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三辨之学”平议

孟子志在救治功利主义横行的整个战国时代,以“人禽之辨”拔本塞源,以“义利之辨”崇本息末,以“王霸之辨”治乱救弊,旨在开显一种不仅可为当世开太平亦可为万世开太平的修身治世之道。这是平议孟子“三辨之学”,澄清后人误解或创造性诠释,避免厚责古人或厚诬古人的重要线索与研究基础。由此出发,可以清晰判断古今学者有关《孟子》“三辨之学”的代表性观点哪些分别与孟子的“本有之意”“当有之意”与“未有之意”相对应,从而有助于在对孟子尽可能平实了解的基础之上,还原《孟子》义理架构的本来面目。      

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     

欲与情：“以自然之为美”——李贽自然人性论哲学美学思想的逻辑结构

关于欲与情,李贽首发“以自然之为美”的宏论,其所谓“自然”包括四个维度：首先,根本指向是承认“欲”的自然正当,为个体私欲即生命主体的感性欲望正名,反抗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主导思想;其次,“情”以欲为源,不齐之自然人欲的流行发用生发不齐之自然“物情”,打破发乎情、止乎礼的礼教传统;再次,任情从欲即为自然,把追求自我欲望的满足和情感的快适即“真”视为超越世俗美丑判断的新标准;最后,“童心说”强调文艺创作应是“自言”、“自文”,实为自然之“真”的具体落实和集中体现。这些,构成了李贽自然人性论哲学美学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     

如何说不可说之道?--老子哲学中"道"概念的语义分析

道是老子哲学中之核心概念。依据清代哲学家戴震的解释学思想,运用现代语言哲学与分析哲学方法对老子哲学中“道”概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老子哲学中“道”具有多重意义,其中“本原之道”与“规则之道”是老子道概念的基本内涵。作为“本原之道”,意谓道是万物的总根源,可以从存在论与演化论两个角度去考察;作为“规则之道”,意谓道所蕴含的规则属于次生意义,可以从“天之道”和“人之道”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逍遥三辨”与“逍遥之旨”

庄子的逍遥思想是通过“小大之辨”、“有待无代之辨”、“有用无用之辨”三个环节来表述的。如果只注意《逍遥游》中的“鹏鴳寓言”一节，则使庄子的思想成了断尾巴蜻蜓。庄子的“逍遥游”境界，是庄子的理想追求，也是庄子的自我设定与塑造。庄子，即逍遥游的象征。     

三“天”归一 ——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凝缩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主要包括三种含义：宗教意、自然意和伦理意，此三意之天，可以简略称为“三天”，“三天”的相互制约，尤其是相互转换与融合的过程，凝缩了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历史     

张载心性理论对张伯端内丹学说的影响

在中国哲学史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是人性二元论确立的一个显著标志,然而,对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是否为张载所独创,目前尚无定论。本文就此进行初步考证,认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是张载本人所独创,在理学创立时期,理学思想影响到了道教。笔者相信,这一事实一经确立,将有助于对理学大师思想原创性的认识,也将有助于对儒、佛、道三教思想互相影响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脂评“情不情”与“情情”新解

“情不情”“情情”是情榜对宝黛二人具有结论性的评语。脂砚斋也认为宝玉有“情极之毒” ,此评不确 ,应予以辨正。因钗麝非宝玉情之所钟 ,而情之独钟是黛玉。弃钗麝为僧是宝玉的情极之变 ,亦是一种“情极之情” ,而非“情极之毒”。情不情的核心是儿女真情。宝玉对黛玉、晴雯之情就是天然情性去私净欲后的无瑕真情。“情不情”与“情情”不能分开 ,宝黛二人均可说是“情情”。     

也谈《墨经》之“侔”--墨“侔”三款之我见兼商榷

《墨经》之“侔”,其得以成立之前提应为《墨经》之基本范畴“同”,而《墨经》所言之“同”凡十种,又可细分为“名”层面之“同”、“实”层面之“同”与“合”层面之“同”。墨“侔”正是基于上述三类“同”之前提得以建构,进而实现其“比辞而俱行”的内涵的,由此墨“侔”基于三类“同”之前提形成“侔”之三款,即“名”之“侔”、“实”之“侔”与“合”之“侔”;还可依据三种形式形成“加”之“侔”、“减”之“侔”与“换”之“侔”三款。此外,《墨经》中对“侔”之表述多为举例式,属经验性陈述,故墨“侔”成立之有效式只可经验归纳而得,先验演绎难以得之。基于上述认识,对以往学界所持之墨“侔”属西洋形式逻辑“附性法”、墨“侔”应包含“不是而不然”之“否定式”有效式及“是而不然”“不是而然”等“部分否定”有效式、墨“侔”之“减词”与“减辞”说、墨“侔”属“复杂概念推理”或“关系推理”、墨“侔”即“辟辞”属类比推理、墨“侔”属直接演绎推理等诸代表性观点进行商榷。     

“仁”的五种诠释

在仁学研究史上，关于“仁”的诠释主要出现过五种形式，即本体之仁：意味着“仁”是一种超越的，绝对的，无任何限制的终极存在，它是天地万物的终极根据和宇宙人生的价值根基；境界之仁：即彰显出一种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相融的至东境界；人文之仁：“仁”体现对人自身地位和价值的肯定和重视，对人的尊严和权利的保护；生态之仁：展现人类世界与其他生命世界以及自然世界之间的本然和谐状态；贯通之仁：“仁”蕴涵着贯通天地万物，贯通物与我，贯通人与我的重要内涵。这五种诠释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仁”的内涵，也为诠释古代哲学范畴提供了宝贵经验。     

关于《论语·八佾》中的社

《论语·八佾》中的“社”,部分古代注本和几乎所有的今人注本,都解释为“木制的牌位”。本文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这里的社,是指代表社神的活着的树木,而不是木制的牌位。     

从"意在象先"到"体无"--论王弼哲学的认识论及其美学意蕴

王弼的认识论主要包括两部分言意之辩和体无.言意之辩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被提出,研究者往往注意此文的第一段,对第二段则很少注意,第二段其实也有很深刻的思想,即意在象先的命题.此思想对干中国美学具有重要影响.体无是王弼哲学的最终追求.在意在象先和体无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发掘这种内在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王弼哲学.体无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的共同的最高境界.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反向一致原则”

WTO在争端解决机制的专家小组程序中采用反向一致原则的主要原因是GATT的专家小组程序所采用的全体协商一致原则对专家小组程序作用的限制和影响。在争端解决的不同阶段,反向一致原则的适用条件也有所不同。     

论《金瓶梅》中的“王婆”形象

在《金瓶梅》一书中,王婆只是一个小角色,但作者在她身上着墨前后计有十个回目之多,尤其在小说的前九回中,她的戏份颇大,而且她与书中主角之一潘金莲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在塑造潘金莲的形象时,王婆的形象也跃然纸上。王婆无疑是《金瓶梅》群丑之中的重要一丑。讨论这一形象,可以加深对作品批判社会现实的思想主题的认识。     

"最密切联系"在冲突法中的法律地位

伴随着冲突法革命,最密切联系原则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应运而生。此原则自产生以来,一直是国际私法界普遍关注的焦点。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冲突法的基本原则,对我国的冲突立法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之理论与实践源探

在具有代表意义却处于不同境遇的俄国和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中,都提出了在我们今天仍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课题:即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事实上,马克思最先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了隐晦的解答,而列宁和卢卡奇、葛兰西又于不同地域赋予了这一问题以实践维度的应答,其具有的异路与互补特征为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增添了光辉的一页,也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创设了存在的价值.     

潜隐在“革命话语”中的不谐音——论丁玲“革命＋恋爱”小说中隐含的矛盾现象

丁玲的“革命＋恋爱”系列小说，深刻呈现了她此期创作探索的矛盾现象：努力表现时代“革命话语”，却不时遭遇潜在“性别话语”的干扰，导致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相背反。体现在：本意作为被改造者或受教育者塑造的女性形象，结果却高扬女性主体意识；多重叙述视角的交替运用凸显了作者的性别意识与性别立场；对“革命话语”的表现程度与情感态度也目性别意识与性剐立场的渗透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丁玲创作探索的得／失对日后女性解放与女性写作发展不无启示意义。     

先进性是"三个代表"的实质所在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1世纪,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三个代表"的实质--先进性这一命题入手,从根源、精髓、根基等不同的视角和层次进行研究,有助于探讨落实"三个代表"的基本途径.     

对“三个代表”的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的认识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要求的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的重要论述是对我们党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最本质的概括,为我们党保持党的先进性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途径。     

儒家“人治”思想批判

儒家的"人治"思想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实践中则对中国的政治进步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导致了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造成了"人亡政息"的怪圈,抹杀了人民的政治权利.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它的危害性,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理直气壮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