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王学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危机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发展到明中叶出现了反映当时市民社会道德要求的新的因素,这些因素从传统伦理道德中引发出所谓叛逆的学说,从而导致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危机。这一发展倾向,是从中兴理学的王守仁开始,至其后学泰州学派而发展到极端。王学导致了传统道德的失范、伦理思想对生活的贴近以及对工商市民道德要求的认同。     

简论王艮和泰州学派

自明清以来,我国史学界对王艮和泰州学派的评价众说纷云。有的认为他们是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和反封建的人民性的进步学派;有的认为他们是反映下层人民利益和要求的“王学左派”;有的则认为他们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把“王学”更向右发展了的反动主观唯心主义的学派。对王艮和泰州学派之所以有不同的评价,这是由于王艮和泰州学派的学说,既受着王阳明学说的重大影响,存在着一些主观唯心主义和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消极面,又对王阳明学说作了重大改造和发挥,有其独创性,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和反对封建专制进步性。这样,人们在评价时往往容易强调某一个方面,甚至加以夸大,而忽视另一个方面,以致不能     

张履祥由王返朱的心路历程及其对王学的批判

清初理学家张履祥的治学,经历了一个"由王返朱"的心路历程,这正好体现了明清之际学术转变第一阶段的"尊朱辟王"趋向.张履祥对王学有深刻的批判,指出王学有骄吝诳人、阐扬异教、直捷径省等弊病,认为陆王之学在学术史上可谓"霸道之学".作为清初辟王学的第一人,他的思想影响了吕留良、陆陇其等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尊朱辟王"思潮的发展.     

"新学"与"王学"探析--兼与徐规、杨天保两先生商榷

从发生学的角度,《走出“荆公新学”》较早地对学界“新学”、“王学”互指现象提出质疑,但也存在偏重官学形式而将两者割裂的问题。实际上,从王学官学化、“新学”概念的由来、内涵及宋人态度等看来,王学与新学在历史上分别与两种“新学”概念相联系:一是见于史料、立于学宫、主要包括《三经新义》、《字说》的与“王学”存在差异的“新学”;一是由新经义、新字学、新学风、新学学派等四个构成,有官学、新经学、学派三种含义与“王学”完全等同的“新学”。虽然这两种“新学”概念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最终被合一,但在具体的思想研究当中还是应该加以注意的。     

袁枚的王学批判述论

受时风影响,加之个人好恶情感的注入,袁枚对王学的态度呈多样性形态。既对王阳明的"良知"主张作了否定,又并非一味指责;既认为王学空讲心性而没有实际效用,又认同王阳明的诗学见解;对王学后传之一的泰州学派成员则多所攻讦,言词激切。     

明末的诗学反思与学风转型

明末文人继承了明人一贯的文学反思意识,他们通过对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诸家诗论的反思,深刻认识到文学及诗学的鄙陋源于空疏不学。他们认为,上述三家的"废学"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身学问的粗疏,二是表露出拒绝或忽视"学"的倾向,或是否认学问对于诗歌创作的积极意义,或是由于表述方式的欠缺,忽略了学养的意义,后者对诗学的影响尤为明显。有鉴于此,他们普遍批判空疏不学的错误倾向,强调"学"之于文学、诗学的重要意义。诗学反思与对科举、王学的反思异曲同工,共同凸显了"学"的价值,从而使当日的学风崭然一新。     

明清之际王学“清谈误国”论质疑

学界对阳明学哲学内蕴的阐发,多致力于挖掘王学的“庶民性”,更有论者将其与西方“启蒙”概念相比附。余英时认为王学是“得君行道”不得而“觉民行道”,也有着觉醒下层的意蕴在。然而,除去对王学文本分析和讲学研究之外,学界对王门后学与国家之间的行迹研究,实际上却着力不多,基本沿用旧有话语表达,“清谈误国”论即为显例。明末清初流行的“清谈误国”论认为王学袖手谈心性,使明王朝陷入危机乃至崩溃,而这其实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不可抽离来界定王学的性质。王学兴盛时,也是明王朝边患剧烈之时,考察王门后学在抗倭中的作为,以及边将翁万达的经历,可以发现,王门后学以国家为己任,勇于任事,履艰危,能自竖立,以志节振拔于一时,远非所谓“清谈误国”可涵盖。因此,弄清晚明清初“清谈误国”论的来龙去脉,可以为进一步讨论王学的历史进程及其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奠定基础。     

清中期关中大儒李元春的著作和思想

李元春是清代中晚期关学的代表人物。李元春的理学思想渊源于河东之学,属于理学中的程朱一派。在清代考据学独盛之际,李元春坚持朱学的立场,批判汉学和王学,同时又继承关学重视礼教、崇尚实学的学风,代表了关学在清代中期以后发展的总体趋势。     

焦竑对晚明王学的修正及其思想史意义

晚明泰州学派后劲焦竑面对晚明王学空谈性命、玄虚而荡的现状，从王学内部理论出发对阳明后学作出修正。焦竑承接阳明及其后学基本观念，用“孝弟”诠释良知，严格把控性情关系，以应对晚明情欲恣肆之弊；倡顿、渐并重的修养工夫，以扭转阳明后学工夫疏旷之现状；提揭博学与经世，以救治晚明空疏学风。焦竑对晚明王学从本体、工夫至于学风作出的修正，反映出晚明理学演变的复杂形态，亦可看到晚明儒学思想之新动向。     

发现"王学"真正的命脉——王安石"字学史"初论

在北宋“选举社会”推动下,王安石勤修“举业”,以“字学”为基,成功中举;入官后,王氏“字学”更见规模;晚年卓尔成家,绵及后世。在此“字学”发展史中,王安石遭逢庆历学风之变,首先力革个人早期“举业化”的“字学”观念,转求义理。其次,又围绕“义理化”的“字学”,重治群经,力主内圣,圆通“王学”,开拓出“宋学”新局。所以,王氏“字学”堪称“王学”主脉。     

从平宁藩之役看王守仁的军事思想

王守仁善于从政治角度去处理军事问题,在战争指导思想上十分重视谋略,在建军思想上强调选将用将,并将因材施教原则应用于军事训练．他将心学运用于军事之中是其军事思想最具特色之处．阳明心学虽属唯心主义体系,他的军事思想却具有唯物主义倾向．     

江右大儒 宋学中坚——试论罗钦顺的学术思想

明中叶思想活跃 ,大家辈出 ,罗钦顺就是其间著名的一位。在阳明心学几呈席卷之势的情形下 ,钦顺中流砥柱 ,毅然奋起批驳心学之误 ,充分显示了一位哲人的特立独行的品性 ,时人论之为“宋学中坚”。钦顺思想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对阳明心学禅学化的揭露、对程朱理学的改造、对气论的引申与深化、对佛学唯心论的批判等四个方面     

明清哲学家物身、心物关系论中的信息认识论思想

明清时期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已经看到了在人的认识发生的过程中，心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被人的感官和理性所中介的性质。王守仁的“心即理”的“致良知”说，虽然属于主观论的命题，但深刻揭示了人的认识被人的认识结构（先已形成的认知图式、理性框架）所中介的性质。王廷相的“思与见闻之会”说、方以智的“质测即藏通几”说、王夫之关于形神物遇而知的理论则更是对人的认识被人的神经生理结构、认识结构所中介的性质作出了统一性论述。     

从朱子的“已发未发说”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

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提出,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在逻辑上与其多次强调“至善是心之本体”构成了矛盾。实际上,“无善无恶心之体”与儒家传统所讨论的“已发未发”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阳明对“心体”的理解和对心、性、气的理解与朱子“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有着较大的不同,但也有相等同的一面,它凸显了心体与天理的一贯。阳明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是和“至善”、“良知”、“天理流行”紧紧相关的,联系的中介即“未发之中”,而“无善无恶心之体”与“有善有恶意之动”则为一体之两面。     

儒家文化之精奥

以往言儒家必数经史子集,道人伦义理,人们尤钟孔子之仁义,孟子之心性,荀子之性恶,董子之君权神授,邵子之太极,周子之道德性命,二程之天理,陆子之心学,朱子之理气,王船山之行先知后,王守仁之知行合一……不免精于粗而忽于细,明于理而蔽于形。我以为儒家精奥在于儒家文化外形:求美,求善,求仁义;忧国,忧民,忧天下;重文,重礼,重气节;畏天,畏地,畏天命。     

明中叶后社会发展与文化转型——明杂剧社会文化背景探源之三

明中叶以后,随着统治者成了名副其实的守成之主,创业时期生机勃勃的进取精神已成以往,君亲伦理自上而下迅速陵替,其直接后果便是社会向心力的减弱,导致传统思想文化权威的衰微和新思潮的诞生.从哲学中的王守仁学说,李卓吾的反抗精神,到明代中叶诗文中反对"台阁体"文风笼罩和八股文束缚的复古主义运动,到后来反抗传统教条束缚最激烈的"公安派"和戏曲创作中具有同样意识之汤显祖、徐渭,共同形成了明代中后期尊重个性,反抗传统束缚,力求变革和创新的思想潮流.与此前体现大一统的整体气势和趋同心态恰成鲜明的对照.在这后面,显然隐寓着向往自由的时代文人之心态转向.研究明中叶后杂剧发展演变的历史文化背景,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     

王安石与《维摩诘经》

王安石与佛教的关系研究目前仍是王安石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文通过对王安石诗集中与《维摩诘经》有关的诗作进行分析研究,希望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安石与佛教的关系,从而说明王安石的佛学修养是相当深厚的。     

巴土家族神崇拜的演变与历史文化的变迁

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的族神崇拜随其族群迁徙的历程、社会历史的转型而几经演变，经历了由向王天子崇拜到白帝天王崇拜而后土王崇拜的交接更替。不同的族神崇拜产生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域，形成了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地域文化，表现出巴、土家文化统一而多样的特征。     

王阳明“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的趋融

《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     

论王安忆小说中的平民精神

王安忆在对生存意义的不懈追问中,特别崇尚日常生活中的平民精神:立足现实的务实精神、不屈不挠的生存意志和蓬勃旺盛的生命力量。这种平民精神体现了马斯洛的生存需要层次理论,也含有存在主义哲学的意味,并形成了王安忆独特的平民史观和辩证的命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