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及变动趋势

本文利用泰尔指数及其分解法分析了1980-2004年我国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及变动状况,并对制造业空间分布的贡献度作了分析。研究发现,改革以来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差异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但制造业向沿海的集中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除少数产业地理集中度出现了下降外,大部分产业出现了上升,上升幅度较大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改革初期对制造业空间分布的贡献度从大到小依次排列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到了2004年这一排列次序变为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     

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价值活动网络演化研究

基于遗传算法分析了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价值活动网络演化过程,仿真实验发现: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网络规模与总价值创造量呈现出增长—震荡—稳定的演化趋势,且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网络总价值创造量的提升空间高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网络规模与总价值创造量呈现出震荡—稳定的演化趋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价值活动与活动集初始平均价值创造量最大,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活动及活动集平均价值创造量提升程度最大,三者生产性服务价值活动与活动集平均价值创造量均呈现提升—稳定的发展趋势。     

我国制造业进口多样化及其生产率效应研究

制造业进口多样化程度上升会提高其生产率。首先利用UNCOMTRADE数据测算2001—2014年我国25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进口多样化程度,发现制造业总体进口多样化程度先下降后上升,呈现阶段性波动;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的进口多样化程度存在差异,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进口多样化程度最高、资源密集型制造业最低。其次提出制造业进口多样化可以通过横向竞争效应、横向学习效应和纵向溢出效应提高其生产率,集中表现为劳动生产率上升。最后采用系统GMM方法估计动态面板数据,证实我国制造业进口多样化程度上升的确存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应,但是这种效应在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中存在差别,进口多样化程度上升显著促进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够显著。     

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区域比较

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区域间制造业发展状况,指出中国区域间制造业发展呈现出不均衡的发展态势和不同的产业结构特征.分析显示,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正在由北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逐步向东南沿海少数省份转移集中,各省份之间制造业发展差异趋于不断扩大,并突出表现为中西部广大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之间发展差距的扩大.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区域制造业部门结构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总的来说,区域制造业部门结构的演进方向是:从轻纺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向资源加工工业(资本密集型),再向机械电子制造业(技术密集型)转变.     

中欧服务贸易与我国制造业服务化：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构建双循环经济新格局意义重大,而中欧服务贸易则会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理论上,中欧服务贸易能够通过直接效应、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推动我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并通过资源转移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H-O效应促进我国制造业产出服务化。实证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中欧服务贸易能够显著推动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产出服务化。分行业而言,中欧服务贸易对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行业的影响存在差异,中欧服务贸易能够推动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投入服务化,却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投入服务化无显著正向影响;中欧服务贸易提升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产出服务化,却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产出服务化无明显正向影响,并显著抑制了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产出服务化。基于行业异质性,进一步探究行业特征下中欧服务贸易对制造业服务化影响的非线性特征,发现存在研发投入门槛效应与国有化水平门槛效应。     

FDI、要素收入分配和制造业增长

在考察外资进入规模、行业构成的基础上,分析外资对中国要素分配格局和制造业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从三次产业层面来看,外资主要提高了第二产业的相对需求;在第二产业内部,外资主要促进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技术进步,这两方面的变化均会导致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值相对上升,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另外,制造业扩张和FDI增加具有双向因果关系：FDI对制造业产值的提高具有显著作用,制造业产值对FDI也有促进作用,但是作用幅度较小。     

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及发展思路

中国制成品在出口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但低层次的制成品出口,一方面难以获取高收益,另一方面面临的贸易壁垒也越来越多,因此,有必要提升中国制成品出口档次,进而提升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由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步过渡到劳动资本密集型、劳动技术密集型等附加值高的形态,以发展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兴制造业作为主导产业,加快传统非劳动密集型重工业的改造和升级,是其必由之路。     

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是中国的立民之本

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指生产中主要依赖劳动力,而对技术和设备的依赖程度低的产业。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这三者之间区别很明显,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联系,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特别是生产领域。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于“两高一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仍有一席之地：人口众多;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需要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国民受教育程度有限。中、西部具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把义务教育落实到实处;优化教育结构;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中国制造业分行业贸易竞争力再测算 ——基于RCA指数与NRCA指数的比较

本文在对制造业分行业数据归并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的WIOD2016数据库,分别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修正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NRCA对制造业的贸易竞争力进行测算并加以比较,明晰中国制造业行业贸易竞争力的现实特征.研究发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行业存在被高估和被低估的行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行业大多被低估,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行业大多被高估;这种高估或低估的差距整体呈现缩小趋势,与中国制造业更多的采用国产中间产品投入生产的转型升级相吻合.     

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未来态势

中国工业化是国际、国内环境影响下的必然选择,制造业的未来发展走向是实现工业化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而国际、国内环境的多方面影响和压力将对制造业的未来发展态势既有制约又有推动作用。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走势将是:矿产业将走出国门,直接投资于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承接来自发达国家较高端链条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要求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重点是装备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在国际产业转移按产业技术级差进行转移的规律下,将承接来自如美、日、韩、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其产业结构将面临调整,其基础类产品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有待解决。     

FDI技术溢出对广东省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基于制造业部门的面板数据

运用计量模型对广东省2000-2011年30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FDI技术溢出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关关系。与之前研究不同,广东省制造业数据被按照资本劳动密集度、技术密集度和污染密集度三种标准进行了细致分类,并且在模型中增加了行业利润与工资成本的比较优势对FDI形成的吸引力等新控制变量。结果表明,FDI对广东省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相较于其他影响因素,FDI技术溢出效应在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等行业中最显著,其中对资本密集型和重度污染行业产业发展的贡献显著高于其对整个行业贡献的平均水平,高技术行业中FDI的产值贡献明显高于低技术行业。     

贸易自由度、汇率水平与经济增长

笔者通过构建一个垄断竞争条件下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汇率水平与贸易自由度变化,对一国制造业份额、不同产业、进而对该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分析的结果显示,汇率水平与贸易自由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取决于自身变化,还取决于两者的组合关系;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两者变化的反应相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更加敏感。     

财政政策结构的就业效应分析与思考

西方的反失业财政理论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不同角度 ,分析了“非自愿性失业”的导因 ,并提出了刺激总需求或总供给 ,扩张就业规模的财政政策 ,为我们解决失业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政策选择。但是 ,该理论仅注重分析财政政策的总量影响 ,而忽略了对财政政策结构影响的研究。然而 ,在既定的财政政策条件下 ,财政政策的结构因素 ,如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两种不同的政府投资结构、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两种不同的减税结构、失业保障为主或就业保障为主两种不同的社会保障结构等 ,将对就业总量产生扩张或收缩的不同影响。因此 ,有必要从政策结构的角度 ,更深入地探讨财政政策的就业效应 ,为调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结构 ,提高其就业扩张效应提供政策思路。     

信息化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研究

空间集聚和信息化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特征.本文基于2003—2018年我国省级空间面板数据,探讨信息化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省级层面,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具有负向影响;考虑信息化的作用时,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情况下,信息化水平越高,则越有助于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不同密集型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要求并不相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效率提升有负向影响,而对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效率提升有正向影响.此外,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发展水平等也会对制造业效率产生正向影响.研究认为,以制造业效率提升为导向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应当权衡空间集聚与信息化趋势.     

产业集聚背景下制造业省内转移过程与机理

运用区域基尼系数与变异系数测度江苏省2001—2015年制造业集聚的状态及其演变特征,通过产业重心、区位熵与产值分别测度制造业重心、优势产地与主要产地及其省内转移的过程,且在此基础之上分析江苏省制造业省内转移的机理。研究发现：江苏省制造业集聚状态表现为先集聚后扩散的“倒U型”特征,在集聚与扩散阶段江苏省制造业重心分别在向南与向北转移;制造业优势产地变动较大,多数产业部门的优势产地由苏南转移到了苏北,但主要产地有着较强的“黏性”;制造业产业在集聚阶段的转移强度低于扩散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先于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经济转型、承接地经济发展水平、地理距离与政府政策是影响制造业省内转移的4个主要因素。     

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拥有丰裕且成本低廉的劳动力。改革开放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更是对国民经济的快速腾飞起到了良好的拉动作用。21世纪以来,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开始处于较低的集聚水平,尤其是2008年之后集聚水平急速下降,其中纺织服装类及相关产业的集聚状态相对较高,而饮食加工及其制造类行业与造纸及纸制品业的集聚程度偏低。根据面板数据计量分析得出,劳动力池、运输成本、地方保护与对外贸易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具有明显影响。为促进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良性发展,应促进地区间人口自由流动,密集铁路公路运输网络,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深入推进改革开放。     

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度测算及比较分析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法,采用直接消耗系数和直接分配系数构造产业融合度指标,从纵向角度测度和分析福建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水平。选择广东、浙江、江苏和山东4个沿海省份作为样本,与福建省进行产业融合度横向比较。研究发现:(1)福建省制造业与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水平相对较高,与现代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度相对较低;(2)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融合水平相对较高,与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融合水平相对较低;(3)从横向对比来看,福建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度在5个沿海省份中处于中下游水平。要进一步提升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水平,应当加快发展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劳动报酬上涨背景下的地区间产业转移研究

劳动成本快速上涨是不是引发产业转移的主要原因,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对中国制造业不同行业的劳动力成本在三大地带之间的优势比较和产业转移基本情况的分析发现,已经发生转移的主要是资源依赖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未发生相对转移。同时,大部分行业的劳动报酬涨幅和产业规模变动在地区间的分布不具有空间相关性,也就是说,劳动报酬上涨尚未成为我国产业转移的主要原因。     

生产要素分类法下行业工资差距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Stolper-Samuelson定理将十九大行业划分为四大产业，运用多种研究工具探究了产业间及产业内工资差距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产业间工资差距日益扩大，工资水平高者愈高；产业内工资差距最大的是资源密集型产业，但劳动密集型产业内工资差距呈扩大态势；行业工资差距与创新投入正相关，与人力资本呈倒“U”型关系，与固定资产投资呈“U”型关系，且行业经济规模存在调节效应；产业间工资差距受固定资产投资影响最大，然后依次是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资源、资本密集型产业内工资差距受三者影响最大，同时人力资本是对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内工资差距贡献度最高的变量，固定资产投资是对知识、资本密集型产业内工资差距贡献度最高的变量。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理论建模与机制检验

“双碳”目标背景下，数字化与绿色化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首先，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拓展了夏皮罗(Shapiro, 2018)提出的企业污染减排模型，区分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减排强度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其次，以2011—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准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证实了数字化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创新两条机制的存在性。再次，异质性研究发现，区域层面东、中部地区数字化抑制了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但在西部地区该抑制作用并不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对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减排的影响更深；进一步，绿色创新机制在东部地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群都显著存在，但生产率提升机制在分组回归中并未表现出来。研究结论为精准评估数字化的减排效应、统筹制定差异化的数字赋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政策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