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和短信时代引导大学生个性发展的策略

互联网和手机短信引起了大学生交往方式的深刻变化,对大学生个性发展具有积极效应,并带来了负面影响。高校应采取相应策略引导大学生个性发展,通过加强管理,从技术上把握网络和短信领域的主动权;重视校园网络建设,提高德育工作者的素养;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高虚拟交往的自控能力;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激励和熏陶作用,为大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精神保障。     

网络交往的二重性及其对策

网络交往已成为一种先进、快捷、高效的全新的交往方式。网络交往的积极效用和消极后果并存,开放性与松散性同在,隐私权与知情权相悖。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规范网络交往,提高网络交往主体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平,引导网络交往朝健康有序的方向迈进,从而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论社会交往与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交往中的物质交往、精神交往、政治交往、网络交往和两性交往的普遍发展将对人的全面发展理想目标的实现起重大促进作用.同时,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过程,在现阶段的实现目标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又必将推动社会交往的普遍发展.     

计算机网络问题的哲学断想——关于历史观的点滴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作为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正确反映,必须积极应对网络时代对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人的价值与人的全面发展、网络伦理等历史观重大问题的挑战,认真研究和探索它们提出的新问题,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     

论网络交往与现实交往的互动关系

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的交往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 ,网络交往从现实交往中分化出来 ,为现代人的交往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对话方式。我们在关注人们通过网络交往给现实交往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 ,也应重视网络交往对现实人际关系的良性作用 ,因势利导 ,使网络交往成为现实交往的一种补充 ,这样才能有效地引导人们正确对待网络时代人际交往方式的变化 ,有助于确立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     

网络交往自由时间与人的全面发展

人们以计算机网络为中介进行的交往活动构成一种新型的交往行为———网络交往。自由是网络交往的一个重要特征。网络交往自由时间是一种新的自由时间:一方面,彰显出很多与马克思主义自由时间不同的新内涵;另一方面,节约劳动时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本文通过对网络交往自由时间与马克思主义自由时间的比较研究,求证网络交往自由时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网络文化与社会交往

网络及网络文化的迅速发展对社会交往产生了重大影响,网络文化下的社会交往或虚拟交往,特别是指具有随机性、不确定性和个性化的精神交往已日益频繁。网络文化对社会交往有着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我们要努力克服其消极影响,抓住网络交往的本质、特点和动力机制,力求营造理性的社会交往环境,构筑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和交往模式,发展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和社会交往模式。     

网络交往——中介的革命

交往是人的认识的重要中介,人类交往方式的演变反映了交往中介的发展变化过程。网络极大地改变了人们交往实践的方式,网络交往是一种以实物中介向符号中介的转换,是中介的革命。网络开辟了虚拟的交往领域,使人的交往方式具有数字化意蕴。     

论网络交往的错时空交互性与人的自由

网络交往是基于网络虚拟现实等技术兴起的一种新的交往方式。网络交往的时间和空间具有不同于现实交往时的一些特殊性：在时间上表现为超现实性，具体表现为随时性、即时性与时间个性化管理等；在空间上表现为异域同场性。网络交往时间的超现实性和网络交往空间的异域同场性，形成网络交往的特定时空统一体，并呈现出错时空交互性特征。网络交往错时空交互性，是指人进行网络交往时能够在时间和空间非同步构成的统一体中相互交流、互动从而发生关系的特性。它大大提高了人的自由度，但也给人带来诸多不自由。应通过加强网络交往主体的自我意识教育，加快互联网等技术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以及网络交往自由的制度建设等，规制网络交往产生的不自由，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当代大学生网络交往初探

随着新兴媒体的日益崛起,以及高校信息化进程的加快,网络交往已经成为人们越来越离不开的一种生存和交往方式,大学生更是其中的主力军。因此,辩证地分析网络交往带来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对于推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搞好民办高校人事档案管理之我见

民办高校人事档案有其记实性、完整性、科学性、保密性、保存性的本质规定性和凭证、教育、警戒、认识等功能,但也存在机构缺位、信息空乏、素质不高、管理松散、利用不善等薄弱环节,这直接影响民办高校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领导到具体管理人员,都增强人本意识、参于意识、业务意识、服务意识、创新意识,并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做好每一项具体工作。     

“立德”与大学内涵式发展的多维解读

立德树人是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内涵式发展的灵魂内容与评价指标。在大学中如何促进立德,首先要对德的内涵有深入全面的理解与把握。文章认为,人类最高之德是对自然规律的了解与尊重,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最重要之德则是服务社会,报效国家。对于大学来说,这是最高原则。这二者是我国道家与儒家文化中博大精深的内容。同时,德必须与时俱进,联系时代发展而赋予新的内涵,因此,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当代"立德"中亟待丰富与强化的重要内容。     

完全学分制下学生教育管理体制模型构建

完全学分制实施选课制、弹性学制、强调个性发展 ,赋予了学生很大的自主权 ,它改变了传统的学生管理的工作基础 ,给传统的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完全学分制下的学生教育管理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 ,将工作重心由班级转向社区 ,构建完善的服务体系 ,充分发挥导师、党团组织、学生社团的作用。     

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法律规制——以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双重外部性为分析视角

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既引发数据安全风险等负外部性，也会带来分享经济价值实现等正外部性，"大数据悖论"现象揭示了双重外部性成因。基于"外部性内在化"原理赋予信息主体以个人信息权并赋予数据控制者以大数据财产权虽有助分别规制其双重外部性，但网络大数据背景下其双重外部性规制彼此交互影响而面临两难困境。法经济学关于"损害之相互性"理论证立了基于"风险导向理念"规制个人信息处理以破解其两难困境的经济逻辑。大数据产业发展有赖个人信息处理的"外部性外部化"而实现分享经济。法经济学关于"公地喜剧"理论证立了基于"外部性外部化"规制个人信息处理而满足大数据产业发展需要的经济逻辑。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处理的规制有赖从"压制型法"到兼及"回应型法"的理念转换，从"外部性内在化"兼及"外部性外部化"的机制并举，从数据资源权利配置兼及数字技术权力干预的措施协同，实现大数据产业创新与个人信息安全的有机平衡。     

论微博的社会问题与社会控制

微博在实现信息分享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诸如虚假信息泛滥、微博暴力、意见领袖负效应、微博综合症、微博炒作、微博犯罪、片面追求粉丝数量和影响国家安全等社会问题。为了确保微博空间的有序运行和良好生态,必须进行有效的适度社会控制：构建技术、法律和道德三位一体的控制体系,确保微博信息监管与言论自由的平衡;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充分发挥意见领袖和传统媒体的积极作用,营造良好微博舆论氛围;建立政府微博长效机制,在微博管理中疏堵结合,实施人性化管理;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逐步推行微博实名制;提高信息素养,预防信息崇拜,正确处理人与信息的关系。     

新农民工及其培训之浅见

新农民工群体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手,其正能量和推力巨大。有效的新农民工培训是个人与社会发展进步的现实需求与期待。良好的培训有利于新农民工的健康成长,新农民工素质的提高能增强制造业实力,促进企业、城市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契丹与突厥的关系及影响

契丹的兴起与突厥的关系较为密切,突厥强大并称霸东亚时,契丹族则依附之.中原王朝强大而突厥衰落之时,契丹族就叛离突厥依附于中原王朝.契丹对突厥时而依附时而叛离,这种关系对于契丹的发展既有利也有弊,虽然契丹依附于突厥被迫接受其统治,但在客观上增强了契丹民族凝聚力,同时契丹主动与中原王朝接触,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     

论数字化与劳动者保护

数字化问题是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对于身处数字化进程中的每个劳动者而言,数字化工作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个人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为劳动者提供倾斜性保护为根本宗旨的劳动法,在数字化进程中应当围绕数字化对劳动者所产生的或即将产生的不利影响,从数字化工作带来的工作模式和时空结构的根本性变革以及可能导致的对劳动者个人数据的滥用等问题出发,逐步推进并在立法上承认远程办公权、不回应权、不可及性权等新型权利,并强化对劳动者个人数据权的保护,实现劳动法的自我革新,最终为数字时代的劳动者权利保护提供及时可靠的法律支持。     

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价值与理据新论——基于大数据悖论的分析视角

为有效应对信息科技发展引致的个人信息保护和信息产业发展的矛盾冲突，必须创新优化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制度设计，肯定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同时又限制信息主体的排他性控制权，制衡"数据权力"以抑制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恣意和滥权，谋求信息时代人权保护以及为信息产业内置发展空间的"双赢"。基于大数据透明化悖论、权力悖论、身份悖论的视角，个人信息处理事实上同时存在正负效应双重外部性，这决定了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不能仅依赖"基于权利的方法"，还应直面大数据时代面临的认知和结构困境，并"基于风险的方法"对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进行路径重构。大数据悖论决定了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价值取向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其实质是要求在信息处理者秘密搜集处理信息与个人主张信息处理透明化、信息处理者的数据特权与个人对信息权利的"让渡"或"牺牲"、信息处理者识别个人身份与个人主张身份隐私保护等博弈关系中求得优解。为此，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价值既要定位于保护公民个人的人格尊严，保障数字时代人权，又要衡平信息有序流动、跨境交易以及信息产业发展中的各方利益。大数据悖论非但不应成为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政府信息治理权力、信息产业发展间"非零和博弈"的"共赢"目标之障碍，作为源流之诱因反而要求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价值不仅定位于救济信息主体遭受损害的权利和筑牢个人信息权利的边界，还在于制约公权力可能对个人信息的侵犯，对信息业者利用个人信息予以明确规范并提供"负面调整"的方向警示。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理据也因此不仅限于人权保护理论，还应从经济分析理论、危险控制理论、营业收益风险理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等多维视角进行深度审视，籍以考索个人。     

王士禛与明遗民交游事迹考论

王士禛主动接近遗民的准确时间是在顺治十五年后,多交遗民具体是在康熙元年以后,他与遗民交游既非毫无个人原则,亦非没有观念冲突 康熙四年任职京师后,王士禛主动结交遗民的态度不复存在,并对遗民生存方式和文学取向提出诸多批评.尤其是康熙帝的眷顾,构成他与遗民交游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分水岭 王士禛的神韵诗正是建立在对遗民诗的清理和反驳之上,并在与遗民诗的对立与交叉之中,逐渐成为诗坛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