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咆哮了的土地》中的李杰形象的塑造

<正> 蒋光慈是我国革命文学的拓荒者.他勤奋地撰写了大量诗歌和小说,苦心孤诣地探索如何用艺术的形式反映我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生活,革命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和农民的反抗斗争.1930年蒋光慈创作了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作品采用了新题材,描写了新人物,表现了新主题,它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阶段.也确立了蒋光慈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深描”一件被人忽略的往事——细说《红岩》作者们解放初期的第一次“文学”活动

重庆解放之后,最初对重庆大屠杀事件进行写作的脱险志士并不是后来《红岩》创作团队中的罗广斌和刘德彬,而是任可风、钟林、王国源等更有写作基础和写作能力的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并不是会写作的人就能够写作。罗广斌和刘德彬的主要优势是政治上可靠,因此,有资格和机会进入机构和组织的活动领域,并对其他人的作品进行整理和编写。虽然是编写,但他们的"成果"可以通过组织的力量流播到全国的范围,产生更大的影响。虽然是编写,但罗广斌和刘德彬他们"严肃"的编辑过程却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和权力的运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材料"的渗透和改造。通过对《红岩》作者在《红岩》写作之前"文学"活动的分析,可以看出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在日后写出《红岩》并"成为作家"的机遇何在。     

浅谈小说的叙事角度

在传统的写作理论中,小说中的人称仅指作者在作品中的地位,也就是用什么身份、什么口气来说话。这样,如何运用人称似乎完全取决于作者的选择。随着小说文本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人称的内涵不像传统写作理论所界定的那么简单,其实,如何运用人称是小说创作中一个非常复杂的技巧,它要解决的是小说作者、故事叙述者、作品中的人物以及他们和读者的关系。人称运用得恰当与否,决定着作品的成败。为此,本文从小说创作中人称运用的三种基本类型:全知叙事、限制叙事、纯客观叙事出发,主要结合蒋韵等人的作品,阐述了小说人称运用的技巧特点,希望能够纠正人们对小说人称的传统看法。     

女性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凌叔华小说展示的独特的女性世界

凌叔华是"五四"女作家群中极为独特的作家,以写高门巨族中的温饱女性见长,她作品的表现内容切入点极具特点,描写手法极富特色.本文试图从作者塑造的各色人物、描写手法入手分析小说的特点,以求较全面地反映作者创作上的独特性.     

明代中叶社会风习与《金瓶梅》的“俗”——以西门庆作为考察对象

<金瓶梅>是一部描写"时俗"的伟大的世情书,小说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大多是市井社会中的俗人,"饮食男女之事"在他们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和五光十色的表现.西门庆作为小说的第一主角,不仅是作者全力刻画和重点描述的人物,而且作者围绕着他还写了社会各阶层其他众多的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鲜明地体现出当时的时代风气和社会面貌.解剖西门庆这个人物形象,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金瓶梅>作为一部"寄意于时俗"的小说的内涵和价值.     

“三言”与“二拍”商人形象之比较

"三言"与"二拍"中都描写了大量的商人形象,但两者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三言"中的商人重情重义而"二拍"中的商人重利。这和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导致人们观念的转变有关,更与编撰者的创作意图有关。冯梦龙注重小说的教化功能,所以用作品中的人物劝戒商人重情重义;而凌濛初书商的身份决定了牟利是他的终极目标,自然要迎合读者的欣赏趣味。     

清代长篇通俗小说对汉文化的崇尚

清代初、中期通俗小说中,除<七峰遗编>、<海角遗编>、<铁冠图分龙会>这类作品直接描写了明遗民与满族统治的对抗情节,并带有明显的刻意崇尚汉文化的倾向外,还有许多作品是通过小说作者的创作动机、小说题材的选择倾向以及小说人物的塑造与具体情节描写等方面,或间接或曲折地体现出此种倾向的.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即题材选取上侧重明代故事的倾向与严肃的写作态度,赞扬高蹈出世的倾向,炫耀汉文化传统才学的倾向,大凡描写本朝人物故事就带有批判的倾向,而在文化道德方面又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对作品主要人物的要求.     

面向底层社会与底层民众——试论左翼作家小说创作的题材取向

三十年代“左联”主张文学为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解放斗争服务,要求作家深入革命的实际,与战斗的实际生活接触,到工厂到农村到战线到社会的底下层中去关心工农大众的生活,去描写他们的生活。因此,左翼作家小说创作描写工农大众生活的题材从数量上来说是最多的,而各种工人、农民的形象则成为作品中人物的主体,显现出一种与五四小说创作不同的主题与题材取向。     

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的背离——上海租界文化语境下的蒋光慈

1927年后,涌向上海的作家不只为谋求生计,也为顺应时代而谋求创作话语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蒋光慈尽管掀起过"革命+恋爱"的小说热潮,却被视为"小资产阶级作家",其作品也被当作"技术粗糙"、"浪漫虚无主义"的宣传品.实际上,蒋光慈一边极力提倡"革命文学",一边又因当时租界的商业化,文坛激烈论争的影响而努力改变着自己的创作风格,在不经意间背离了自己的革命文学观.     

论"革命文学"的艺术性追求

192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崛起的"革命文学",有着强烈的政治功利性追求,文学的宣传性、煽动性得到了充分肯定与张扬,而艺术审美性却遭到了空前的忽视,大多数"革命文学"作品因对政治观念的简单图解而沦为粗陋不堪的标语口号.然而,也有一些革命作家依然执著于艺术手法与表达技巧的追求,他们吸收、借鉴西方现代派技巧进行实验性创作,赋予了"革命文学"难能可贵的现代品格.同时,"革命文学"时期,还悄然崛起了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即"力的文艺".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从死亡叙述到演泽活着－余华小说《活着》反映出的新变化

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余华等先锋作家及其作品被称之为“后新潮”，他们对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秩序进行绝对地反叛和怀疑，根本否产极价值和意义，常常在恐惧和绝望中进行“死亡叙述”，描述死亡过程，93年余华小说《活着》的问世，表明他已进入“新写实”的行列，他的人生态度，文学观念等都已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有限的。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