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周扬是个复杂的人物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坛上一位具有特殊意义的文艺理论家 ,人们对他和他的理论一直众说纷纭。《周扬的位置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指出 ,周扬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 ,他既是这一思想有力的阐释者 ,在一些时期又与这一思想体系发生冲突 ,最终导致了他在“文革”中的命运 ;文艺为政治服务 ,是周扬文论的归宿 ;对周扬文艺思想的研究要放在整个中国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体系内进行考察。《左联初期周扬文论的贡献与偏向———兼论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就周扬在左联初期文艺活动进行了…     

欲进复退——评周扬1962年提出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196 2年周扬提出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是周扬对中国革命文艺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严肃的思考的结果 ,旨在为纠正当时文艺指导思想存在的一些问题、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提供一个根据 ,由于周扬文艺理论体系的核心———文艺从属政治、服务政治———未变 ,追求政治性文艺的目标未变 ,因而随着当时形势的变化 ,他立即又退了回去。所以 ,在一定的意义上 ,可以说这是他文艺思想的一次“欲进复退”。     

现实主义与文艺为政治服务——论周扬现实主义理论的特征及其理论来源(之二)

周扬认为文艺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但文艺为政治服务,必须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毛泽东《讲话》精神指引下,周扬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与为人民服务很好地结合起来。要求文艺工作者掌握正确的世界观,满怀热情地描写人民的新生活,塑造出新人的艺术形象。文艺作品应当努力创造出为人民大众喜爱的民族新形式。周扬关于现实主义的这些理论,来源于苏俄文艺思想并受到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深刻影响。     

被“遮蔽”的文本——对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的分析及反思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作为对周扬的定评,文艺理论家的周扬却被"遮蔽",这是欠公允的。1941年前周扬在文学与生活关系上的认识是较为客观的,表现出他作为理论家的时代超前意义。他谈到毛泽东1942年所谈论的问题,包含着他作为文艺理论家独特的理论感受。这里立足《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对1942年以前周扬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作论述。     

建国初期的两种权威文论话语及其相互关系

对于新中国文学理论建构而言,具有权威性的话语资源,首先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其次是苏联文论。在有限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著中,毛泽东不仅对许多文艺内部的具体问题缺乏学术性的论述与探讨,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也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阐释。苏联文论承接的是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19世纪俄国文论传统,这一传统又与整个欧洲学术传统相衔接。虽然它也存在很多问题,但对许多具体的文艺问题,都有学理层面的思考与探索。20世纪50年代苏联文论开始"解冻",这一理论动态也能够迅速被介绍到中国并产生影响。建国初期,在中西方古典文论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失语的情况下,苏联文论成为国内理论工作者试图填补毛泽东文艺思想留下的理论空白、突破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局限,校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偏颇时,唯一能够借用的话语资源。     

革命的姿态——对周扬上海时期(193l-l937)文艺思想的解读

周扬在中国现当代文论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他上海时期(1931—1937)的文艺思想又为他的整个文艺观念奠定了基调。30年代,他认可了文艺与革命的紧密联系,并对两者关系中的方方面面有过细致的考查;他紧跟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大潮;在这个时期,他表现出非常“革命”的姿态。     

美在前进的生活中--试论周扬的美学本体论

从某种意义上讲,周扬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上的发言人,他的美学有比较强的党性色彩.在美学本体论上,周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定义,给予了很高评价,但对他的美学也有所批评;他准确把握了毛泽东的美学体系,并且大胆纠正了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错误理解;周扬还提出了四化建设需要美学.     

邓小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

邓小平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这突出表现在对新时期文艺方向的调整和确定上面。他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调整为为人民服务，意义十分深刻；他关于文艺属于人民和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他有关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论述，澄清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重新确定了社会主义的内涵，把握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全局，并且强调了党对文艺工作者的教育。在文艺方针问题上，邓小平对双百方针的内涵作了非常重要的调整和发展，并以他的改革开放学说为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础。     

赵树理文艺创作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离合--兼及周扬

周扬出于阐释毛泽东<讲话>精神的需要,发现了赵树理并誉其为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最好实践者,但是毛泽东本人却对赵树理保持了沉默.本文从毛泽东这一意味深长的沉默入手,围绕着"大众"一词的不同理解,来分析赵树理文艺创作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之间的离与合,其中也涉及到周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理解发生的偏差.     

周扬与胡风30年代文艺思想异同论

周扬与胡风３０年代文艺思想异同论昌切周扬与胡风的文艺思想，在３０年代基本成型，在４０年代有所调整深化，形成了似乎完全对立的文艺思想格局。这种对立的文艺思想格局直至解放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倾覆”才暂告终结。然而，细细究来，他们的文艺思想并非格格不入...     

1949-1966:文化领导权之争中的蔡仪美学思想

新中国建立初期,蔡仪的美学思想在强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历史氛围中受到吕荧的批评:蔡仪的美学体系是在唯物论的前提下发展了唯心论的美学理论。蔡仪在此后批判胡适、胡风的运动中,向毛泽东文艺思想靠拢,在运用意识形态话语的同时从所谓唯物主义的角度批判胡适、胡风的唯心主义理论,初步扭转了理论困局。美学大讨论中,蔡仪一方面批评自己美学思想的形式主义、唯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却在坚持美的物性客观说、客观形象说和美的种类说等自己的基本美学理论的基础上批判他人美学思想为唯心主义,使其成为当代中国美学流派之一家。在《文学概论》的编撰中,蔡仪与周扬在美学观、艺术观上高度一致,并在周扬的左右下进一步疏离文艺的上层建筑性质,将具有浓厚形式主义色彩的形象客观性的美学思想借助《文学概论》成为中国当代美学之主流。     

现代文化思潮投射下的文学母题

从文化视角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演变总是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制约和规范,并主动随着文化思潮旋转,也就是说,受何种文化思潮影响,就会生成何种文学.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回观,现代文学始终环绕三大文化思潮变奏和旋转:即人文型文化思潮、政治型文化思潮、民间型文化思潮.这三大文化思潮不只影响着作家对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刻画,也影响着作家的艺术构思、表现手法和语言运用,更制约着作家对文学主题的选择和表达.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沿革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提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政治"是较狭义的政党政治.从上世纪40年代末开始,为政治服务不仅跃升为国家的文艺基本方针,也被明确地阐述为要为执政党的具体政策和任务服务.60年代,文艺又被要求完全服从于以阶段斗争为纲的执政理念.1980年,作为国家文艺方针的为政治服务始为"二为"取代,在实践形态方面,为政治服务自新时期文学肇始起已有根本改观.     

从胡风现象反思中国现代文化精英的历史悲剧简

胡风问题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乃至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文化现象,是现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对胡风现象的历史反思仍徘徊不前。导致胡风悲剧命运的“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的现代文化性格和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包含世界观、人生态度、文学创作方法三个层次的意义,主要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左翼内部文化思想斗争的产物。在新文学的历史任务、接受世界先进文化、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上,胡风文艺思想与左翼主导思想存在一系列分歧,自身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不是右倾而是左倾。从传统文化心理的自我束缚中解放出来,疗救“精神奴役的创伤”,锻炼独立、健全和理想的人格,是胡风现象给后人的最深刻的启示。     

从院系调整看周恩来的教育思想

作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除了在政治上与毛泽东保持高度一致外,更注重如何迅速的让已有的教育体系适应社会政治的变革,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服务。这也是周恩来和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不同之处。     

文艺与政治——胡乔木晚年的理论检视与反思

胡乔木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晚年敢于批评那些“死守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公式”的教条主义,突破文艺与政治的一些理论禁区,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等困扰文艺界几十年的神圣法则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反思,诸如提出了文艺与政治性质、任务、社会作用和作用方式不同,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但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党对文艺要在艺术所允许的范围里按艺术规律发挥作用,文艺批评不能片面强调政治性等观点,为促进新时期文艺事业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做出了独特贡献。      

继承、批判与超越——梁启超和胡适传播思想的对比分析

梁启超和胡适都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大家。在政治、文化剧烈变化的时代,二人通过办报刊、著述、讲学对中国的舆论界、学术界和政界构成了重要影响。但二人对大众传播及文化传承中许多基本问题的看法与主张又有着明显区别,呈现出一个继承与超越的轨迹。时梁、胡二人传播思想的比较分析会给今天中国的新闻和文化传播实践及理论建构提供有益的启示。     

共鉴“五四”：西学东渐、指向启蒙与政治现代性——以苏雪林、胡适与周作人的“五四”观为支点的学术考察

文章以苏雪林的《中国文学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与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三部新文学史著述为研究对象,解读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如何在不同视角下建立自己的＂五四＂观。研究表明,就＂五四＂的发生而言,苏雪林认为西方思潮对中国人生活形态的影响应是主要因素,而胡适敏锐地从古文向白话文的转换入手,认同＂语言＂革命是＂文学＂革命、＂文化＂革命之先声,周作人则更多倾向于＂言志＂这一传统诗学精神在社会变革期的反映,认为＂五四＂与明代文学革命运动如出一脉。三种不同的＂五四＂观,实际上反映了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如何用自己的眼光来审理＂五四＂这一学术命题。这反映了＂五四＂所产生的动因乃是＂启蒙性＂而不是＂革命性＂的,无论同时代人如何解读＂五四＂,其出发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启蒙＂,苏雪林对于＂五四＂发生之解读,在更高层次上囊括了胡、周二论,是相对全面的。最后,笔者进一步总结,发现＂五四＂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促进了白话文与大众传媒的普及进而导致政治现代性的转变。     

继承、批判与超越 ——梁启超和胡适传播思想的对比分析

梁启超和胡适都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大家.在政治、文化剧烈变化的时代,二人通过办报刊、著述、讲学对中国的舆论界、学术界和政界构成了重要影响.但二人对大众传播及文化传承中许多基本问题的看法与主张又有着明显区别,呈现出一个继承与超越的轨迹.对梁、胡二人传播思想的比较分析会给今天中国的新闻和文化传播实践及理论建构提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