独特存在,既是董立勃小说世界的核心关键词,也是新中国初期压缩版新疆社会的组织再现。"下野地"这一艺术空间极富诗性维度,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地理的某种自然呈现,它的意义是多重的,具有丰富的阐释可能性。可以说,"下野地"属于董立勃,它的艺术内涵独具风格。     

从侗族大歌申遗看黎平对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在现代社会中,侗族文化遗产正处于濒危状态,保护工作形势严峻。黎平县从侗族大歌申遗入手加强传承和保护。主要经验有建立名录体系,建立健全组织机构,保证资金投入,建立试验基地,民族文化进校园,加大民族文化挖掘、抢救、整理力度,通过深入开展民间节庆活动提高保护意识、加强法律保护以及开发利用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