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救助的几个基本问题——一种弱势群体权利保障机制的检讨与反思

行政救助在制度设计上,旨在规范行政权力对社会弱者的救助行为,体现对弱势者的权利保障。笔者从行政救助这一机能出发,对行政救助制度作出检讨与反思,提出行政法学上应重新确立行政救助概念,拓展救助内容及方式,并加强对行政救助当前命题的研究。     

构建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的思考

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有明显的缺陷,其主要原因是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中立法的空缺、体制的限制、权利意识的淡薄、非政府组织等社会支持系统发展不完善,完善农民工社会救助的制度、落实农民工权利保护的法律依据、加强农民工权利的行政保护力度、重塑农民工权利的司法救助机制、建立专门的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等是完善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的主要措施。     

社会福利视野下的发展型社会救助体系及社会福利行政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制度中最低层面的子系统,是以政府为主要责任主体的社会政策,其目标是保证被救助者的基本生活.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这一目标已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在社会福利视野下,必须对社会救助的目标进行必要的提升与定位,摒弃生存型救助,向高层面的发展型福利目标转变,即从单一维持基本生活的救助转变为多层级的发展型福利供给.发展型福利视野下的社会救助在内容、组织、手法、管理上都不同于传统的社会救助,在社会保障、社会工作及社会服务中都应该有相应的管理与实施行政.     

论我国救助管理制度的完善

我国救助管理制度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救助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亟须予以完善.完善我国的救助管理制度,应把握宪法的立法原意,提高制度的法律位阶,构建相应的司法审查,完善救助的具体制度,确立民政的代理地位,建立完备的保障体系,突出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明确各部门的相互配合,解决人员的安置困难,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     

论对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救助

在刑事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而又未能从犯罪人或其他渠道得到充分赔偿时,进行法律救助,有效保障刑事被害人权益,是目前社会所关注的焦点.本文就我国刑事被害人法律救助的法律缺陷和对被害人法律救助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刑事被害人法律救助最有效的途径是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并对建立国家补偿制度提出设想,希望能够在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救助制度的构建和立法上起到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     

农村五保供养变迁的制度嵌入性分析

运用新制度主义制度嵌入性的视角分析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变迁的机理和过程后认为,制度环境是影响、促进五保供养制度运作与变迁的主导性变量。具体而言,中国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政治与社会管理制度以及国家在农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上的价值取向是五保供养制度所嵌入的最重要的制度环境,这一制度环境也是影响五保制度变迁的最关键变量。随着五保供养所嵌入的制度环境的不断变迁,五保供养制度也实现了从社区救助向国家救助的历史性转变。     

刍议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运行与完善

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自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两个阶段的政策嬗变。21世纪以来,针对农村贫困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国务院先后出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医疗救助、农村"五保"供养等一系列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但其在运行中仍存在救助标准偏低、救助覆盖面不足、救助配套政策缺乏、救助资源整合不到位、救助管理服务不规范等问题。为提高农村社会救助水平和扩大农村社会救助范围,应从规范与整合救助项目、优化制度设计、增加资金来源、理顺管理体制、健全法律法规等方面完善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     

暴力恐怖事件的行政救助机制研究

政府对暴力恐怖事件中的受害人及其近亲属施以行政救助在实践中已经存在,但在现实中却缺少法制的考量:一来无明确的法律规范,欠缺法定的义务来源;二来无相应的具体制度和应急机制,无法保证救助行为的有效落实。面对现实与理想、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巨大反差,行政法学界有必要对我国暴力恐怖事件中的行政救助进行适当的质疑与反思:质疑其是否有存在之必要,反思其是否有改进之方法。如此,方能使法治理论契合现代社会发展之迫切需要,以突显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价值意义和实践精神。     

社会救助制度政府责任的正当性及其限度——基于伦理学视域的分析

社会救助制度关系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也就必然涉及到国家和政府的责任问题。国家和政府在社会救助制度中承担何种责任是一个复杂的现代性政治伦理问题。社会救助制度责任主体的历史变迁整体上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即个人责任阶段、过渡阶段和政府责任阶段。社会救助制度政府责任的正当性首先源于国家的公共性本质,其次源于现代社会分配正义的价值诉求。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伦理张力,社会救助制度责任主体的多元性,以及社会救助制度的道德风险决定了社会救助制度政府责任的限度。     

救助管理制度的实践与社会反响——以浙江省三个地市为例

对浙江三个地市的实地调查显示,救助管理制度得到了普遍实行,成效初显,且外部溢出效应明显,但政策绩效并不理想,制度实施背后所凸显的理念矛盾仍然尖锐,基层的执政理念与现实行政逻辑都存在问题.总体来看,政府虽在舆论压力下实现了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的制度转变,开始表现出对流动人口公民权利的承认与尊重,并认可国家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义务,但从实际工作者的话语表达与实际行动来看,“公民权利至上”抑或“秩序压倒一切”的理念冲突依然突出,救助管理背后的行政逻辑依然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与保持城市对外来人口享受社会福祉的惯常排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