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中义“忧生诗学”研究的方法理路及反思

夏中义站在人本立场,用发生学的研究方法为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建立了"忧生诗学"的体系。在本体论层面,他以"忧生诗学"贯穿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在方法论层面,他既吸收了影响研究的合理内核,又将其上升到发生学研究的层面,分析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思想的深层次原因。这种研究理路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把王国维对叔本华的接受视为被动消极接受的弊端。其实,王国维的思想一直纠结在"忧世"和"忧生"之间,到最后终于向二者告别。仅用"忧生诗学"概括王国维的文学批评不能说明其诗学思想的变化和发展。     

狩野直喜与中国戏曲研究

狩野直喜作为京都学派的创建者之一声名远播，其与中国戏曲尤其元曲结缘亦深。狩野直喜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从事戏曲研究，用实证之法考查元曲呈现出了京都学派的特点；他的审美趣味和方法，与王国维多有相通之处；他对中国戏曲的兴趣和研究方法影响了他的学生，从而为此后若干年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国维与梁启超

王国维与梁启超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大师级的人物,他们分别以现代形态的史学研究和史学理论,建构了新史学的学科观念和学科体系.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与王国维颇多学理上的趋同.两位学者都与政治有一定的关系,梁肩超追求政治生涯的辉煌,王国维则怡然自得于学者的本分.王国维去世后,梁启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大力推举王国维的人品和学问,并初步从学理上总结其治学特点,强化了王国维的大师地位.两位大师的杰出学术成就及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构成了20世纪学术史的重要篇章.     

康德与王国维美学之道德走向

王国维受叔本华影响很深刻,这无人敢轻易否认。但在理智上,王国维在为学和为人两方面,都告别了叔本华,并转入对康德的研究。叔本华是王国维通往康德的桥梁。王国维的道德感,随着年岁的增长,变得很强烈。道德高于知识,道德是社会长治久安之道。彰显道德的价值,这是王国维化合周孔和康德思想的结果。康德构成了王国维美学道德走向的推动力量。     

从王国维的思想看王国维之自沉

为探讨王国维自沉之谜，运用文献研究方法分析了王国维的人生观念、生活经历以及时代背景。王国维自沉之原因在于：王国维认为天才越大，痛苦就越大，他的人生态度是悲观的，而对尘世的热情进一步导致了他异于常人的敏锐感受和强烈痛苦；他恪守着忠与义的人生信念，而家庭成员的过多离去使得他对死亡不再恐惧；时世的混乱与多变使得敏锐而忠义的王国维悲哀而无奈，他要保留自己的忠义与信念，更不愿意让别人侮辱他的忠义与信念，于是他选择了离去。     

"误读"还是被"误读"——《红楼梦评论》新解

用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的模式解读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结论有明显的平面化倾向。而在文化阐释的视角中可以发现,王国维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灵活运用了各自的相关因子构建了自己的体验和解读,王国维照搬叔本华哲学观点的得出是重视文字文本、轻视文化文本的结果。     

王国维与泡尔生

文章探讨了王国维早期思想发展与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riedrichPaulsen)的联系,分析了泡尔生在哲学观和有机论的历史观两方面对王国维早期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并揭示了在王国维接受和疏离叔本华哲学的过程中泡尔生所起的中介作用。     

王国维实证考据学风形成源流新解

王国维关于"中国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者"的论述,关于"取异民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材料互相参证"的方法,是其"二重证据法"的基本观点.这一观点的形成得益于他与日本学者密切的学术交往.通过藤田丰八在东文学社的指导和启发,王国维比较深入的了解到欧美等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西方科学实证的思想、精神同时浸润到他的思想之中.而与内藤湖南、狩野直喜、林泰辅等人在甲骨文及其延伸的相关研究中的学术交流与互动,最终促成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共同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

郭沫若承认自己在翻译米海里司著作中受到影响,还明言在研究中国古史上受益于王国维。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是中国本土金石学的遗产。郭沫若受自米海里司的影响主要是观念性的,而来自王国维的影响则是具体的甲骨金石释文和技术方法。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共同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或者说郭沫若研究中国古史的路数是中西学术共同影响的结果。     

王国维、郑振铎、王季思的学术传承与创新——20世纪关汉卿研究百年史的个案考察

王国维、郑振铎和王季思学术活动后先相继，从现代戏剧学理念的确立，到戏曲史学的系统实证研究，再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实践，学术研究不断推进，研究方法也随时代演变而变化，形成了百年戏曲研究学术史不断传承与创新的完整历程，他们对关汉卿的研究，就是对这个过程具体而微的展示。关汉卿研究是戏曲史研究的一个局部和侧面，由此考察与探究百年学术历程变迁，有助于戏曲史研究的继续创新与深入。     

论王国维对悲剧人生的解脱

在现代化的潮流中,王国维是一个非常独特却又异常重要的存在,他异于时人的社会改造,却由个体生命体验走向纯粹学术、纯粹哲学,远离时代硝烟而自成博大精深。王国维独特的学术成就与他的悲剧人生及他对悲剧人生的异常敏感的体验分不开,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是后者的延伸：纯粹学术的追求是王国维企图解脱悲剧人生的结果。叔本华和老庄等人的哲学成为观照其悲剧人生的思想工具。     

辛亥革命以前王国维论哲学及人文学的分科

1898年到1907年是王国维专攻哲学的时期。其时他认为哲学是出于人的精神的内在需要,具有其内在的价值,并强调哲学是人文教育的根本。针对清政府于1902年、1904年分别颁布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中提出了他的大学人文学分科方案。这一方案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哲学来代替经学的地位,其背后隐含的是以哲学代替宗教的思想。1907年,王国维宣布放弃哲学研究。后人常常根据他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自述,认为他是出于情感和兴趣上的原因而放弃了哲学,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他对科学的认同使他无法再相信他原本就喜欢的形而上学。而这也是他转向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科学的方法可以充分运用于史学,且史学也是接引古典教化传统的一种方式。他写于1911年的《国学丛刊序》实质上就是为可以充分运用科学方法的史学张目。1912年,王国维在日本以烧毁《静庵文集》的激烈行为明志,从此明确走上了以史学接引古典教化传统的道路。     

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学科的建构

王国维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学科建构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通过对于康德和叔本华哲学的介绍,他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认为哲学是追求真理的学问。他还对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进行了分析,并试图根据西方哲学的范式来整理中国哲学的资料,从而对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大影响。     

王国维：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潜在先驱

新诗的哲学精神不同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而表现为对超越现世的另一个世界的追问,对宇宙真理的追问。其先驱者是王国维。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以严格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诗歌与哲学一样,都是真理表现的手段。王国维的诗学思想虽出现在白话新诗产生之前,但它表现的是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广义地讲也应属于“新诗”。新诗的哲学精神一直按王国维指引的方向前进。新诗精神的探讨虽然从“诗界革命”、《摩罗诗力说》等开始了,但王国维的思想提出得最早,是纯粹的哲学立场,更明确、更彻底、更系统。虽然其诗学观念至今少有人注意,但他事实上已构成新诗哲学精神的先驱,一位潜在的先驱。     

论康德哲学对王国维治学中精神取向的影响

考察康德哲学对王国维思想的影响,揭示王国维思想中呈现出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内在紧张和冲突,以求了解和把握王国维学术研究中的精神取向与价值追求.     

论王国维《人间词》的多维文化背景

王国维的《人间词》是他的《人间词话》美学理论核心“境界说”在艺术创作中的成功实践。在“境界说”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佛教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叔本华、尼采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王国维的创作和学术研究。准确把握源自多方面的学术文化背景对王国维的影响,不仅可以观察到一代国学大师思想的开放性、兼容性,而且可以更科学地评价他在中国思想史、美学史、文学史以及哲学史上的地位。     

留欧学人李思纯及其《金陵日记》

李思纯1919年留学欧洲,1923归国,时或为官,然主要从教高校。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众多著名学者和文化名人过从密切,是当时学人圈中的活跃人物和知名学者。但因李氏辞世较早,其名鲜为当代学界所知。李氏在1946年赴南京出席"制宪国大"期间写下了一部记事甚详的《金陵日记》。手稿为李氏家人珍藏了半个多世纪未为人知。其中涉及众多人物与事件,尤其是对"国大"细节,李氏政治态度,生活情境反映真切,呈现出一个颇具多样性的历史"世界"。     

中国近代学术思想转型及其历史境遇——以王国维的戏曲研究为例

本文以王国维的戏曲研究（1895－1913）为例,讨论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历史境遇性问题。文章的枢纽是王国维1913年为自己的《宋元戏曲史》所作的判语：“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这句话后来被普遍认为标志了中国戏曲研究新阶段的开端,即所谓戏曲研究的现代化转型的开端。本文围绕着此言之所出的相关历史过程,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一节讨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术机制变化之一端：报刊出版对学术思想与交流的日益显著的影响。对这个机制的考虑,有助于我们理解王国维戏曲观的前后变化。同时,王国维本人对当时学术景观的变化也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述。第二节即就此展开论述,并重点阐发王国维早期学术思想中的“世界学术”观。第三节讨论京都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王国维戏曲研究的进展及其戏曲研究的权威性的形成,认为：在王国维不断地尝试在新的学术交流条件下与世界进行对话、并致力于一种“世界学术”的建设时,他在1910年代的遭遇却说明,域外的学术界却在寻找一种中国本土的声音和学术权威。而这种寻找,成为对他的戏曲研究进行学术定位的关键。     

王国维的术语学思想

术语是王国维学术大厦的基本建筑材料。王国维术语学思想,吉光片羽,弥足珍贵。王国维指出,理性是构造概念之能力,概念是科学上之所表者,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王国维对于概念、理性、＂学语＂的重视以及关于日本汉文术语的借用等学术思想给当今学界以诸多启示。     

《红楼梦》的最高评价:“宇宙之大著述”──评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本文针对当前红学研究中不少人误入歧途的现状，重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深入地讨论了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高度肯定了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第一次用文学、美学和哲学的观点系统地研究《红楼梦》的态度、方法和方向，并着重指出，王国维从文学、美学的视角切入，排除掉种种“红外线”式的谬误，抓住了它的根本性特征，在今天来说，依然是高屋建瓴、胜人一筹的。